在男人們呼喊著“毛髮肌膚受之於父母”,而不肯傷及自己一根毫毛的時候,卻被一種近乎變態的性心理驅使著,口耳相傳著女人小腳的千般妙處。“瘦欲無形,看越生憐惜”、“三寸金蓮”、“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摩撫”。更有人將兩隻嚴重變形了的小腳中部所形成的塌陷形容為“兩輪彎月”,實在是處心積慮到極點了。大儒吳承恩在《西遊記》裡把本是男身的觀音菩薩化為美麗的女子,而且是小足觀音:“玉環穿繡扣,金蓮足下深。”,可見明朝的風氣對小足是何等著魔!明朝時期男子擇偶第一標準就是看女人的腳是否夠小,男子嫖妓也多玩妓女的一雙纖足,因此被戲稱為逐臭之夫。
更有甚者,清朝有個叫方絢的,自稱“評花御史”,又稱“香蓮博士”。對古代女子纏足一事從諸多角度和方位予以分題描繪,可以說是關於中國女子小足的“專著”。同時,它也反映了封建文人和士大夫們對女子“香蓮”充滿豐富聯想意會和封建歷史積累的“審美欣賞”、“審美感受”及“審美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品藻》亦可謂是一部“香蓮美學”之作。如此書中《香蓮五觀》一節說: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蓮有術,必觀其步。然小人閒居工於著,操此五術,攻其無備,乃得別戴偽體,畢露端倪。臨風;踏梯;下階;上轎;過橋。什麼意思呢?方大博士說:觀察大海有術的人,必觀察其波濤;觀察香蓮有術的人,必觀察其步姿。然而小人家居無事,只會掩蓋其壞處而顯示其好處。如果操此五術,攻其不備,就可“取真去偽”,使其端倪畢露。“五術”分別為:臨風之步;踏梯子之步;下臺階之步;上轎之步;過橋之步。這可以說是體現他作為“評花御史”和“香蓮博士”水平的一段文字,是教給眾人在什麼時機看女人的小腳可以看到“畢露端倪”的真貨。細想來,這“五術”原本是人的腳最無處躲藏的地方,方絢對生活觀察之細緻,用心之良苦,非常人所能及。
他在書中把女人小腳按照品相高下做了比較細緻的分類:曰“四照蓮”(端端正正,瘦瘦削削,在三四寸之間者);曰“錦邊蓮”(苗苗條條,整整齊齊,四寸以上,五寸以下的小腳也);曰“衩頭蓮”(瘦削而更修長的小腳,所謂竹筍式者);曰“單葉蓮”(瘦長而彎彎的小腳也);曰“佛頭蓮”(腳背豐滿隆起,如佛頭挽髻,所謂菱角式者,即江南所稱之鵝頭腳);曰“穿心蓮”(穿裡高底鞋者);曰“碧臺蓮”(穿外高底鞋者);曰“並頭蓮”(走起路來八字的小腳);曰“並蒂蓮”(大拇趾翹起來的小腳);曰“倒垂蓮”(鞋跟往後倒的小腳);曰“朝日蓮”(用後跟走路的小腳);曰“分香蓮”(兩條腿往外拐的小腳);曰“同心蓮”(兩條腿往裡拐的小腳);曰“合影蓮”(走起路來歪歪斜斜的小腳);曰“纏枝蓮”(走起路來成一條線的小腳);曰“千葉蓮”(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腳);曰“玉井蓮”(跟船一樣的小腳);曰“西番蓮”(半路出家之蓮,或根本沒纏過的小腳)。
如果說前面所說的“五術”是一種了不起的發現,那麼,這“香蓮十八名”則稱得上是偉大的發明了,同時也將小腳文學的成就推向了最高峰。
而嚴重跟風的女性們為了這“兩朵金蓮”所暗含的審美趣味則付出了自由的代價。受人尊重的朱熹朱老爺子極力倡導纏足,認為這是天下大治的基礎,因為女人纏了足,便可做到男女隔離、“授受不親”、“靜處深閨”。是啊,連走路都走不穩了,女人豈不就十分“老實”了?然而,正如《夜雨秋燈錄》所稱:“人間最慘的事,莫如女子纏足聲,主之督婢,鴇之叱雛,慘尤甚焉。”這種痛苦,又有誰去“生憐惜”?曾在中國生活了多年的英國傳教士阿綺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用女性的細膩記錄下了纏足的中國女孩的悲慘童年——“在這束腳的三年裡,中國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慘的。她們沒有歡笑,……可憐啊!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們自己還高的柺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著,悲傷地哭泣。她們的眼睛下面有幾道深深的黑線,臉龐上有一種特別奇怪的只有與束腳聯絡起來才能看到的慘白。她們的母親通常在床邊放著一根長竹竿,用這根竹竿幫助站立起來,並用來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煩惱的女兒……女兒得到的惟一解脫要麼吸食鴉片,要麼把雙腳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迴圈。中國女孩在束腳的過程中簡直是九死一生。然而更為殘酷的是……一些女嬰由於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腳的傷放足之艱難。
英明的康熙大帝曾經詔禁漢人裹腳,違者拿其父母問罪。有個大員上奏說:“奏為臣妻先放大腳事”,一時傳為笑柄(見《菽園贅談》),可見纏足“魅力”之強大。儘管雷厲風行,收效卻不大,到康熙七年,大臣王熙上奏請求解除禁令獲准,於是民間足之風又大盛,影響到滿族女子也紛紛起而裹足。乾隆又多次降旨嚴禁,乾隆的禁令只煞住滿族女子的裹足之風,漢族民間女子依然裹足如故。近代改革家康有為寫了一篇《戒纏足會檄》,希望家鄉人放棄纏足陋習,並下決心不給自己的女兒纏足。這一舉措使康有為在家鄉受到很大排擠。
英國傳教士立德夫人在20世紀初的中國南方發動了“天足運動”,併成立了“天足會”。在漢口的維多利亞劇院,商會會長親自安排座位,讓政府官員都來聽立德夫人的講演。她的聽眾穿著官服,帶著隨從,端著很大的架子。他們感到,由一個女人來和他們討論一箇中國人敏感的話題——女人的腳,是不可思議的。官員的威懾力嚇得她的翻譯臨陣怯場。幸好一位中文講得極好的傳教士趕來救場,立德夫人的講演才得以進行。立德夫人還藉助權威,她讓人把張之洞反對纏足的語錄用紅紙寫了貼在會場裡,很起作用。她認為張之洞是中國最有學問的總督。在漢陽,她在宣傳集會上,讓放了足的婦女們站起來,她們當著大家的面笑著站了起來,立德夫人便感到她的湖北之行成功了。
她幾乎走遍了中國南方,去了武昌、漢陽、廣東和香港,又去了澳門、汕頭、廈門、福州、杭州和蘇州。這對於一個外國婦女來說,的確需要極大的勇氣。她說,“如果你還記得小時候第一次踏進冰冷的海水時的感覺,那麼你就能體會到我現在動身去中國南方宣傳反對裹足時的心情。對那裡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國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風俗之一。”但是她還是一腳踏進了冰窟。纏足這種折磨中國婦女一生的野蠻習俗給她很深的刺激。她得到了回報,許多男人和女人當場捐款參加天足會,表示自己不纏足,也要勸別的女子不再纏足。當然,中國婦女不纏足並非因了立德夫人一人之力,但作為“帝國主義”那裡來的人,她能夠這樣做,是值得稱道的。這一行為甚至直接影響了慈禧太后,慈禧“新政”中的最初幾項改革,就包括在1902年2月1日釋出諭令,說官員可以勸止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