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聯結著中國近代戰史上絕大部分軍功顯赫的名字，除國民黨軍中的3000多員將領外，也為共產黨培養了53位將軍。這所在因陋就簡的條件下建成的軍事學府，與美國西點軍校、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俄羅斯伏龍芝軍事學院一起，並稱“世界四大軍校”。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初開之時，一班年輕軍官冒著炮火聚集在上海江灣某隱蔽所，站在臺前訓示的，正是被委任為淞滬警備司令的前黃埔總教官張治中。
張治中的話在年輕人頭腦中嗡響，不亞於日軍炮火的一次次叩擊。他說：“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到後方擴軍，大家升官，我升集團軍總司令，你們營長升團長，團長升師長，師長升軍長;另一條是到前方作戰犧牲。兩條路走哪一條，請各位自決!”
9月，黃埔系大佬級人物胡宗南受命率蔣介石最依侍的第三十四集團軍馳援淞滬戰場，在楊行初接敵，即展開血戰。
胡宗南率部白天隱蔽在竹林村莊，任敵機投彈掃射，不輕易出擊，如此“守多攻少，反可持久”，硬是死守陣地逾一週。直到戰區副司令顧祝同接通第一軍軍部電話，告胡宗南當晚派部接防時，他才吭氣：“再不換防，明天我也要拔槍上火線頂替了。”
淞滬抗戰功虧一簣，全國各地的部隊蜂擁在撤出上海的道路上，相互擠踏，狼狽不堪。胡宗南實在看不過去，於11月20日致函密友戴笠(黃埔六期)：“弟刻又在無錫進入陣地，此前前方撤退各軍，秩序紀律毫無……黃埔部隊多已打完，無人支撐，其餘當然望風而潰。第二期革命已失敗，吾人必須努力，培養第三期革命幹部，來完成未來之使命也。”
“無堅守陣地之羈絆，反覺海闊天空”
武漢失陷後，蔣介石在南嶽主持召開了有第三、九戰區各部隊指揮人員參加的“第一次南嶽會議”，這抗戰以來首度召開的軍事檢討會，陣容相當整齊，每位與會代表均按號次入座，並佩掛識別證。
會上，蔣介石首次提出了把中日戰爭劃分為第一、第二兩個時期的理論，宣佈中國抗戰轉入戰略防禦階段，“以時間換取空間”以期取得最後的勝利。這一戰略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曾擔任黃埔軍校軍事顧問團長德國將軍塞克特的影響，其在1938年5月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前，就得出了“只有時間才能救中國”的結論。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此後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把“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方控制區之擾襲”列入了指導方針，明確了將“三分之一的部隊留在敵後作游擊戰”的佈置。
故而在華北、東南沿海淪陷地區，不僅活躍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更盤踞著大量遊擊化的國民黨正規軍。黃埔一期生李默庵後來被譽為“國軍中的游擊戰幹才”，在晉南多次發動對日軍馬車站、運輸隊的擾襲，予敵以重創，由14軍軍長升任33軍團軍團長。
1937年9至11月間發動的忻口會戰，以黃埔四期學員林彪指揮的“平型關大捷”最為耳熟能詳。彼時參戰的部隊主力實系李默庵的14軍，在其所鎮守的左翼戰場上，中國軍隊以散兵戰壕阻擊對戰日軍之坦克。晚年的李默庵曾回憶：“對中國守軍威脅最大的是坦克車，第10師28旅57團的一個連，遭敵坦克攻擊，橫碾該連的臨時戰壕。官兵被碾埋一半，無一退避。”
在這場殲敵兩萬餘人的大戰中，中國軍隊付出了兩倍於敵方傷亡的代價。給這批黃埔系軍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軍訓練精良，射擊準確，其戰術法則，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硬碰硬之下難為對手，李默庵所部此後留在中條山區，開始了對敵游擊戰。
李默庵與中共軍隊合作無隙，收穫了“土嶺大捷”等一系列游擊戰成功戰例。李默庵的部將、黃埔三期的石覺曾在作戰總結中寫道：“我各級官兵，對於敵後之遊擊戰術，較抗戰初期——晉西蒲縣遊擊時，大有進步。無堅守陣地之羈絆，反覺海闊天空。”
“中國軍隊有能力獨自發動攻勢”
隨著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形成和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扭轉，中國軍隊開始了大規模主動出擊，精銳部隊則被推向了國門以外的滇緬戰場，這支部隊吸收了大量知識青年入伍，當時的國人“為百年來首次出境作戰”而鼓舞。
第一次遠征緬甸的統帥杜聿明是黃埔一期出身，但比起胡宗南等同期老大哥，他因與頂頭上司關麟徵(黃埔一期)相處不睦，而在黃埔系中一度處於邊緣狀態。但是，他當年賭氣之下隨徐庭瑤去建立的“快速機械部隊”，到了上世紀40年代卻已然上升為國軍中的精銳。
事實上，早在臺兒莊戰役時，杜聿明就曾率所部馳援過外圍戰鬥，但因蘇聯支援的戰車(5噸級炮戰車87輛)與從義大利購買的戰車(3噸級槍戰車200輛)尚未運到，可供他實際調配的僅一個戰防炮團，中國戰場上的“裝甲大戰”終未發生，但日軍在臺兒莊拋下的幾具戰車殘骸，亦打破了此前的作戰常態，“日軍未有遺裝備予敵的陳跡，因彈盡油絕，而棄車戰場，足見其潰退之狼狽。”
擔任史迪威聯絡參謀的王楚英，初見杜聿明，即留下了這般印象，“看起來好像不像一個將軍，沒什麼大的威嚴，像個教書先生一樣，講話慢條斯理，分析問題很中肯。”
杜聿明和未來的上司的初次見面，即給史迪威留下了良好觀感。他一走進作戰室，發現牆上掛有二十萬分之一和百萬分之一的緬甸全圖，系英軍於1941年航測而制，十分詳細新穎，頓時眼睛為之一亮。還未落座，他就轉身對史迪威發難：“地圖對戰地指揮官何等重要!我們軍中卻還在用30年代中期英軍測制的老圖，這種過了時的軍用地形圖早就應當銷燬了，豈能發給作戰部隊使用?”
不想，史迪威非但不尷尬，立時迎面握住他的手，主動歷數起此前杜聿明在古北口與崑崙關作戰中樹立的聲威。杜聿明的實幹作風讓史迪威一改輕視國軍將領而不假辭色的常態。
此後的作戰中，杜聿明敢於放言“能以一師兵力抵擋日軍一師團(相當於兩師兵力)”，頗得性喜“攻勢作戰”的盟軍指揮部讚賞。直至制定曼德勒會戰計劃時，盟軍參戰各方的戰略目標分歧，導致杜聿明當場與指揮過諾曼底撤退的英軍名將亞歷山大翻臉，“貴軍既然決心放棄現陣地，繼續撤退，那就請你們自便吧!中國軍隊有能力獨自發動攻勢。”
結果到了戰場上，英國人臨陣退卻，致使杜聿明手下戴安瀾之二百師雖在同古作戰英勇，但幾遭覆滅之災;廖耀湘之新22師在曼德勒以東孤軍難支。1942年5月26日，戴安瀾殞命緬北之日，與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血灑太行，只隔了一天。而與左權同為黃埔一期的共產黨將領徐向前與陳賡，在1949年建制之後，分別被授予元帥和大將之銜。
兩位黃埔高材生飲恨疆場，也是抗戰中犧牲的數以十萬計的黃埔師生縮影。據日本投降後的統計資料顯示，黃埔畢業生在戰後倖存者僅11000多人，相比抗戰期間入校受訓的20萬學生，“黃埔系”在抗戰中的犧牲率高達95%。
1945年末，杜聿明部被從滇緬調往東北戰場，可謂二戰末期最遠端的跨緯度軍事轉運。此時他要面對的對手，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在抗戰中閃亮登場，此後卻幾乎被外界遺忘的師弟——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