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教授
中醫為什麼要有科學依據？
田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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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關於中醫的話題頻現傳媒，有斥之偽科學者，有譽之為中華瑰寶者。又有老中醫以絕食表演賺取眼球，事後被某家帶有科技字號的報紙評為2004年十大科技騙局之首，隨後被老中醫訴諸公堂。近聞老中醫初審勝訴，網上網下又是一番吵鬧。彷彿回到民國初年中醫存廢之爭的時候。想起幾年前，在一個飯桌之上，一位年輕的女士義正辭嚴地問：“中醫有什麼科學依據嗎？”
問話者氣貫全身，雙目炯炯，彷彿使出了必殺技，一道寒光呼嘯而來，我只好謙虛地反問：“您說中醫有沒有科學依據，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中醫有科學依據嗎？這是一個只有在科學主義意識形態下才會出現的問題。然而，這個聽起來很科學很有勁的反問句其實充滿了歧義。在我們長久以來的大眾語境中，科學是一個大詞，一個代表著絕對正確，代表著最高價值判斷的大詞，簡而言之，總而言之，就是那個超越了文化差異、地域差異、民族差異的冥冥中的尺度——冥尺。什麼東西只要符合了科學，就獲得了當然的正義性；而一旦被斥為非科學、偽科學，一下子就失去了立腳的地方。勉勉強強苟延殘喘的，也不好意思出門見人，只好披上科學的外衣——於是就真的成了偽科學了：）然而，如果你要細究：難道科學就絕對正確嗎？那些堅持要問中醫有無科學依據的人士馬上又會說：“我從來沒有說過科學是萬能的”、“我從來沒有說過科學是絕對正確的”，甚至有人還可能引用一下波普爾，說：“科學是可以證偽的，可以證偽的才是科學。”當然，他們也會打個補釘：“但是沒有科學是萬萬不能的”，“雖然科學不是萬能的，但它是迄今為止最能的”。他們中的某人還可能會整出一句不知從哪兒弄來的警句：“而且科學具有自我糾錯功能。”看似理所當然，其實不 知所云。我姥姥家的狗狗還具有自我糾錯功能呢。好比一個鄉里選舉，有個壯漢上來說：“大家選我吧，因為我力氣最大，所以我一貫正確，就算不是一貫正確，也是最正確的。而且，我還有自我糾錯功能。”如果有人追問，“為什麼你能自我糾錯呀？”他就會說：“因為我們家裡的人個個自私，每個人都憋著勁兒找別人的錯，打別人的假，所以就沒有人敢犯錯，沒有人敢造假，就算有人犯了錯，造了假，馬上就會被人找出來，不就糾錯了？”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反正得你們家人說了算才行。
“中醫的科學依據”，這個片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怎麼樣才算是有科學依據呢？
在我們的大眾話語中，科學常常是作形容詞用的，一個“科學的”東東，就相當於“正確的”、“高明的”、“有效的”、“經過了證實的”東東。先不管最後一個詞與波普爾的矛盾，照此理解，中醫要有科學依據==中醫要有正確的、高明的、有效的、經過證實的證據。然而，什麼是正確的、高明的、有效的、經過證實的證據呢？在表演絕食的那位老中醫看來，他閱讀過的古籍，他自己的行醫經歷，乃至於他的絕食，都已經構成了正、高、有、證的證據，都是“科學的”證據。而在他的反對者看來，這些東西連“證據”都不算，更不是“科學”。這樣打起來肯定是一場糊塗仗。好比小孩子罵仗，都跳著腳喊我是好人，你是壞人，鬧到最後，力氣大的把力氣小的打得不敢說話，或者說不出話，就可以單方面宣佈勝利了。力氣小的頂多是小聲嘀咕一下：“可是地球還在轉動。”
王朔的《頑主》裡有這樣一個情節，馬青當街高喊：“誰敢惹我？”來了一個大漢，說：“我敢惹你！”馬青大汗，馬上喊：“那誰敢惹咱們倆兒？”在科學強大的話語地位之下，大家都紛紛地把自己歸到科學旗下，已經不知道有多少人說：“中醫是科學！”把那些眼睛裡揉不得中醫的科學警察弄得血絲滿瞳。我也常常好心地勸告那些想要拉科學大旗做皮的中醫範斯：“你幹嘛非得跟人家參乎，不是科學就不是科學唄？”可是他們不幹，掉頭就跟我急了：“就是，就是！”這仗打得別提有多糊塗了。
說到這兒，估計早有人坐不住了：“不要攪渾水！我們說中醫要有科學依據，不是你說的那個抽象的東西！”好，那我們就來點兒具體的。具體的嘛，無非就是說：中醫的理論與來自西方的解剖學、生理學不能對接，比如中醫的經絡至今找不到解剖學的證據；中醫的藥方沒有經過雙盲實驗；很多中藥的有效成分至今寫不出分子式；中藥藥理不能用來自西方的藥理學予以解釋……肯定我列得還不全，反正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吧。這時，我要做恍然大悟狀：“噢，原來你問中醫有沒有科學依據，其實是要問：中醫有沒有西醫的依據！”
那我就要反問了：“中醫為什麼要有西醫的依據呢？”
而且我還要問：“你那個西醫，它有中醫的依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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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科學乃是分科之學，科學是具體的，你可以相信存在一種抽象的、整體的、絕對的、冥尺般的科學，但是在討論具體問題的時候，如果不能落實到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解剖學、神經解剖學、植物神經解剖學……之類的學科上，是否有科學依據之爭就會蛻變成何為科學之爭，而歸根結底是話語權之爭。然而，即使我們把科學具體到解剖之學、生理之學上來，仍然是一場話語權之爭。憑什麼中醫要有西醫依據，而西醫天然地就不需要中醫的依據呢？比如你那個阿司匹林，有中醫的藥理依據嗎？
中醫為什麼要有西醫的依據？因為西醫是科學，而中醫不是？因為中醫不是西醫，所以中醫不是科學？然而，既然中醫不是科學，為什麼要求中醫具有科學依據呢？——圖窮匕現，如果中醫不是科學，中醫就不具備合理性！這話等於：如果中醫不是西醫，中醫就該滅亡！——這不擺明了是欺負人嘛！
話說到這兒，又會有人跳出來，說：“不要攪渾水！根本不存在中醫西醫之爭，而是中醫與現代醫學之爭！”這種推理大概是這樣的：正如現在已經沒有中國天文學和葡萄牙天文學之別，只有中國古代天學與現代天文學之別，不但中國古代天學要讓位於現代天文學，印度古代天學、莫三比克古代天學等所有古代天學都要讓位於現代天文學。時代在進步，科學在發展，現代醫學是沒有國界之別的，它是代表現在，代表未來——代表進步的。什麼藏醫、蒙醫、印度醫，都必須讓位於現代醫。
這種話我還學得還真是不大像，總而言之，這個所謂的現代之學，所謂的未來之學，也是一個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一個絕對的東東——那就是個冥尺呀！比如有位鄭軍先生寫了一篇文章，說科學不是西學，而是現代學，是世界學。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我認識一位寫科幻小說的鄭軍，有一本我的朋友們還曾相互推薦過，如果他們是同一個人的話，我真是有點兒意外。——從他的小說可看不出他有這麼糊塗啊！一來，這完全無視科學本身源自古希臘的具體歷史；二來，如果真有這麼一個代表現代、代表世界、代表世界未來的冥尺一般的東東，憑什麼它就應該是來自西方的“這個科學”呢？人家朱清時還說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呢，為什麼我大清我大唐我大漢的“那個科學”——那個中醫所基於的陰陽五行之類的東東就不能代表未來呢？——於是又進入了話語權之爭的邏輯迴圈。
當然，鄭軍的世界說並非空穴來風，在其更大的語境之中隱含著某種話語策略的意味。不管怎麼說，放棄自己的東西，接受別人的東西，多少有點投降的意思，感情上有點兒過不去。但是，如果我們接受的不是別人的東西，而是某種代表未來的全球一統的東西，不但我們要接受，全世界人民都要接受，那就不是投降，而是迎接光明，走向進步了！比如我們把kilometer翻譯成“公里”，而不是“西里”；把kilogram翻譯成“公斤”，而不是“西斤”；再比如我們現在把格里高利曆說成是“公曆”，而不是最初的“西曆”。說科學不是西學，而是現代學、未來學、世界學，大概隱含著同樣的意思。然而，你說科學是“公學”，有什麼“科學依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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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經常琢磨這個問題，我們在判斷一個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時候，為什麼一定要有“科學的依據”？科學依據是否是唯一的依據？在科學依據之外，我們是否還有別的“依據”？比如我們是否可以強調“經驗的依據”或者“歷史的依據”？在科學的依據與其它依據發生衝突的時候，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科學的依據？在一種方法獲得科學的依據之前，是不是應該先把它廢掉？人們的生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學的？
實際上，在我們絕大多數的日常生活中，科學的重要性是很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些事情的發生都不需要了解科學在先。你能否騎好腳踏車，並不取決於你是否學好了牛頓力學。倘若要先有了科學依據才能行事才能生存才能有效地生存的話，猴子們還有活路嗎？我們吃大米，並不需要知道水稻的DNA圖譜，並不需要知道水稻的各種氨基酸含量。中國工匠李春沒有學過科學，也能造出趙州橋。對於我們的生活起直接作用的是技術，而技術並不需要有科學在先，完全可以憑藉經驗的累積而不斷髮展和完善。
人體是一個接受刺激反應的生物體，有一個刺激，產生一個反應；換一個刺激，產生另一個反應。一個正常的人在他的生長過程中，會逐漸獲得足夠的對外界刺激作出恰當反應的能力。一個人是否心懷惡意，我們能夠一望而知或三思而知，不需要進行“科學的”調查，不需要包括科學在內的任何理論的依據就可以根據我們的“經驗依據”做出判斷。而科學在這些問題上常常是無能為力的。
最直接的判斷依據是經驗依據。而歷史依據則可以看作是長時段的集體的經驗依據。毫無疑問，這個依據是與民族傳統和地域文化密切相關的。
比如刀耕火種，從最直觀的想象和預設配置出發，我們會覺得它會破壞環境，會認為這是一種落後的生產方式。如此，則從長時段來看，刀耕火種的民族所生活過的地方應該留下一片片荒山禿丘才對。然而實際上，人類學家看到的卻是“一面刀耕火種，一面青山常綠。”也就是說，“刀耕火種破壞環境”這種說法是沒有“歷史依據”的。
中醫也是這樣。
在中華文明的語境之內考慮，中醫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已經經過了正、高、有、證的檢驗。在理論上，中醫理論有著自己完備的有足夠生長能力的思想體系，在某種意義上，這套體系與西方現代醫學目前所基於的還原論、機械論、決定論的“科學方法”是水火不容的。在實踐上，中醫擁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依據，經驗依據。這些理論和實踐依據遠在西方現代科學誕生之前就已經完善成熟了。為什麼要等西醫出現之後，為什麼要在獲得了西醫的證據之後，才能獲得價值、獲得意義、獲得生存的權利呢？
相反，按照托馬斯·劉易斯的說法，現代西醫作為一門年輕的科學，只有一百年的歷史。也就是說，現代西醫雖然有科學依據，卻沒有充分的歷史依據。比如四環素，相信上市的時候也經過了臨床實驗，獲得了科學依據，但是十年之後發現，小時候有幸享用這種科學產品的孩子長出了一嘴四環素牙。還有那個著名的“反應停”，只用了幾年功夫，就導致了上萬名嬰兒畸形。這個東東剛發明出來的時候，也一定有科學的依據吧，大概也會裝飾著為人類造福之類的說辭吧？當然，科學衛士們會說：反應停之所以釀成悲劇，恰恰是因為它上市的時候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從“科學依據”到“充分的科學依據”，呵呵，多了三個字。然而，怎麼樣叫做“充分的科學依據”呢？是不是沒出事兒就做充分，出了事兒就叫不充分呢？這不是事後諸葛亮嘛！如果我們把“充分”理解成足夠的時間長度，那麼，又有哪一種醫術比兩千年的中醫更加充分呢！
中醫不僅僅是經驗的技術，中醫這種完整獨立的理論，同樣不需要科學賦予其正當性。
說到這兒，我已經獲得了一個詭異的結論。如果從寬泛的意義上理解科學，中醫已經具有了科學依據。如果從狹義的具體的意義上理解科學，中醫不需要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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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餘的話。
我們為什麼相信一件事物，至少涉及到這樣幾個方面：1，個體的經驗；2，權威的看法——主流意識形態；3，最廣大群眾的看法——大眾語境。哪個方面起作用，因時因地因人而異。過分相信個體經驗的，我們稱之為偏執狂。所以後兩者常常有決定性的作用。當科學在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話語中獲得了超越一切的話語權，以至於到了要成為“公學”——於是西醫成為“公醫”——的地步，中醫的話語空間當然就被大大地壓縮了。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醫是否有科學依據這樣的問題才會冒出來。回到一百年前，這種問題毫無意義。
當然，否定中醫者也常常喜歡問這樣的問題：“現在是相信中醫的多，還是相信西醫的多？人們是更願意接受中醫的方法，還是更願意接受西醫的方法？”我相信，一定是相信西醫、接受西醫的人多。但是，這不能證明西醫代表了現代，代表了未來。而恰恰表明了科學主義意識形態對傳統的壓制和摧殘。因為中醫的文化土壤已經被消解了將近一百年了。只需要看看中小學課程就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中小學生的預設配置，是按照西方文化來格式化的。甚至連語文課本都是按照還原的機械的方式進行設計和教學的，在這種文化這種思維中薰陶出來的人，自然而言地親近西醫而疏遠中醫。
要知道，中醫是在四書五經的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這種中國傳統的認知事物的方式，現在只能在正式教育之外透過傳統的慣性，比如透過武俠小說為人接受了！一百年來，這種慣性怕已經是強弩之末了吧。這裡要用一句中學時從語文課本里學來的作為嘲諷物件的感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啊！——我們變得不是中國了。我們的文化記憶，我們的思想模式，已經被替換了！如果全世界都主動地把自己給換了，你說科學是世界學，是未來學，我也無法反對。只不過那種未來，我並不覺得好。
那是一個沒有多樣性的世界，那是一個單一的平板的世界。並且，那個不斷加速的工業文明的世界，在我看來，很快也要走到盡頭了。
這裡，我還要引用費孝通先生的遺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2005年6月22日
2005年8月7日
2005年9月4日
北京 稻香園
【本文發表於《社會學家茶座》2006年第一期，總第十四輯。pp63-68。先後收入《有限地球時代的懷疑論——未來的世界是垃圾做的》、《警惕科學》
▲田松教授 作者
田松，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科學中心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教育教研室主任。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科學史與科學哲學教授。哲學博士、理學博士，富布萊特學者，做過大學物理教師、報社採編、電視策劃、專欄作家，曾先後在北京大學作博士後工作、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作訪問學者。曾涉足科學思想史、物理學哲學、科學倫理學、科學社會學、環境哲學、人類學、科學傳播、科學與藝術研究等領域；偏愛跨學科案例研究，如以牛奶、食品工業、垃圾為物件的綜合研究；是國內最早關注垃圾問題的人文學者之一；由此轉向環境問題研究，進而開展文明研究，如“工業文明批判”與“生態文明建設”；是國內較早從文明高度討論人類社會問題的學者之一。
著有《稻香園隨筆》、《警惕科學》、《一觸即崩》、《學妖與四姨太效應——科學文化對話錄》、《神靈世界的餘韻——納西族：一個古老民族的變遷》和《有限地球時代的懷疑論——未來的世界是垃圾做的》等著作。並有《宇宙逍遙》、《在理解與信賴之間》和《魔鏡——埃舍爾的不可能世界》等譯著。
本文已經獲得作者授權樂藝會發布
特別鳴謝科學的歷程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