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紀時，肆虐歐洲的黑死病使歐洲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命喪黃泉。儘管與此同時，歐洲已經是醫學院林立（義大利20所，法國19所，英國5所，西班牙4所，葡萄牙2所），然而整個歐洲醫學界對黑死病的研究仍然非常粗淺。
在瘟疫迅速奪取各國民眾生命的同時，當時的醫生們不但不知道黑死病的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傳染病流行的三個環節），甚至在激烈爭論黑死病到底會不會傳染。儘管早在1347年黑死病抵達歐洲之際，義大利已有觀察日記稱這種疾病可以透過相互交談（甚至目光）傳染，但大部分醫生秉持希波克拉底的體液平衡論，仍然認為患者得病是體液不調和，或者遭了天譴。
從十四世紀中期到十六世紀，黑死病在歐洲幾乎每隔10年就要爆發一次，這幾百年間，歐洲的老西醫們積極編撰了300餘部關於黑死病的醫學專著，對於黑死病爆發的原因眾說紛紜，始終未有定論，至於如何防治，就更加千奇百怪。
從鴿子煮熟剁碎，到祈禱上帝開恩，幾個世紀前的歐洲是怎麼對付黑死病的？
治療：花樣百出但是沒用
1346年底到1347年初，黑死病經中亞過土耳其，然後席捲了整個南歐，開啟了歐洲長達二百餘年生活在死神陰影下的黑色時代。以今天的術語，黑死病就是流行性淋巴腺鼠疫，這種病以老鼠和跳蚤為傳播媒介，被感染者頸部、腋下、腹股溝出現淋巴腺膿腫，並且皮膚出現黑斑，因此而得名。未經治療的腺鼠疫死亡率接近50%，大約10%的腺鼠疫會發展成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的肺鼠疫。
1346–1353年，黑死病在歐洲附近的傳播路徑 / Wikipedia
遭遇之初，歐洲醫學界對於這種發展極快的新疾病束手無策。著名醫生Guy de Chauliac當時任職於天主教會，他在1348年寫下的病程記錄成為後世研究歐洲黑死病的經典文字。他在其中提出，黑死病有兩種表現形態，第一種出現在疫情發展的前兩個月內，通常患者會在發病三天內死亡，第二種則會在發病五天內死亡。
但對於治療方法，他的建議包括：用火清潔空氣；用龍舌蘭藥丸清潔自己；無花果和煮熟的洋蔥去皮，加酵母和黃油混合，用以軟化體表膿腫；用番瀉葉和其他好聞的東西舒緩心臟；用亞美尼亞粘土（一種產於亞美尼亞的紅色粘土）放鬆情緒，以及萬能保健法——放血。
這或許已經算是比較靠譜的方案，畢竟涉及了多種淨化和消毒措施（暫時不論效果）。在他之外的其他醫生開出的針對黑死病的藥方大多是這樣的：洋蔥、蛇、鴿子煮熟剁碎敷於患處，喝醋，喝瀉藥，喝甜酒，喝大麥湯燉金箔，還有更荒唐的：喝砷和水銀製成的“解毒糖漿”。聖水當然不能缺席，還有應用石膏或寶石——通常是翡翠——治療腹股溝膿腫的手段，它們被稱為“奇蹟之石”。
在手術方面，除了常見的放血療法，以及擠出淋巴腺腫包的膿血再用烙鐵灼燒傷口止血之外，甚至還出現了鞭笞患者祈求上帝開恩的“治療方法”。
如此醫術，也難怪十四世紀的法國作家吉恩·伏瓦薩吐槽：“醫生需要三種寶貴的品質：會撒謊，會假裝誠懇，還有把病人醫死也毫不自責的強大內心。”
出版於15世紀的威尼斯的一張示意圖，標明瞭人體不同部位對應的星座歸屬，用於指導治療不同症狀的放血手段 / Fasciculus medicinae, Venice, 1495.
而對於黑死病的爆發原因，十四世紀的醫生們同樣一籌莫展。他們通常求助於神學，以自然界的異象，比如土星火星木星交匯，或者流星的發生來預測瘟疫。也有的醫生認為病人是吸入了地底散發的“瘴氣”，認為應該清理地面堆積的垃圾和動物糞便（這也算是方向正確了）。一些愚夫愚婦甚至認為黑死病是猶太人在井水裡下了毒。相比之下，唯一行之有效的建議只有讓民眾儘快逃離疫區——有關這一措施到底有無必要，同樣被爭議了很多年。
其實早在1348年，畢業於博洛尼亞大學的義大利名醫Gentile da Foligno就曾提出一種理論：是瘴氣侵入人的皮膚，腐蝕心肺，進而在體內複製出無數“有毒氣體”導致患者的死亡，有毒氣體還能不斷複製，從一個人飄到另一個人，從一個城市飄到另一個城市。
Gentile da Foligno也根據這種理論向熱那亞和佩魯賈兩座城市提出了防病建議，包括採取各種措施淨化、消毒、指導居民控制飲食、放血以及採用一些藥物治療病人。可惜Gentile da Foligno這種相當接近現代傳染病的概念直到十六世紀才被醫學界普遍接受，而他本人早在提出這一概念的1348年就死於黑死病。
Gentile da Foligno / Wikipedia
防疫：隔離，以及快跑
儘管在治療方面奇招迭出，但十四和十五世紀的歐洲人在防疫措施方面倒摸索出了一些經驗。
1348年，巴黎醫學院釋出的一份有關流行病的指南中建議民眾用薰香和甘菊燻烤家中以及人員擁擠的公共場所，保持早起，肉類只能吃不加任何調味料的乾肉。洗澡被這份指南稱為“極度危險”，性交則可能帶來致命後果。與此同時，它還推薦使用玫瑰水和醋定期清洗病人居住的房間，以及將醋放在花瓶裡靜置以便人們吸入醋蒸汽。
也是在1348年，丹多洛總督創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監察城內防疫措施的落實——它們包括轉運屍體時應用特殊方式、確保墓穴挖掘深度和嚴禁曝屍街頭。
1360年，佛羅倫薩醫生Tomaso del Garbo在給自己患者的警告中提到他們應當避免油膩食物和擁擠場合。1382年，義大利帕多瓦大學教授Pietro Da Tossignano曾經致信米蘭公爵，建議在瘟疫期間禁止結婚以避免人群聚集，禁止談論政治話題以確保民眾心情愉快。
1374年，威尼斯成為第一個禁止來自疫區的旅行者和商人進入的城市，此舉很快得到其他義大利城邦的效仿。1377年，位於亞得里亞海東岸的拉古薩共和國首先要求所有來自疫區的商船要在港口外指定地點停泊40天后才允許靠岸，義大利語中的40天quaranta giorni，以及隨之而來的專有名詞quarantenaria（40天隔離期），就是英語quarantine（隔離期）的詞源。至於為什麼是40天，倒不是當時的醫生對於鼠疫的最長潛伏期有什麼研究成果（現代醫學證實鼠疫的潛伏期沒那麼長），這可能是基於聖經中耶穌在曠野40天禁食禱告的典故。
威尼斯還是第一個針對黑死病成立公共衛生委員會的城市。黑死病疫情爆發的首年，威尼斯便委任了三名負責公共衛生的官員 / 網路
但對於防疫，被重複最多次的建議是這樣一句幾乎成了俗語的話：“fuge cito, vade longe, rede tarde”，意為“快逃，逃得遠遠的，晚點回來”。這句話原本出自三世紀雅典一封偽託亞里士多德寫給亞歷山大大帝的信，卻在一千年後的黑死病爆發時期被痛苦的歐洲人重新發現了。
倫敦：一個十七世紀的樣本
1664年，相對於其他歐洲地區而言城市化程度較高的英國倫敦再次栽倒在黑死病這個坑裡。
貫徹“快逃”的歷史經驗，貴族和富人最先逃離倫敦城，然後那些在鄉下有房產的中產階層也跑了，甚至有的教區的神職人員都跑了，這讓民眾感到受了背叛。好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倫敦主教和倫敦市長還是堅持留了下來。疫情爆發幾個月後，上議院討論防疫措施的會議僅僅透過兩項法令：禁止在富人區修建瘟疫醫院；以及禁止將貴族隔離。
管事的人跑掉太多，市政府瀕臨癱瘓，除了釋出一下黑死病指南什麼事都做不了。指南里的治療方案也沒比十四世紀進步多少，例如“24克獨角獸的角”、“3錢鴉片兌白蘭地”。這樣昂貴稀有的藥方平民百姓反正也消費不起，底層民眾只能竭其所能自救。小商販不敢再直接接觸錢幣，買東西請把銅板投進裝了水的瓶子裡，屋子要用迷迭香、醋和松枝燻，連信件也要燻過才能碰。這使得迷迭香價格飛漲，從一先令買一大捧變成六先令一小撮。
以今天的觀點看來，黑死病的又一次爆發跟倫敦城迅速膨脹的城市人口和屎尿遍地人畜共居的糟糕的城市衛生條件大有關係，然而當時的倫敦人並不知道。好在吃一塹長一智，相對於十四世紀，1664年的倫敦人民對於疫情的應對措施雖然仍不科學，倒也顯得頗有章法了。
早從1592年開始，教區執事倫敦公會就開始系統性地負責記錄各教區死亡人口，並附有簡單的死因分析，最受公眾關注的黑死病死亡人數還要單獨列出。每週四早上公佈一次週報，每年彙總一次年報。死亡清單除了在倫敦市政廳門口公示，你也可以買一張回家細細研讀，只要一便士。
1665年倫敦死亡統計清單 / Wikipedia
而對於現代流行病研究者來說，在1664-1665年黑死病大爆發期間，倫敦這一得到仔細統計整理並公開發布的死亡清單（Bills of Mortality）派上了大用場。有學者將資料儲存較完整的倫敦聖當斯頓教區1655-1665年的死亡清單資料整理，發現1665年黑死病疫情期間（4月至12月），聖當斯頓教區的死亡率翻了四倍，從每兩週死亡9人增加到每三天死亡9人。在疫情高峰9月的第三個星期，一週內就有82人死亡。
每週死亡清單 / Bill of Mortality
1665年聖當斯頓教區死亡數字與此前平均水平的對比 / Epidemic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1665
更為寶貴的資料來自當年那位嚴謹仔細的教區執事。根據詹姆斯一世時期雅各賓修會1603年規章，每個教區有權募集和分發慈善資金，而聖當斯頓教區執事亨利·多賽特將他教區的經費使用情況一五一十記錄在了教區收支賬簿裡。這本賬簿極有歷史價值，讓我們有幸瞥見當年聖當斯頓教區委員會帶領群眾抗擊疫情的基層工作：
“庫帕爾兼任守門人，每週4先令”（附註：庫帕爾原本是這個教區負責派發救濟糧的人。黑死病期間一旦某戶有人被感染，警隊就會叫鐵匠來把這戶家門鎖死，門上用紅漆刷上紅十字，警示街坊不要靠近。教區還會另外僱傭守門人看守有患者的家庭防止他們破門而出。）
“支付鐵匠蓋爾鎖鏈、掛鎖、及安裝費，三先令兩便士。”
“安德魯家寡婦的掛鎖的鑰匙交給了守門人達德利。”
“寡婦布里格和曼登擔任搜尋人，每週兩先令。”（附註：搜尋人負責每天進入有患者的家庭檢視患者是否已經死亡，工作風險很大，一般高薪僱傭貧窮寡婦。她們同時還負責給隔離家庭帶去基本的食物和水。）
“寡婦布里格發現安德魯家寡婦已死，他家養子還活著。繼續鎖上。”
“安德魯家養子已死，所送食物和水共計一先令，棺材一先令，並支付掘墓人佩尼一先令。”
“掘墓人佩尼及其妻並兩幼子隔離，本教區掘墓工作轉交給佩尼長子約瑟夫。”
“掘墓人佩尼兩幼子已死，約瑟夫將弟弟們埋葬。”
“守門人庫帕爾已隔離，支付鐵匠蓋爾掛鎖一先令六便士。”
“鐵匠蓋爾已隔離。”
……
大英博物館館藏的一部教區執事收支賬簿 / 網路
被刷上紅十字的隔離家庭的木門 / 網路
雖然在1665年的倫敦，醫生們的醫術對於黑死病還是螳臂擋車，但是從亨利.多賽特的記錄可以看出，當時的防控措施雖然粗陋，單從隔離患者這方面看，尚可稱得上是有組織甚至行之有效的。可惜當時的人們仍然不知道黑死病的真正的傳染源和傳播途徑，因此有的防控措施顯然適得其反，比如撲殺全城的流浪貓狗導致鼠患更加猖獗；比如一人得病就將未感染的全家老小一起鎖在家中隔離，當時的人不知道攜帶鼠疫桿菌的跳蚤是傳播媒介，一起隔離意味著一起感染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聖當斯頓教區的掘墓人約瑟夫死在瘟疫的最後兩個月，多賽特的賬目裡只記了約瑟夫的死亡，當時已經沒有可能將死者單獨埋葬，屍體只能被扔進教區內挖出的五個萬人坑之一。我們不知道誰把這位可憐的小夥子埋進了萬人坑。現代考古發現1665年黑死病萬人坑的位置在倫敦的Scrutton街38號附近，也許乘坐Northern line地鐵時能與他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