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產科靜悄悄
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產房護士長站在新生兒照片牆旁。郭玉潔/攝
2014年,湖北襄陽迎來一波生育高峰。視覺中國供圖
成都新生兒家庭化病房投用,父母可24小時陪伴。視覺中國供圖
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產科病房區的庭院。受訪者供圖
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的單人產房。郭玉潔/攝
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病房裡為新生兒準備的嬰兒車。郭玉潔/攝
一個喜靜的孩子要在2022年來看看世界,似乎是個明智的選擇。起碼在生命的最初幾天,他們會比以往的新生兒享受更多的安靜。
2021年,1062萬個嬰兒在中國降生,比以饑荒載入史冊的1960年還少了340萬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生人數最少的一年,也是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數量達到新世紀頂峰後連續第五年下降。
很多人用“菜市場”形容5年前的產科病房,如今,受生育率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多地醫院的產科在不同程度上變安靜了。北京市朝陽區婦幼保健院的產科主任說,疫情前,早7點的門診大廳總像春運時期的火車站,這種情況不再。北京市通州區婦幼保健院綜合服務檯的工作人員對諮詢者說,建檔名額充裕,“不像過去”。北京大學深圳醫院的產科醫生護士不再超負荷工作,浙江杭州樹蘭醫院的產科大夫有時一天也做不了一臺手術。
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這家承擔著基礎醫療功能的公立二級醫院,2016年下半年平均每月要迎接200多個新生命,如今每月只有20-40名嬰兒出生。產房護士站每天要寫“產房日報”,記下當天出生的嬰兒資訊,“xxx之子/女,順產/剖宮產”。2022年4月11日,日報上的是數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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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護士長梁弘來到東城區婦幼保健院(前東四婦產醫院)時只有19歲。生孩子這事離她很遠。20歲出頭,她經常上夜班,白天補覺,傍晚跑到北京飯店的宴會廳跳交誼舞。那是當時的時尚,宴會廳裡上千人,她穿著普通的衣服,跟著樂隊的伴奏,能從晚上7點跳到10點,再騎車來醫院上12點的夜班。
轉眼她快退休了。單身的自由、新婚的甜蜜、養育女兒的艱辛和滿足,都和35年的產科生活交疊在一起。
一張攝於1992年的照片,她懷孕5個月,坐在自己醫院的產科病房裡,牆面由白色和綠色拼就,鮮豔的紅字把床位號標記在綠色窗框上。除此之外,是白色的床、白色的病號服、深木色床頭櫃。
2022年,粉和藍代替了這一切。牆面、枕頭、被套、床單、簾子,都用了柔和的、像摻了奶的粉色,防菌布的深藍色與之調和。很長一段時間裡,產科病房是8人間,一人又帶好幾個家屬。梁弘說,病房總混雜著“血和排洩物、家屬送來的各種食物”的味道,空氣有些汙濁。產婦不能吹對流風,她們會謹慎地拉上窗簾開窗通風。
現在,病房改為雙人間,但一般只住一個人,空氣中飄著淡淡的消毒水味兒。即使是這樣,兩排病房只用了一排。
這家醫院坐落在距離南鑼鼓巷600多米的中式建築裡,在老胡同的包圍中小心施展著拳腳,建築面積只有朝陽區婦幼保健院的二分之一。2005年至2013年間醫院曾停業,再開張時經過了翻修。產科病房區是3個四合院改造的,兩個院子露天,種著石榴、玉蘭、桃花和冬青。一個院子被換了地板磚,加上了玻璃屋頂,供病人休閒活動。2016年下半年,醫院的分娩量到達了梁弘記憶中的最高峰。除了病房走道,她們在這個“陽光房”也放了6張病床備用。
時間在這個產科裡留下痕跡。
連線產房和護士站、病房的雙開木門,在門縫處被磨出3處明顯劃痕,漆皮褪了,露出褐色的木頭。2016年前後分娩量大,她們每天要不停給產婦換房間、換床,門就是被推著產婦的平車磨壞的。起初這裡有幾排防止磨損的鐵皮,稜角尖銳,推平車的人手總被劃傷,就拆掉了一些,剩下的那一排銀白色明晃晃的鐵皮,稜角也已經磨得圓鈍。
產房護士長徐閔說,在2022年,初產婦的年齡多是30歲出頭,她工作30年了,看著這個年齡從27歲、28歲慢慢推遲至此。
相應的,多位產科大夫說,高危產婦的比例在升高。孕婦建檔後,根據其妊娠風險,在產檢本上會貼上不同顏色的圓形標籤。綠色最好,代表沒有妊娠合併症及併發症,妊娠風險低。而黃色、橙色、紅色,越往後風險越高。在朝陽區婦幼保健院和東城區婦幼保健院,這兩個不能接收“紅色”等級孕婦的二級醫院,持有“黃色”標籤的孕婦佔比最高,超過了一半。
傳統觀念裡,孕產婦缺乏營養,需要大補。但在2022年,這種說法已過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開設了孕期營養門診,大夫朱培靜發現,遇到的貧血、營養不良問題很少,多數是營養過剩。這會導致巨大兒發生率升高,“八斤大胖小子”將增加難產風險,對嬰兒和產婦都不利。她在臨床中感覺,十幾年中,巨大兒發生率提高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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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的生活給每個人留下不同的印象。有人說嬰兒的臍帶是青灰色的,有人說是白色。這其實和斷臍的時間有關。健康嬰兒的第一聲啼哭,有的助產士覺得沒什麼不同,有的則聽出了差異:“連續或者斷斷續續的”。在很多人看來,剛出生時的嬰兒長著一個樣,但產科的醫生護士能輕易地看出嬰兒的五官特徵,說出他(她)哪裡像媽媽。
嬰兒娩出後,助產士把孩子的臍帶從兩釐米處剪短,打一個標準化的結,擦乾羊水,讓他(她)依偎在在母親胸前,蓋上毛巾被。查體,稱重,再在病歷本上按下他(她)的腳印。
這個過程中,助產士常會被嬰兒抓住手指。這溫情的瞬間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尋常的抓握反射——健康的嬰兒會抓住手邊一切東西,手指、臍帶、產鉗。東城婦幼保健院產房護士長徐閔說,手指被抓住的感覺,軟軟的,但很有力道。大夫朱培靜說,“他(她)這樣抓你一下,你一下子就變溫柔了。”
剛工作時,徐閔覺得生產的畫面有點血腥,有時做夢都是生孩子,那種“禿嚕產”(指還沒做好準備就生了)。要麼是別人,要麼是自己。朝陽醫院的耿凱陽是產房裡少見的男助產士,他把極大的熱情投入其中。他會把孩子腳印按在卡片上,寫上一句話送給他(她),落款“曾經幫助你來到世界的助產士”。工作時間長了,他也不再給每個孩子寫。對大多數人來說,出生後那幾小時的故事,隨著臍帶的結一起變成褐色,然後在兩週後脫落了。
疼痛是很多產婦對生產過程最深的印象。那是子宮收縮帶來的,是生理性而非病理性的疼痛,醫學上曾把這種疼痛定義為僅次於燒傷痛的9級。在疼痛下,有產婦大哭大叫,有的則低聲嗚咽。朱培靜在一家綜合醫院見過產婦舉著吊瓶光著下身出來,跪著求醫生給她剖宮產,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的護士張強則會被產婦當作疼痛中的抓手,對方鬆開後,她的胳膊上留下清晰的手印,很久才會消去。但生育疼痛的個體差異極大,有人的宮縮疼就像一次痛經。
陝西榆林一產婦在宮縮疼痛中跳樓的事情發生後,2019年,我國在913家醫院推行無痛分娩試點。這是個在國外已經應用了100多年的成熟技術,由麻醉師從產婦的脊椎部位注射麻醉劑,減弱宮縮的疼痛。一位醫生形容,如果打分娩鎮痛針前的疼痛指數是9,打過鎮痛的疼痛指數大約是4,一個可以忍受的程度——也有人會感覺到完全不痛了。
分娩鎮痛的應用程度,與醫院麻醉醫師的資源狀況有關。據統計,截至2021年,我國總體的分娩鎮痛應用率只有30%,中西部地區許多醫院的分娩鎮痛普及率不足10%。在北京東城婦幼保健院,分娩鎮痛的應用比率從2013年時的40%左右,上升到70%。
在資源充沛的情況下,要面對的是陳舊的觀念。產婦打分娩鎮痛針需要本人和家屬的簽字,護士張強有時看到麻醉師來來回回地跑,得不到簽名。她見到過一個女士疼得一直哭,經過評估她符合使用分娩鎮痛的條件,但丈夫聽婆婆的意見“不打”。在電話裡,女士哭得逐漸不說話了。丈夫說,“知道你疼,但媽媽說無痛針還是別打了。”
剖宮產的疼痛則主要在生產後襲來。剖宮產後,產婦要經歷劇烈的子宮收縮,這能讓產婦的子宮收縮到正常大小,減少出血。護士會幫助產婦壓肚子,檢查宮縮程度。護士張強剛工作的時候,會覺得“產婦可真矯情,她會推你的手,會拽你的手,不讓按”。等她自己生了孩子,才知道真的很疼,疼到冒冷汗,屏住呼吸才能好一點。“我就真的說別再按了,因為子宮上它有一個傷口,它老收縮,它老是動。”
疼痛被遺忘後,留下的是疤痕。順產的疤痕多來自側切,這是在生產困難時,助產士為了防止產婦會陰被更大程度撕裂而做的。朱培靜說,“以前有一段時間基本都要側切”,現在為了保護產婦身體,他們不到萬不得已、出現明確的指徵就不會側切。側切的傷口也變為皮內縫合。
梁弘經歷了剖宮產,肚子上留下一道深色的豎切口疤痕,現在,產科醫生做手術時看到這種疤痕會驚訝。縱切口比橫切口的傷疤增生更明顯,顏色更深,為了美觀,豎型切口已經幾乎消失,橫切口的位置也在不斷下移。業界通行的橫切口位置是恥骨之上3釐米。杭州樹蘭醫院的婦產科醫生劉建剛近幾年研究出更隱形的切口,下移到幾乎與恥骨持平,為了讓疤痕在日後能隱藏在比基尼下,他需要小心翼翼地避開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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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是一個女性的世界。《2021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鑑》顯示,2020年全國婦幼保健院的衛生技術人員中,男性佔比14.9%,女性佔比85.1%。生育對這些女性不僅是工作,常常還是生活。
有媒體在母親節做了一項調查,在700多人中,選擇“如果再選一次不會做媽媽”的人超過40%。護士長梁弘說“為什麼會後悔呢?我不後悔。”她覺得如果政策允許,她或許會有不止一個孩子。護士張強有一個三歲半的女兒,她也不後悔生了她,但堅決不再要第二個了。而產房護士長徐閔是一個丁克主義者。30多年的職業生涯裡,她幫助無數個嬰兒來到世界,見證了無數人做媽媽的瞬間,但沒有強烈地想過去體驗。“可能自我意識比較強。”
梁弘覺得母親這個身份給她帶來無盡的幸福。她在工作第五年時有了女兒。現在在病房看見產婦哺乳,她總是回味著29年前自己給孩子餵奶的溫馨,“你擁有著她,她擁有著你。”
29年過去,她們的關係親密如初。女兒常和她一起睡,她們臉貼著臉自拍,一起追星,去3個城市看毛不易的演唱會,拿著熒光棒向舞臺揮手。她和丈夫的工作都要黑白倒班,他們接力帶娃。她常騎著一輛安著幼兒座椅的腳踏車把女兒送進醫院附近的幼兒園,放學後接她來醫院,下班後一起回家。一次座椅的螺絲鬆動了,女兒帶著毛絨帽子和著棉斗篷朝後摔下去,她至今想起來後怕。
徐閔比梁弘小4歲,兩個人認識30年了。以前,梁弘的女兒常纏著徐閔阿姨給她畫畫。梁弘看到徐閔的手上總是有小貓的劃痕,她喜歡貓,養了好幾只。徐閔年輕時就瞭解了丁克的概念。和現在的丈夫戀愛時,她就表達過這個想法,對方也沒有反對。
50歲上下,她們兩個都仍有年輕人的神情和姿態。徐閔說話快而生動,她的助產士門診裡放著產房裡出生孩子們的相簿。她最近看了熱播劇《親愛的小孩》,其中有描寫生育前後雞飛狗跳的部分,她覺得挺真實的。她並非不喜歡小孩,年輕時,她覺得自己總要上夜班,不好帶孩子,家裡又沒有找保姆的條件,加上生孩子的願望並不強烈,“耗耗就過去了”。
她覺得社會最終的養老方式在養老院,沒想過讓誰幫自己養老。只不過,她聽說“有孩子和沒孩子的在養老院裡待遇不同”,只有在這時她“有一點點後悔”。她不覺得孩子要為誰而生,生了就要全權負責。“如果我有孩子,我應該去盡力做那些事情,但是你又做不到,期望可能太高,自己又達不到,最後就選擇放棄。”
有了孩子後,梁弘和張強對工作的感覺變了。梁弘知道產後上廁所時起身、走動的困難,“那種時候多希望有人能扶一把”。作為護士長,她常和大家說,把產婦當成家人不容易,但要把產婦當成自己的朋友。同事都說護士張強的性格變了,以前大大咧咧,不是“很女的一個人”,現在變得更能體諒人,更溫柔。
最近,張強的女兒患了支氣管炎,她要帶著女兒看病、喂藥,晚上要一直抱、量體溫,小孩有時還不配合,她覺得自己快繃不住了。“有孩子也挺好,但有孩子也挺難的。”
女兒沒上幼兒園時,張強下了夜班也不能補覺,只有女兒午睡時她能睡3個小時。即使白天有母親幫忙,回家了她還是很多事要操心:女兒的衣服髒了,鞋踩上了泥,書包要收拾好,該學畫畫了。這三年半里,她沒有和同事去逛過街、吃過飯。孩子出生第一年,她要考職稱,每天晚上9點多把孩子哄睡,看書到夜裡11點,再用每天地鐵上來回的時間學習,就只有這點時間。
生育率降低她能理解,“現在養個孩子真的不像咱們小時候那麼簡單”。教育上的壓力太大了,她總在考慮這個階段又要開發女兒什麼思維,“費盡心機地”和她溝通。同事和她聊過,回家怎麼引導孩子分享生活,“要說,媽媽今天在醫院裡有兩個小寶寶出生,一個是什麼樣,另一個什麼樣。你呢,在幼兒園發生了什麼事?”
張強想讓自己的“隊友”更給力一些。儘管丈夫在她夜班時能負擔起“帶孩子洗漱、學習、哄睡”的所有任務,但更多的焦慮還在她這。“好多女性也都是看著隊友實在用不上,後來就放棄了,慢慢習以為常,是咱們自己的活了。”她在工作中也見到太多準爸爸,在孩子馬上出生時,回家都不知道要準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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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充分體會了做母親的幸福,在女兒表示自己未來不會生孩子時,梁弘還是欣然接受了。她說,要怎麼選擇都是她自己的事。
社會的生育觀念的變化像潮水般沖刷著婦產科。科普博主“六層樓”曾是北京某三甲醫院的婦產科大夫,經常在社交媒體上探討女性與生育話題。怎麼為女性創造更好的生育環境?他覺得首先是讓她們有選擇不生育的權利。他記得,在子宮腺肌症的診斷中,過去醫生會說,“這個很重要,會影響你以後的生育”。但是逐漸有女孩說,“我並沒有生育計劃”。慢慢的,就像AI進行語言學習一樣,醫生的語言變成了,“如果你以後有生育計劃的話,那……”以前,有女孩來婦科就醫,會被醫生以“這個問題可能會影響生育”為說辭勸說其趁早治療,而現在,醫生的話變成了“這會導致痛經和貧血,要早點治療”。
他也30多歲了,父母會發一些文章,催促他和妻子生孩子,大多是關於最佳生育年齡的。但是他對“最佳生育年齡”有自己的理解。“一個25歲剛大學畢業、沒有房子、工作不穩定、經濟狀況不好的年輕人,和一個35歲、事業穩定、心理成熟的人,誰處在最佳生育年齡呢?”“孩子能養成什麼樣,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不是所謂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齡。”
他曾釋出過一期科普影片,聊生育給女性身體帶來的傷害,希望大家在作選擇前充分了解。其中有句話說“生育對女性在生理上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來看,都是弊大於利”。為此,一箇中年母親特地註冊了微博賬號指責他。說她的女兒不願意生孩子,並把這則影片轉給她,以此為不生育的論據。這位心急的母親覺得“六層樓”“教壞年輕人”。
但“六層樓”並不是丁克主義者,也沒有倡導年輕人不生育。他只是覺得自己和很多人一樣,都沒有作好準備。他想到剛工作時,一次在辦公室,主任看著他感慨,如果自己的孩子留了下來,也有他這麼大了。但當時要在職業生涯和孩子中間二選一,她選擇了事業。
“六層樓”自己也生活在一個傳統家庭裡。父親做著小買賣,不常回家,家務和育兒責任落在母親身上。他計劃,要等到自己能拿出一半時間用在家庭上的時候,再選擇生育。因為既然都是家庭成員,就要平等地參與家庭事務,“我是人,我妻子也是人,為什麼我就有理由少做一些?”“參與少了我還不樂意”。但現在他覺得自己每天要花五六個小時在科普的工作上,妻子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沒到養育孩子的時機。
梁弘知道,如今育兒的壓力比20多年前要大。女兒和她年輕時的狀態不同了,女兒在銀行上班,經常加班到晚上10點多回來。張強會和年齡偏大的產婦聊天,問問她們為什麼選擇在這個年齡生育。她們常說,工作壓力很大,要還房貸車貸,養孩子要拿出來很多錢。她們認為不做好提前的規劃,孩子來了也養不好,教育也是個大問題。
她觀察,這些人事業心強,責任心也強,害怕生了孩子之後自己對孩子不負責。北京大學深圳醫院一位產科大夫說,他觀察深圳的“白領、骨幹、精英”更想要一個女兒,原因是:兩人都很忙,覺得女孩不那麼調皮,更節省精力。
不管人們是否選擇,以及選擇什麼時候來到產科,產科裡那些故事還在發生。一位朝陽醫院的助產士曾經在急診科室工作過,午夜時分,在去醫院上夜班的路上,他總是想,就在這麼一個小小空間裡,今晚搶救室裡會有人失去生命,而產科裡又有新的生命選擇降生。
4月中旬,在東城婦幼保健院,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和母親共享一間病房,走廊外的庭院裡,桃花和玉蘭落了滿地。走廊裡很安靜,只能聽到新生命發出溫熱的、哼哼唧唧的聲音。
(文中梁弘、徐閔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郭玉潔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