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癌症，大多數患者走著這樣一條路：先手術，花掉數萬元；然後化療，花掉數十萬元；不行再放療，再花掉數十萬元甚至幾十萬；接著轉戰南北的中醫治療，花掉數萬元，最終人財兩空，這就是癌症“黑洞”在套取人類的錢財和生命。
親人離去後，很多人會發現，我們對癌症並不瞭解，對治療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沒來得及讓逝者享受最後的親情。後悔不該讓病人受那麼多化療的痛苦和放療的折磨，無數的後悔，無數的抱怨，可為時已晚。
我作為一名從醫30多年的腫瘤醫生和研究者，瞭解腫瘤治療現狀的途徑越多，聽到的“故事”越多，那種面對患者的責任感和麵對腫瘤治療現狀的無助感便越發強烈。
美國科學院院士劉易斯·托馬斯博士曾經說過：“在癌症治療中所做的很多事情——手術、放射和化療，都屬於半拉子技術。因為這些措施都是指向業已形成的癌細胞，而不是針對細胞轉變成贅生物的機理。”托馬斯的話如實反映了治癌失敗的道理。
這就是說，手術、放化療只針對結果不是針對原因的。在癌症沒有被攻克的目前，怎樣更好地運用治療方法，成了人們一大問題。
我認為，科學的治療方法應隨患者病情變化及時因症施治。比如手術，對早期患者效果較好，此時手術治療是科學的，但如果患者病情進入中晚期，癌瘤發生全身轉移或者遠處轉移（雖然CT、B超各項檢查尚未發現轉移灶，但其他器官和組織已經有亞臨床病灶,血液內已經有癌細胞），此時手術就是不科學的治療，只會給患者徒增身體傷害，而對患者病情治療沒有任何作用。若勉強施行手術，可能會加速癌細胞的擴散和轉移；有的患者開刀後，發現腫瘤嚴重粘連無法切除，只好原樣縫合。多數情況下，對手術本身來說非常成功、漂亮，外科醫生也很過癮，很有成就感，但對患者病情來說沒起到任何治療作用，反而使原本虛弱的身體更加虛弱，免疫力驟然下降，結果癌細胞更肆虐滋長。作為外科醫生，學的是手術就得做手術，練就一雙好手就是幹這活的。手術有其輝煌的歷史，200多年來手術在治療疾病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能成為外科醫生感到光榮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對於腫瘤的切除應有其相對的作用，對於晚期的癌症，切不如不切，但如果病人遇到了外科醫生，不切他也幹不了別的。不論外科或內科，我們醫生應從患者病情出發，考慮如何讓患者減少痛苦、提高生活質量、延長生命，能不切就不切，能用保守的辦法就別用創傷的辦法，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挽救生命，這是每一個醫生的職責。
過度治療是物質資源的浪費，也是人力資源的浪費，更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以胃癌為例，20年前，診斷胃癌的平均費用約400元，而現在，平均診斷費用是2800元。假如運用比較高階的診斷技術，則平均費用會上升至8000元。而這還僅僅是診斷費用，並不包括治療費用，治療費用的攀升則更加驚人。在20年前，一次化療的平均費用大約100元，而現在則上升到了近15000元，增長了150倍。不可否認，診斷的精度的確提高了，化療的副作用降低了，但是，一個無情而冰冷的事實是，這20年裡，五年生存率並沒有顯著的提高。藥物治療也在進步，但這種進步對患者的治療作用來說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對晚期腫瘤患者的臨終處置，我有我的看法。現代醫學技術，已經完全改變了傳統的死亡文化。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鼓勵了人們不斷拖延、推遲死亡，為迴避死亡尋找藉口。似乎運用大量的金錢，以及繁雜而昂貴的醫療技術，就可以將死亡無限期地往後推延。其目的，僅僅是讓病人“看上去活著”！透過技術干預對抗死亡，只是對活著的人的一種“安慰”，對病人是痛苦的折磨，對於醫生是展示醫療技術的大賣場。
在這種情形下，死亡已不再與命運有關，僅僅是跟醫生決定什麼時候拔掉呼吸機的插銷有關。
而醫院的心肺復甦（CPR）技術，本來它是被成功地用於各種意外事件猝死的患者，現在卻被廣泛用於不可治癒的慢性病人，比如癌症、艾滋病、老年失智症、植物人。試問專家和醫生們，這樣一些病人都已經瀕臨死亡，心肺復甦的意義有多大？每天千元以上的花費有多少意義？給病人家屬又帶來了什麼？儘管醫學上已經有確鑿的證據表明病人已不可治癒，但病人的身體仍然被架上呼吸機、吸痰器、胃管、氣管切開等一系列密佈的管線，僅僅是為了使這個生命仍然可以維持心跳，實在是有些勞民傷財。
因此，日本急症醫學專家山崎這樣說：“這是對一個全無意志的軀體進行迫害！把患者與家人之間最具人性的死別時刻，變成了醫務人員一展雄風的戰場。”
很多時候醫生其實不能承擔“妙手回春”“藥到病除”的讚譽，特別是腫瘤醫生，因為目前世界上沒有完全治癒癌症的方法。這也不能埋怨醫生們。但是假如對腫瘤患者進行過度醫療，那就要怪醫生了，對臨終的癌症病人進行技術性“折騰”，是大錯而特錯。
作為一個腫瘤醫生，我見過的過度治療的例子很多。
我見過的很痛心的一例是煙臺市某疾控中心的職員，男性，55歲，在常規查體時，發現肝上長了個小腫瘤，當時不足2cm。極度的恐懼迫使他多次就醫，到過山東省腫瘤醫院，經過專家會診，腫瘤長在大血管旁邊，不適合手術，於是回到煙臺，在某醫院做放療。積極的治療後腫瘤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他的肝臟卻受到了嚴重的損傷——因過度放療導致了肝臟碳化，兩個多月後他死於肝昏迷，過度的治療害死了他。
還有一位靠做水產生意賺了大錢的老闆，在確診為肝癌後因肝功能受損不能手術，於是在醫師引導下服用多吉美（又名索拉菲尼），這是一種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治療肝癌最為有效的藥物。用世上最好、最貴的藥治療自己的病，這讓患者頗感自豪與欣慰。這藥像是他的救命稻草，服藥一週後出現了大片難以忍受的藥疹，接著肝功能進行性惡化，再隨後腹水來臨，這些令他痛苦萬分，但他始終不願停藥。生命終結前一天，他的記憶裡還有吃藥一詞，前前後後折騰不足三個月的時間。遺憾的是，至死他也沒有過上那種有療效感受的日子。更不幸的是，多吉美所致的不良反應他卻沒有錯過，生命沒有質量可言。
老家東平的一位副縣長，不幸患肺癌，受到縣領導們的高度重視，住進北京的一個權威腫瘤醫院，放化療全做了，半年的時間就死了。有機會遇到了縣長，就聊起此事，我說：“副縣長我從小就認識，我上初中時，她在我們村插隊當幹部，我回國創辦醫院時，她是縣衛生局的局長，我們當盡力挽救她，如果在我們醫院治療，不至於過早等離世，經我治療過的病人少說也能活3—5年，多的能活十幾年的。”縣長就打斷我說：“保法，這級的幹部要的是待遇，到北京治療了，我們是盡心了，如果只在你醫院治療，她活三五年再死，也會有人抱怨。”
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病人的心態和錯誤的選擇，過分地相信和應用傳統醫療也會害死人的。
如果患有不可治癒的絕症而被反覆搶救，並且在極為痛苦的狀態下延續生命，直到器官完全衰竭而死，這是個誤區，這應該不是患者所期待的一種“善終”。
幾乎所有的醫務人員在工作中都目睹過“無效治療”。所謂的無效治療，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採用一切最先進的技術來延續其生命。病人氣管將被切開，插上導管，連線到機器上，並被不停地灌藥。這些情景每天都在重症加強護理病房（ICU）上演。
我認為，腫瘤患者到了生命的終結階段，過度搶救對於病人是沒有意義的，最好的是做臨終關懷。臨終關懷的初衷是讓病人減少痛苦，坦然地走向生命的終點。臨終關懷雖不能使病人的死亡提前或推後，但卻可以儘可能地讓病人減少痛苦，坦然愉快地走向人生的終點。
臨終關懷和過度醫療相比，更要注重為病人提供舒適和有尊嚴感的臨終關懷，讓他們能安然度過最後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有人研究發現，生活在臨終護理所的終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樣疾病但積極尋求治療的病人活得更久。臨終關懷是對臨終病人和其家屬進行的全面護理程式，它涵蓋了生理、心理、社會、精神的需要，一直持續到病人離世。
面對癌症，腫瘤醫師們大多是被悶在癌症“黑洞”裡，他們也感到很困擾，我也不例外。我們要在困擾中尋覓最有可能性或是最有效的方法。病人和家屬也需要記住這一點，對患者治療有效的方法就是科學的，沒有效的方法不管有多麼好的理論基礎，對患者來說就是不科學的，就要轉變思路，尋求一種適合患者病情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