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孔雨童
6月1日，教育部發布《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正式提出“學校要有針對性的開展性教育，使學生提高防範性侵害、性騷擾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2日，這一訊息登上微博熱搜，話題下家長們的反映卻不一：在多數人支援的同時，也有部分家長針對一些性教育的內容甚至“兒童階段開展性教育”本身表達了不解和質疑。
這也恰是當下兒童性教育面臨現實的一種寫照。長久以來，在面對孩子時，我國的家長一直保留著“羞於談性”“談性色變”的“傳統”，從小一些生殖器官就全部以“小名”代稱，直到一代代孩子長大再成為父母，這些器官的學名也很少能從口中說出。而正規的性教育，就更是一片彷彿不能、不好意思也不敢進入的“隱秘禁區”——在很多家長眼中，接觸性知識=色情/學壞；這就造成了，很多孩子青春期該瞭解的正規性知識沒有渠道獲知，卻能輕易在網上看到各類涉及色情、性暴力相關內容，不得不令人感慨。
正是在這樣的家長心理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我國的性教育長期“缺位”，這些“迴避”“反對”真實的在影響著學校教育：在一些學校，生物課涉及生殖的章節，有老師乾脆改成了“自修”課；至於正規的性教育課程，一些學校因為內容的“敏感性”，很多也秉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乾脆就不開了。而一些性教育專家和志願者在不斷通過出版教材、開設課程來推動著兒童性教育落地的同時，還頻頻面臨“教材被舉報”“本人被攻擊”的現狀，——2017年，北師大教授、性教育專家劉文利極其團隊歷經九年編輯出版的正規出版物《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因為在《生命的孕育》一章出現了“爸爸媽媽相親相愛，爸爸的陰莖放入媽媽的陰道”這樣的內容被家長舉報下架，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
但現實對性教育的“需求”卻越來越迫切。根據2013—2016年對我國兒童性侵案件（已結案）推算，我國每天至少有7名兒童遭遇性侵害；2020年，相關部門起訴強姦未成年人，猥褻兒童，強制猥褻、侮辱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別上升19%、14.75%和12.21%。這些資料的背後，除了侵犯者犯罪行為本身，未成年人性知識的缺乏，往往使她（他）們在面對侵犯時懵懂無知或是羞於開口，這一定程度上使相關犯罪分子更加猖狂。性知識的缺乏也使年輕女性的墮胎率居高不下，據保守估計，我國每年發生的流產案例超過1300萬。
2022年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第二次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將“性教育”寫入法律，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2021年6月1日，教育部也釋出《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正式提出了學校要有針對性的開展性教育。
我們在欣喜終於透過法律法規推動兒童性教育落地，給孩子們“補課”的同時，也需要透過更多的努力，讓全社會改變“談性色變”“性教育=色情、不健康”的意識。尤其對家長而言，作為孩子最親近的人和“第一位老師”，應當優先來上好“性教育”者一課，從而建立起對性知識的科學認知。
劉文利教授在出版《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這系列書時有過一個“兩次改名”的故事。最初，劉文利想直接給這本書取名《性教育》，但出版社覺得“性教育”三個字太敏感，建議她改成“性健康教育”；但不久之後，出版社又告訴她，“性”這個字太扎眼，建議只把“性健康教育”作為副標題，最終這本書的大名改成“珍愛生命”，全名為《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
我們期待有一天，“性教育”這三個字能堂堂正正印在孩子們的教材上。這本就不該是“不能見人”的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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