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春節,學校放了十四天假,除了語文、數學兩本印刷品寒假作業之外、還有100道數學應用題、抄寫本學期教材上所有要求背誦的語文課文內容、以及4篇每篇不少於800字的作文。
在離開學只剩一天的時候,我的語文寒假作業只寫到第16頁(一共有32頁)、作文也只寫了兩篇。
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發作嚴重的拖延症。
我那年剛滿九歲,讀小學四年級。
在之前,也有拖延症發作的時候,不過都比較輕微,沒有這個寒假這麼嚴重。
在剛讀小學的頭兩年,我的自律性、積極性、主動性都非常好。比較長的假期,我都會用很短的時間把作業趕完。甚至有一次還沒到放假,我就去新華書店買了兩大本暑假作業,在暑假來臨之前就把作業寫完了。
後來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兒童這種在寫作業上的自律和自覺,在菜市場裡,在麻將桌旁,在大馬路牙子上,都看到過小朋友毫無覺察、手持筆和本子、埋頭苦寫。
現在想來,那個年齡的我們把寫作業當成人生第一大責任,毫無怨言。這十分詭異,因為從理論上來講,我們從骨子裡本來應該非常仇視寫作業的。只是我們太小、完全沒有覺醒到一個能夠反抗的程度,允許自己去痛恨這項強姦了自己童年的事業。我們只能去轉而去重視和敬畏它,把它當成人生的第一要義。
每天都有人因為作業沒寫完而罰站講臺或者罰蹲過道,老師一般都把沒寫完作業的人罵成豬玀或者賤種,毫無尊嚴、毫無價值,應該去死——作業沒寫完所犯的罪行,比男盜女娼、欺世盜名、喪權辱國還嚴重。為了避免這項奇恥大辱,無論在天涯,還是在海角,無論是生,還是死,無論是夢著,還是醒著,我都要風雨兼程、排除萬難、含辛茹苦、將生死置之度外地寫完作業。
小時候我一直都是全家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上了中學之後,經常寫作業寫到晚上十點鐘甚至更晚,次日還要起五更上早自習,每天都只能睡六七個小時。如果上課打瞌睡,還會被再一次罵成豬玀和賤婢。經常有上早自習時不幸睡著的人被拖出去罰站——我可不能允許自己變成那種浪費大好學習時光而呼呼大睡的人渣。
很久以後才知道,一個人在兒童時期,每天的睡眠時間如果低於10~12個小時,身心發育都會受損。——但我和許多與我處境相同的小朋友,已經在嚴重缺覺中度過了整個童年和青春期了。
但還有一個方面,是更加重要、也是後果更加嚴重的:
我當然是喜歡學習的,對知識、對世界,都懷有燦爛而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慾。那種與生俱來、單純樸素的學習動機,是我願意承受枯燥、乏味寫作業折磨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
小時候,往往在學校課本發下來的第一個禮拜之內,就會像看課外讀物一樣,把所有的教材都津津有味地看完一遍,包括數學書上的例題和課後的思考題。如果自己看不懂,就像香菱學詩那樣著了魔的到處找人賜教,直到弄懂,心裡才覺得石頭落了地。
我曾在八歲的時候前後得了兩場大病,一學期的五個月,我有四個月都是在醫院的病房裡度過的。
那是我過得最愜意的一段小學時光。臥床期間,我以養病為由,舒舒服服地看了很多課外書。
沒有作業,沒有課,只是在生病的間隙讓父母幫我聽寫過生字。
唯一遺憾的是沒人跟我一起跳皮筋、踢毽子。
第一次得病,請了一個半月的假,病癒之後趕上了期中考試。
第二次得病,請了兩個半月的假,病癒之後趕上了期末考試。
兩次考試,我都是班上的最高分。
我不是嗜分如命的人,但至少說明我躺在床上邊玩邊學的學習效果,並不比坐在教室裡滿堂灌的差。
不厭其煩地說這些,只是想說,我不是天生不愛學習、我不是天生不善於學習。
我不知道學霸是怎麼煉成的。但我相信沒有生而厭學的人。每個人生來都是動機滿滿、興趣滿滿的學習型天才。
但這個學習動機的精神支柱縱然再強大,也經不起日積月累慢性病似的摧殘。總有一天,一切會徹底透支、會在一個張力的極限位置上發生斷裂。
我曾經有一個同學,我姑姑和他姐姐是好朋友,在我小時候,他姐就向我姑披露過他家的一項重要內政:
為了能讓他小小年紀不苦苦熬夜,他的家庭作業經常都是全家人一起上陣幫他寫的。
我聽了之後十分豔羨!
他家人的行為可以被貼上“溺愛”的標籤,無意中卻保護了一個孩子的積極性和自律性不受傷害。當寫作業已經不再是求得新知和鞏固知識的途徑,而是變成一種懲罰式的勞動,那麼不管是什麼東西,只要能把他從這種懲罰中解脫出來,就確實能極大地緩解這種使人身心俱憊的負擔。
尤其重要的是,一個人在成長中那種單純樸素的學習動機,就不會因此遭到嚴重的破壞——即使是區域性損壞、也能自行修復。
整個小學和初中,他成績都並不出色。但到了高中,突然開竅了,學習成績跟火箭般蹭蹭直衝雲霄,最後一路輕鬆考進了北京大學。
重點並不是在於他考上的是北大還是別的什麼大,而是我傾向於相信,考上北大這件事能夠證明,他在人格上,發育成了一個勤奮上進、成就動機明確、行動意願強烈的人。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成年以後的他,即使沒考上大學、去做其他事情,應該也不會太差。
一個兒童的積極性和自律性,與人合作的意願,不是用來幫助成年人(包括父母和老師)對自己進行懲罰的工具。否則,這種積極和自律,都成了自己用來壓抑和迫害自己的東西。
岡察洛夫的小說《奧勃洛摩夫》裡寫的那個著名懶漢,主人公是一個生活於十八世紀俄國城鄉結合部的超級宅男。溫和善良,人畜無害,但就是不起床。這本小說用了很大篇幅去寫別人是怎樣勸他起床,結果他到了小說的第二卷才終於起了床。愛他的姑娘不堪忍受他的消極、怠惰,離開了他,他那顆遲緩、慵懶的心為了逃避痛苦、轉而追求舒適安逸的生活,很快就做了一個精通廚藝的寡婦的上門老公。結果寡婦廚藝太好,幾年之內就把他喂成了一個肥胖過度健康堪憂的人,不久之後他就因胖而亡了。
這種自我封閉、心智停止發育、甚至出現倒退,都不是偶然的。這一部滿是笑點、槽點和淚點的小說,21世紀的宅男女看了也渾身中槍。
我不認為追求舒適、安逸是人性最大的快樂。
我也不認為懶惰是人的本性。
我認為,人最大的本性是創造,人最大的快樂是從創造性和審美性活動中獲得的成就感。
這種成就感是“成就動機”的核心。
惰性、貪圖安逸,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的創造積極性和審美積極性受挫之後、發生的某種心理退化,從而變得像個嬰兒一樣無助、被動、無所適從。
如果在那個年齡,我有能力做出如下質疑,我想我以後的人生會有所不同:
我為什麼要寫作業?我為什麼要把我早就認識的字抄十遍、甚至上百遍、我為什麼要反覆地做那些我早就會了的應用題?我為什麼每天都要陷入這種簡單、機械、重複、而且毫無必要的苦役當中?
寫作業真的是一件光榮正確的行動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老師不獎勵三好學生每人多寫一本作業?為什麼老師要讓那些她不喜歡的人放學留在教室裡、抄十遍課文、做100遍數學題?
——這不就是一項懲罰嗎?
兒童的積極、信任、配合,自律,沉默,趨利避害的本能,反而成了幫助成年人戕害自己的幫兇。
我意識和體察不到以上這些。我不知道這是一種傷害,也不知道自己其實已經在無意識中打算逃避和結束這一切。我只是在年齡漸長的時候,慢慢變懶了,變滑頭了。我拖著不願意寫作業,或者胡亂潦草應付作業,或者和別人一起分工寫作業,寫完之後互相抄一抄。
但這種懶惰和滑頭,又給我帶來新一輪的自責、內疚,成為新的重大心理負擔。我是個懶孩子、壞孩子、偷奸耍滑的孩子——我是個沒有希望和前途的孩子。
在小學四年級的那個寒假,我的承受能力終於抵達了崩潰的極限。
我不願意寫作業,一眼也不願意看見。
我不知道這一切是從哪開始的,又應該怎樣結束。
我羨慕極了我家的狗和貓。作為一個人類的孩子,我活得疲憊、痛苦、心驚膽戰、毫無尊嚴。我真想變成一隻沒有負擔的畜牲。
——當自律墮落成了一種自虐和自戕,生命還有出路嗎?
我第一次產生了“生而為人,太辛苦”的念頭。我第一次冒出了用死來結束這一切的念頭。
總是不斷看到新聞說,有中小學生因為作業太多或者沒寫作業而自殺,我覺得這噩耗雖然沉重,但卻一點都不意外。我雖然沒有自殺,但心理上沉重而疲憊的東西卻從來沒有放下過,承受著一種比死更鈍痛、綿長的無助、孤獨,和絕望。
這些東西,一直在伴隨我的長大,它們也在長大、蔓延、入侵到我生活的各個角落,我發生了那種可以叫做“行為癱瘓”的心理障礙。
這種癱瘓,在我生命的不同階段,以不同的面目,製造出了一模一樣的後果,那就是,喪失了內在的動力,被動地在慣性中卑微前行。
我從道德上備受自己的譴責。因為據說辛勤勞作、含辛茹苦是中國女性共有的美德,而我拉低了中國女性的美德平均值,實在羞於面對世人。然後我更加卑微地蜷縮起自己、忍受著深陷惰性而毫無快樂的生活。失去創造活力的人生,該是有多空虛不幸。可是,還年輕的我,不願意陷入怠惰的我,執著於“意義”的我,在我去做一件事的時候,甚至是去做我喜歡、擅長的事情,也總會有一個聲音冒出來說:
你是不是被迫的?你是不是被動的?“你有能力去做”和“你必須去做”是一回事嗎?
我的成就動機已經降低到了零。
在一九九一年的春節前夕,在臘月二十七那天,我為了鼓勵自己打起精神來寫作業,啟用了一支親戚送給我、我一直捨不得用的新圓珠筆。
家裡人都出去了,我一個人僵坐在廚房的火爐邊上。爐子裡的煤球半死不活地燒著,已經快熄滅了,我也忘了添新煤球。我呆呆地看著窗外灰濛濛的陰天,光禿禿的樹杈從窗欞邊窺探——還有三天就過年了,我的本子已經用掉了一半,但我的作業還遠遠沒寫完。
我不知道我生命中的拖延症就要從這一天正式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