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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周總理而言，肯定有兩個人很重要，一個是夫人鄧穎超，一個是原國務院秘書長羅青長，羅青長從抗戰時期一直跟隨周總理，直到周總理彌留之際，羅青長也陪伴在周總理身邊。
紅四方面軍南下至四川蒼溪時，羅青長跟隨23名小夥伴加入了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隨後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羅長槍便跟隨部隊開始漫長的長征之路。
1938年，羅青長奉黨中央之令，以中尉書記員的身份潛伏胡宗南部，開始了黑暗的潛伏之旅，搞了幾年的地下工作，羅青長再也不是才入隊伍的那位初生牛犢，逐漸能獨當一面。在西安的潛伏生涯結束之後，羅青長回到了紅色搖籃——延安，而他有一大特長“博聞強記、勤于思考”，雖然當時羅青長的職位不高，但是對國民黨師級以上軍官瞭如指掌，對各黨派的情報系統更是爛熟於心，贏得毛主席的大加讚許。
1954年，羅青長擔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仍舊跟隨著自己的老首長周恩來同志。這一當便是好幾年，一直在國務院中任職，周總理彌留之際，羅青長被周總理叫來床邊，對他囑託自己的心願，羅青長看著孱弱的老首長不禁涕泗橫流，跟隨周總理共渡40個春夏秋冬，在這一天，他看著老首長閉上雙眼時，他內心的悲痛無人能讓他釋懷。
1973年，羅青長當選為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他也是中央委員，連任三屆中央委員。同為情報部門出身的羅青長一直對1955年的潘漢年冤案耿耿於懷，在他古稀之年時也不忘為潘漢年平反，因為特殊的工作性質，讓一大批隱蔽戰線工作的優秀黨員死於非命。
羅青長一共有六個子女，三子羅援是少將，二子羅挺也是少將，2014年4月21日，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外排起長隊，送別為國為民操心幾十年的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同志，當時還有不少紅二代也來送別羅老。
不安全的東西越早排除越好，不誠實的朋友越早絕越好。不要老是怕得罪別人，而要看人家是否怕得罪自己，看這種人是否該得罪。該得罪的人，越得罪得早越好，因為遲早都要得罪，早得罪可以早不受坑害。。例如借錢，那些品德不好的人，他借了你的錢就忘到了了腦後，或根本就不想還。你不要便罷，一要人家就給你翻臉，這時錢沒了，人也沒了——飛蛋打，留給自己的只有悔恨。要是早不借錢而得罪了他，不就保住了你辛辛苦苦掙來的鈔票了嗎？
靴子落地。
10月14日的新華社訊息，黨的十八屆七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央紀委關於吳愛英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吳愛英開除黨籍處分。吳愛英是十八屆七中全會上被開除黨籍的12人之一。
據政知圈瞭解，吳愛英最後一次出現在公開訊息中，是在今年2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經過表決，決定任命張軍為司法部部長，吳愛英不再擔任司法部部長。在這之後，吳愛英便在公眾視野中消失了。
按照年齡，她1951年出生，今年66歲，已經到了退休年紀，去職也屬正常。但當時，與她同時退休的一些正部長級官員，大多都已經公開了退居二線的訊息，唯有吳愛英一直沒有任何聲音。
直到這次全會，曾經是十八屆中央委員的吳愛英，終於有了訊息。
△吳愛英
農民女兒曾創造多個“第一”
吳愛英1951年12月出生在山東濰坊市昌樂縣紅河鎮清泉村，村子距離昌樂縣還有一段距離，父母是農民，都是文盲，吳愛英是三個女兒中最小的一個，初中畢業後不久就被選為婦女隊長，當時她還不到20歲。
1971年，高等學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她是第一批被推薦上山東大學讀書的。據吳愛英當年的班主任說，吳愛英雖然是班裡年齡最小的，但處事比較老成，擔任團支部副書記、副班長等職務。
1973年，吳愛英畢業後被分配到昌樂縣委黨校工作，第二年調任昌樂縣高崖公社黨委副書記，仕途拉開帷幕。而真正開始“順風順水”是從她1978年擔任昌濰團地委書記、進入共青團系統工作開始。4年後，她已經成為山東團省委副書記，後來又擔任過省婦聯副主席等職務，1993年開始擔任山東省副省長，進入省部級行列。2002年，吳愛英擔任山東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是正部級幹部，到退休，她一共在正部級崗位上工作了15年，時間上算是正部級幹部中比較長的。
△吳愛英
作為一個地地道道農民家庭出身、沒有任何根基和背景的女性，吳愛英創造了很多“第一”。
1993年，吳愛英升任山東省副省長，成為山東省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副省長。2003年12月她從山東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任上，空降司法部擔任副部長（正部長級），2年後出任司法部部長，成為當時國務院各部委中唯一一位女部長，也是司法部歷史上除了首任部長史良以來，第二位女性部長。
此番被開除黨籍，吳愛英也創造了一個第一，她是十八屆中央委員中第一個被開除的女性中央委員。
曾缺席十八屆六中全會
十八屆七中全會同時審議並通過了李立國、楊煥寧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李立國、楊煥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
李立國原任民政部黨組書記、部長，楊煥寧原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都在國務院系統工作。兩人的處分訊息，中央紀委此前已經發布。兩人均被連降三級，降為副局級非領導職務。
此外，落馬的國務院機構一把手，還有國家統計局原局長王保安。吳愛英是首個落馬的女性一把手。
政知圈注意到，吳愛英與李立國的關聯不只這一次。此前，她曾因和李立國同時缺席十八屆六中全會引起公眾猜測。
2016年12月，《求是》刊發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署名文章《全面從嚴治黨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這是王岐山的一次講話稿，文中提到“六中全會上，有一名中央委員和一名中央紀委委員就‘請假’了，因為他們所領導的部門出現了系統性腐敗，中共中央決定對他們問責”。
為了找到這位“請假”的中央委員，政知君找到2016年10月27日的新聞聯播。當天的新聞聯播在播報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時，鏡頭會掃到在場每一位中央委員的臉。經過核對，李立國、吳愛英、王建平缺席，當時便引發了不少猜測。不過後來確定吳愛英是因公缺席，在小組討論中有現身，於是她“化險為夷”。
有意思的是，十八屆七中全會還審議並通過了中央軍委關於王建平、田修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王建平、田修思開除黨籍處分的決定。
也就是說，一年前缺席十八屆六中全會的3名中央委員，一年之後，同被問責，開除的開除，留黨察看的留黨察看。
和“五假副部”盧恩光是山東老鄉
在此之前，吳愛英曾經的下屬司法部原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盧恩光已落馬。
今年5月盧恩光的“雙開”通報中寫道：“年齡、入黨材料、工作經歷、學歷、家庭情況等全面造假，長期欺瞞組織”；“金錢開道，一路拉關係買官和謀取榮譽，從一名私營企業主一步步變身為副部級幹部”；“亦官亦商，控制經營多家企業，透過不正當手段為企業謀取利益”；“為在職務提拔、企業經營等方面謀取不正當利益，送給國家工作人員鉅額財物，涉嫌行賄犯罪”等。
9月9日播出的《巡視利劍》第二集《政治巡視》曝光了“五假副部”盧恩光的造假之路。
其中透露，盧恩光能調入司法部併成為副部級幹部，司法部有關領導有重大責任。當年盧恩光為了經營和領導的關係花了大力氣，也因此在組織選拔副部級幹部時得到有關領導的多次推薦。
負責中央紀委紀檢監察室工作人員介紹，“他對領導的生活可以說關心照顧得無微不至。每週都去給領導同志家裡送菜、水果、各種肉食、半成品，什麼書架壞了，釘釘修修補補的這種小事，全是他在搞服務。”
據政知圈瞭解，吳愛英和盧恩光同是山東人，盧恩光是山東聊城陽穀縣人。吳愛英1993年成為山東省副省長，2002年擔任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盧恩光在2001年前後擔任山東省政協科技開發服務中心副主任，主任。
公開信接到手軟的女部長
吳愛英在司法部部長的職位上深耕12年，關於她的新聞卻並不多。
在網上，寫給吳愛英的公開信不少，政知圈隨便一搜就找出了十多封。這些信有的來自司法考試考生，有的來自基層獄警，還有監獄服刑人員、服刑人員家屬以及律師群體等。
2015年司法考試成績公佈後，網上有考生髮表了致吳愛英的公開信，信中表達了該考生對這次司法考試成績出現異常的質疑，呼籲司法部加大考試資訊公開力度，回應考生訴求。當時，該事件還引起了人民日報關注。
在這之前，2012年就有考生在網上公開致信吳愛英，該考生表示，在報名司法考試之後，考生多次收到“考前溫馨提示”的簡訊，都是提供包過服務或者絕密答案等，考生認為，是報名網站或者司法行政部門內部洩露考生資訊，希望司法部能注意這一現象並及時整頓。
來自基層獄警的公開信有一封是在2015年，山東威海的一名獄警寫信反對司法部讓全國監獄警察上班不得攜帶手機的規定，認為因為一個犯人搶了一個女警察的手機就制定該政策是因噎廢食。表達同樣訴求的公開信還有一封來自呼和浩特獄警的信，他在信中說，這種措施是“一人感冒全體吃藥”。
資料 | 司法部官網新華網 人民網 中央紀委官網 南方人物週刊
校對 | 項戰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絕種好男人”：堅決擁護黨中央決定
網友“Max洪洪”：堅決支援黨中央
(2017-10-14)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聚焦全面從嚴治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推動形成了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全面從嚴治黨取得突出成就。
記者採訪了紀檢監察干部和專家學者，透過五個關鍵方面的資料對這五年來正風反腐工作進行梳理，看打虎拍蠅如何掀起風暴，作風建設如何久久為功。
280多中管幹部被立案審查
打虎拍蠅反腐動真碰硬
5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決有腐必反、有貪必肅，面對複雜嚴峻形勢，動真碰硬。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等人的違紀違法問題得到處理，一批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廳局級幹部被立案審查。
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共立案審查中管幹部280多人，廳局級幹部8600多人，縣處級幹部6.6萬人。共查處十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40人，中央紀委委員8人。截至8月底，透過“天網行動”先後從9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3339人，追回贓款93.6億元，“百名紅通人員”已到案40餘人。
與此同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把堅決整治人民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作為重中之重來抓。截至今年6月底，共處分鄉科級及以下黨員幹部134.3萬人，處分農村黨員幹部64.8萬人，百姓身邊的“蠅貪鼠害”得到有效整治。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十八大以來打虎、拍蠅、獵狐成效明顯，已經形成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腐敗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
60%多案件線索來自巡視
巡視“亮劍”形成強大震懾
巡視、巡察工作是十八大以來推進從嚴治黨的一大亮點。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先後召開23次會議研究巡視工作，審議巡視專題報告；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召開115次會議研究部署相關任務。
中央巡視組先後開展12輪巡視，共巡視277個黨組織，對16個省區市“回頭看”，對4箇中央單位開展“機動式”巡視，在黨的歷史上首次實現一屆任期巡視全覆蓋。十八屆中央紀委執紀審查的案件中，超過60%的線索來自巡視。
5年來，巡視全覆蓋的格局已經形成，各省區市黨委完成了對所屬地方、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黨組織巡視全覆蓋，市縣巡察工作有序推進。透過巡視巡察發現的問題線索，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對1225名廳局級、8684名縣處級幹部立案審查。
湖北省咸寧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程良勝認為，隨著巡視監督向市縣延伸，可以深入查詢基層黨建工作存在的偏差，發現並推動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突出問題，促進管黨治黨向基層延伸。
18萬起違反八項規定問題被查
改善作風強化執紀監督
中央八項規定實施以來，違規公款消費、隨意鋪張浪費等百姓深惡痛絕的不良風氣得到有效遏制。截至8月底，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18.43萬起，處理黨員幹部25.02萬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3.61萬人，違紀行為從2013年起逐年大幅減少。
一些基層幹部表示，現在迎來送往少了，文山會海少了，吃請送禮少了，“四風”在基層得到有效遏制。
中南大學地方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吳曉林等專家表示，接下來，應進一步加強黨員理想信念教育，強化正面引導和反面警醒，在黨內外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風氣，讓良好作風建設成為全社會同頻共振的努力方向。
6萬餘名黨員領導幹部被追責
“兩個責任”夯實管黨治黨責任
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兩個責任”不斷夯實。
2014年１月至2017年8月，全國共有6100餘個單位黨委（黨組）、黨總支、黨支部，300餘個紀委（紀檢組）和6萬餘名黨員領導幹部被問責，強化問責成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
武漢大學黨內法規研究中心和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斌雄認為，抓好責任定位是落實黨風廉政責任制的“牛鼻子”，種好“責任田”是落實黨風廉政責任制的關鍵。狠抓“兩個責任”，強化追責問責，帶動了從嚴治黨落到實處。
80餘部黨內法規出臺或修訂
制度建設織牢織密“監督網”
5年來，中央從出臺八項規定開始，制度之籠越扎越緊。《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共出臺和修訂黨內法規80餘部，黨內法規體系基本建成。
2016年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拉開帷幕。目前，北京、山西、浙江3個試點省市改革取得實質進展，省市縣三級監察委員會轉隸組建工作已完成。一個在黨統一領導下的國家反腐敗工作機構呼之欲出，將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行說，反腐敗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確立一套預防腐敗和反對腐敗的制度，“讓鐵規發力，讓禁令生威，才能最終打贏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這場攻堅戰、持久戰。”
記者：翟永冠、朱基釵、梁健強、劉碩
(2017-10-13)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已走過96年風雨歷程，從一個僅有50餘名黨員的小黨成長為擁有8900多萬黨員的大黨，從一個為革命而奮爭的革命黨成長為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執政黨。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每一次調整、最高層人事安排的每一次變動，都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命運。
制度設計
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運轉，主要由黨代會制度、中央委員會制度和常委會制度保障。其中，黨代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從1921年中共建立時就已確立。在此制度設計中，黨的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和權力機關，包括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基層代表大會。從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起，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進入常規化時期，即每五年召開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
中央委員會制度衍生於黨代會制度。在此制度設計中，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共五大之前，這一機構被稱作“中央執行委員會”；五大之後，改稱“中央委員會”至今。中央委員會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領導黨的全部工作。通常所說的“中共中央”“黨中央”就是對中央委員會的簡稱。
常委會制度是衍生於黨代會制度的另一黨內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在現實政治運作中，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以常委會制度為核心的決策體制，其成員簡稱“政治局常委”，一般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最高層領導人。
演變過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選舉產生了黨的第一個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當時全國只有50多名黨員，相關事務甚少，各地方組織也不健全，因此，一大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臨時領導機構。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為什麼將黨的最高領導人稱為“書記”？因為書記是當時最小的官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文書、秘書。這表明了新政黨與舊社會決裂，決不當官僚、決不做老爺欺壓百姓的決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召開。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時，黨員增加到近200名，因此大會選舉出中央執行委員會。把中央領導機構命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效仿蘇共。“一把手”陳獨秀的稱謂相應改為“委員長”。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基礎上進一步產生了中央局。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上又將“一把手”的稱謂改為“總書記”。
1927年4月至5月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調整。當時，全國黨員已超過5萬人，“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已不足以有效統領全黨，於是，五大把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中央委員會；中央局改為中央政治局；同時增加一個領導層級，即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這是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由此形成中央四級領導體制——全國代表大會為中共最高領導機關；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為中共最高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其中，政治局常委會是領導核心。在五大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在中央領導機構方面最明顯的變化是注重領導成員的工人成分，典型體現就是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這是在對中國國情缺乏清晰認識的情況下照搬蘇共經驗的結果。從六大開始，稱黨的最高領導人為“主席”。
1945年4月至6月，在六大召開17年後，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此時的中共已今非夕比，黨員發展到121萬人，出席大會的代表共計755人。七大再次確認了中央四級領導體制，不再設政治局常委會，改設中央書記處，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1956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大是中共成為執政黨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次大會上，中央領導機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調整：一是政治局和書記處分設，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其第一負責人稱謂由“主席”改為“總書記”，鄧小平被選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由此，中央決策機關——政治局和領導日常工作的機關——書記處分立。二是中央委員會在設立主席的同時，第一次設立副主席，且副主席有多名，並規定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三是恢復政治局常委會，並規定它是黨的核心領導，由主席、副主席、總書記組成。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時，“文化大革命”正當高潮，此次大會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秘密舉行的。中央領導機構在此次大會上的變動包括：一是廢除了八大有關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規定。二是第一次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軍委主席，由此成為定製。三是中央文革小組這一實際職權凌駕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之上的特殊機構，在此次大會後停止活動，被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取代。四是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的作用下，隨後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選舉出的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中，中央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
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是在發生林彪事件的特殊背景下提前召開的。中央領導機構在此次大會上沒有大的調整，但在極“左”思潮氾濫的情況下，江青集團重要成員全部進入中央政治局，其中，王洪文當選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僅次於周恩來。
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大對党進入歷史新時期具有過渡性意義。大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調整主要是重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始設於1949年，1955年改為中央監察委員會，九大上曾被取消。
以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共產黨進入歷史新時期。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為適應改革開放以來工作的需要，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調整與變革：一是中共中央不再設主席、副主席，只設總書記，由總書記負責主持召集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以此為標誌，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黨中央最高領導職務。二是增設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新老幹部交替的過渡性機構，其主任必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三是規定中央軍委主席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產生；此前，中央軍委主席一般由中央委員會主席或總書記兼任。四是規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產生。五是規定中央書記處仍舊負責黨政軍的日常工作，並處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之下。
1987年10月至11月召開的十三大對中央領導機構作了進一步完善。一是中央委員會首次採用差額選舉方式選舉產生。二是調整中央書記處的職責與產生辦法，規定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機構，其成員不再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透過。三是不再規定中央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產生。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時，在中央領導機構方面的變動主要是取消中央顧問委員會。延續10年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已經完成了實現新老幹部交替的歷史使命。至此，中央領導機構的總體框架進入較為穩定的時期，在1997年十五大時基本沒有變動，在2002年十六大時只經歷了一個微調——此次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中，改變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兼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傳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分別由胡錦濤和江澤民擔任。但這一暫時變動很快恢復，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接受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兼任，徹底完成了兩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平穩過渡。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則將中央實行的巡視制度、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的制度寫入黨章，進一步完善了中央領導機構總體框架。
2012年召開十八大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數由9人變為7人，習近平出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HDJ(yxy)”：好
網友“影星人”：贊
網友“Andy♥Young”：好
網友“成都使用者66xxxx658”：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共產黨的經歷證明毛主席的偉大英明。
網友“澍雨”：不錯
網友“一江春水向東流”：好
網友“中山使用者66xxxx658”：贊
網友“自由”：贊
(2017-10-19)
來源｜經濟日報、新華社、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十九大開幕會將於10月18日上午9:00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目前來自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代表團以及中央直屬機關代表團、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團、中央企業系統代表團、中央金融系統代表團、解放軍代表團、武警部隊代表團和臺灣省籍黨員代表團等38個代表團已全部向大會報到。
距離十九大召開還有不到24個小時，小編特意梳理了19個相關問題，帶大家一起了解這次大會。
關於十九大
1.十九大是什麼？
十九大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
2.十九大承擔什麼樣的使命？
十九大承擔著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明確今後黨和國家前進方向、奮鬥目標、行動綱領，選舉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重大使命。
3.十九大有著怎樣的重大意義？
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對鼓舞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大意義。
4.十九大召開時間如何確定？
2016年，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決定，黨的十九大於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
2017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黨的十八屆七中全會10月11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將向黨的十八屆七中全會建議，十九大於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
黨的十八屆七中全會10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全會決定，十九大於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
5.十九大有哪些基本程式？
按照以往慣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基本程式可分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會議三個部分。
6.十九大有哪些議程？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議程一般由預備會議透過。從目前已知的訊息來看，黨的十九大議程至少包括：聽取和審查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聽取和審查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審查和審議《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選舉十九屆中央委員會；選舉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7.哪些人能參加十九大？
參會的主要是十九大代表，但除了十九大代表外，按以往慣例，參加全國黨代會的還會包括特邀代表、列席和來賓。
8.黨的中央委員會報告是如何誕生的？
黨的中央委員會報告是全國黨代會的“重頭戲”。它的誕生往往是一個漫長而嚴謹的過程。
比如從黨的十八大報告的誕生過程來看，整個歷經了近一年的時間。期間聽取了相關單位、課題組的彙報，徵求了黨內外人士的意見建議，並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報告稿進行審議，然後提交黨的十七屆七中全會討論修改並表決透過，最終提交黨的十八大審議並透過。
關於十九大代表
9.十九大代表有多少人？
按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黨的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已經順利完成。全國各選舉單位分別召開黨代表大會或黨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2287名出席黨的十九大代表。
10.當選十九大代表有多難？
全國總共近8900萬黨員，其中2287人能當選十九大代表，這意味著當選比例只有0.0026%。
11.十九大會議期間，代表們有哪些任務？
大會期間，代表們將聽取和審查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反映廣大黨員、群眾的意見和要求，討論並決定黨的重大問題，選舉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12.什麼樣的黨員能成為十九大代表？
中央要求，十九大代表應是共產黨員中的優秀分子，帶頭尊崇黨章、模範遵守黨章，嚴格按照黨員標準要求自己，具有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13.十九大代表如何產生？
中央要求，十九大代表的選舉產生，要堅持黨的領導與發揚民主有機統一，採取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反覆醞釀、逐級遴選的辦法進行。
當選十九大代表，要經過推薦提名、組織考察、確定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名單、確定代表候選人預備人選、會議選舉五個主要環節。
14.十九大代表由哪些黨員組成？
十九大代表結構合理、分佈廣泛。按中央要求，十九大代表提高了生產和工作第一線代表比例；女黨員和少數民族黨員代表的比例也有所提高。既有各級黨員領導幹部，又有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也有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宣傳、文化、衛生、體育和社會管理等各方面的代表。
15.十九大代表的選舉單位如何劃分?
十九大代表的選舉共劃分為省區市、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中央金融系統、中央企業系統（在京）等40個選舉單位。
關於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16.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般開幾天？
回顧以往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長並不固定，早期從7天到10多天不等，最長的一次是中共七大，從4月23日開到6月11日。新中國成立之後，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時間比較長，從4月1日到4月24日，差不多開了一個月。自十三大開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間基本固定在一週左右。
17.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幾年舉行一次？
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一級組織提出要求，全國代表大會可以提前舉行；如無非常情況，不得延期舉行。
18.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有哪些？
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職權包括：
(1)聽取和審查中央委員會的報告；
(2)聽取和審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
(3)討論並決定黨的重大問題；
(4)修改黨的章程；
(5)選舉中央委員會；
(6)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19.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是什麼關係？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在任期內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
每屆中央委員會任期五年，全國代表大會如提前或延期舉行，中央委員會的任期也相應地改變。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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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8)
十九大昨舉行預備會議
習近平主持會議，通過了大會議程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7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預備會議。
習近平同志主持會議。
黨的十九大應到代表、特邀代表2354人。
出席預備會議的代表、特邀代表2307名。
會議以舉手表決方式，透過由22人組成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透過由243人組成的大會主席團名單，透過劉雲山為大會秘書長。會議並通過了大會秘書處機構設定和工作任務。
會議還通過了十九大的議程。大會的議程為——
聽取和審查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審查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審議透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選舉十九屆中央委員會;選舉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17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次會議。
習近平同志出席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
會議首先在大會秘書長劉雲山主持下，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了由習近平同志等42人組成的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名單。
隨後，會議在習近平同志主持下進行了各項議程。會議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了劉奇葆、孟建柱、趙樂際、慄戰書為大會副秘書長。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代表資格的審查報告。
報告說，全國各選舉單位選舉產生並經中央批准公佈代表共2287名。經審查，確認2280名代表資格有效。大會應出席代表2280名。
報告說，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從去年11月開始，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各選舉單位嚴格遵循黨章，堅持黨的性質，加強黨的領導，突出政治標準和先進性，注重改善代表結構，規範代表產生程式，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嚴格稽核把關，嚴肅選舉紀律，紮實做好代表選舉各項工作。
報告說，在代表選舉產生過程中，全國基層黨組織參與基本實現了全覆蓋，黨員參與率達到99.2%。各選舉單位堅持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反覆醞釀、逐級遴選，充分聽取基層黨組織、黨代表和廣大黨員的意見;堅持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嚴把代表政治關;嚴格落實“四必”要求，對所有考察物件的檔案材料進行了認真稽核，黨風廉政情況徵求了紀檢機關的意見，對來信來訪線索具體的均認真調查核實，對人選中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進行了查核。根據徵求意見和核查情況，對不宜作代表人選的進行了調整;準確認定人選身份，堅決防止“頂帽子”。各選舉單位召開黨委全體會議或黨委(黨組)擴大會議，以投票方式確定代表候選人預備人選。除西藏、新疆經中央批准實行等額選舉外，各選舉單位召開黨代表大會或黨代表會議差額選舉出席黨的十九大代表，差額比例均多於15%，符合中央要求。代表選舉產生後，透過中央主要新聞媒體，採取多種形式報道了代表選舉工作情況。
報告說，十九大代表總體上符合中央規定的條件，具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良好的作風品行和較強的議事能力，在各自崗位上做出了顯著成績，是共產黨員中的優秀分子。代表結構與分佈比較合理。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代表比例明顯提高，女黨員代表、少數民族黨員代表數量增加，代表學歷層次較高，年齡結構合理，有不同歷史時期入黨的黨員。十九大代表各項結構比例均符合中央要求，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報告說，參照十八大時的做法，中央確定了74名特邀代表出席黨的十九大，特邀代表享有代表同等權利。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辦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團醞釀。
會議還通過了列席和來賓事項。中央決定，邀請黨內有關負責同志和部分黨外人士列席大會。列席大會的有：不是十九大代表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不是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的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以及其他有關同志，共405人。作為來賓列席大會開幕會和閉幕會的有：現任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黨外人士，在京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無黨派代表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在京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常委中的民主黨派、無黨派和民族宗教界人士，共149人。
主席團會議還通過了十九大的日程。根據這個日程，十九大將於10月18日上午開幕，10月24日上午閉幕。
十九大新聞發言人昨舉行新聞釋出會,他說，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結束後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將同中外記者見面
黨的十九大新聞發言人庹震17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釋出會，向中外記者介紹十九大的議程及有關情況。他說，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18日上午9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會期10月18日至10月24日，共7天。17日下午召開了預備會議，確定了大會議程，通過了大會主席團名單，大會將在主席團領導下進行。
庹震說，目前黨的十九大各項準備工作已全部就緒。他對前來採訪報道這次大會的中外記者，表示熱忱的歡迎。
受大會的委託，庹震向中外記者介紹了十九大的有關情況。他說，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將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認真總結過去5年工作，回顧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程序和寶貴經驗，深入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全面把握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要求和人民群眾新期待，制定適應時代要求的行動綱領和大政方針，從戰略全域性上對黨和國家事業作出規劃和部署。
庹震說，去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召開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之後，黨中央成立了十九大報告起草組，由習近平總書記擔任組長，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負責同志、專家學者參加，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報告起草工作始終是同調查研究工作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中共中央組織了59家單位就21個重點課題進行專題調研，形成80份調研報告。報告起草組組成9個調研組，分赴16個省區市進行實地調研，還就一些問題請有關部門、25家國家高階智庫試點單位提交了專題研究報告。這些調研成果為報告起草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7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就黨的十九大報告涉及的若干重大問題作了深刻闡述，強調能否提出具有全域性性、戰略性、前瞻性的行動綱領，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繼往開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事關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報告起草工作始終貫穿著民主精神。報告稿形成後，廣泛徵求了各方面意見，徵求意見人數共4700餘人。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了6次座談會，直接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起草組還聽取了部分老同志的意見。中共中央還專門聽取了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許多意見都得到了採納。10月11日至14日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七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黨的十九大報告稿、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稿，決定正式提交黨的十九大審查。
庹震說，黨的十九大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對黨章進行修改。黨的十三大以來的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對黨章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實踐證明，根據新形勢新任務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有利於全黨更好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護黨章，有利於更好發揮黨章對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指導、規範作用。今年1月，在中共中央就黨的十九大議題徵求意見的過程中，各地區各部門普遍建議黨的十九大根據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根據形勢任務發展變化對黨章作適當修改。今年6月，中央發出通知，就黨章修改工作向各地區各部門徵求意見。在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強調這次修改黨章工作，要把黨的十九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使黨章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充分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充分體現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的新鮮經驗，以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對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屆七中全會討論並透過，形成了提交黨的十九大審議的黨章修正案。
庹震說，黨中央高度重視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聽取工作彙報並作出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進行研究。中央印發了《關於黨的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明確了選舉單位的劃分、代表名額分配、代表條件和構成、產生程式等政策規定。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各選舉單位嚴格遵循黨章，堅持黨的性質，加強黨的領導，突出政治標準和先進性，注重改善代表結構，規範代表產生程式，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嚴格稽核把關，嚴肅選舉紀律，順利完成了十九大代表選舉工作。據統計，基層黨組織參與實現了全覆蓋，黨員參與率達到99.2%。全國40個選舉單位分別召開黨代表大會或黨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出席黨的十九大代表。經十九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確認2280名代表資格有效。他們將代表45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和8900多萬名黨員出席黨的十九大。當選代表符合中央規定的條件，代表來自方方面面，結構和分佈比較合理，具有廣泛代表性。按照慣例，中央還確定一部分已經退出領導崗位的老黨員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大會。
庹震說，按照黨章規定，十九大將選舉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為了做好選舉工作，黨中央成立了專門工作班子，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負責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人選的推薦、考察、提名工作。在這個基礎上，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提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候選人預備人選建議名單，提請黨的十九大主席團審議。
庹震說，黨的十九大閉幕後，將召開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和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領導機構。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結束後，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將同中外記者見面。
庹震說，黨的十九大設立了新聞中心，將組織多場記者招待會、新聞釋出會和集體採訪，開設官方網站和微信公眾號，為大家採訪報道提供服務保障。
庹震還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
此次新聞釋出會由大會新聞中心主任胡孝漢主持，約700名中外記者參加了新聞釋出會。 本版稿件據新華社 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鞠鵬 攝
(2017-10-18)
中共七大會場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如同群星拱北斗,中央委員會是黨的中樞,也是黨的形象的集中體現。選舉產生一個政治堅定、團結堅強、奮發有為的中央領導集體,對於認清形勢、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本文所寫的,就是歷史上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選舉過程中的故事。
劉仁靜投了李漢俊一票
黨的一大最後一天會議進行中央局選舉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劉仁靜是這樣回憶的:
“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唸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就沒有吭聲。1923年李漢俊到北京時,我去看他,他對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還表示感謝。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歷史意義,因為那時選舉好像事先有默契,選誰每人心中都有數。”
從劉仁靜的回憶來看,中央領導機構三位領導人的選舉似乎事先規定了候選人。從董必武的驚問來看,很可能這是所有選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約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於對有人越軌的極大驚異以及對李漢俊的個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會忘掉無記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當場查問起來。
現在看來,劉仁靜投了自己在一大上的主要論爭物件李漢俊一票,首先說明劉仁靜是個有個性、有主見的同志,同時,這一票也說明劉仁靜襟懷坦白,論爭時對事不對人,即使對事而言,在他心目中也完全是同志間的正常討論。劉仁靜之子、劉仁靜傳記作者劉威立對此評論道:
總的看,這一票投者無意,後來卻似乎成為大會的花絮流傳。幾年後蔡和森還開玩笑地說這票有歷史意義,這雖然過甚其詞,卻也折射出當年選舉的一些特色。無論當年醞釀候選人名單的具體過程如何,張國燾個人當時顯然還不具有使選票高度集中的威望與能力,所以當他後來與代表們逐個商談時,勢必要借馬林的權威來說服人。在這種情況下,劉仁靜的自由一票,在笑談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說成有歷史意義,亦即被用以證明中國共產黨即使在剛誕生時對共產國際也並非唯命是從,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選舉是否根據馬林的意見規定了候選人,並由張國燾在選舉之前與大家做說服工作呢?陳獨秀後來與濮清泉的一段談話,似乎可以作為印證:
“據陳獨秀告訴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事留在廣東,沒有參加,之所以要他當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實際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陳既這樣說過,我就如實地把它寫出來。”
“中央局秘書”毛澤東
黨的三大是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在三大會址恢復和重建過程中,有學者撰文指出,在調查黨的三大會址時發現,三大中央局秘書並非原來所說的毛澤東,而是羅章龍。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廣泛關注。
三大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選的秘書到底是誰?
根據當年輾轉到蘇聯的檔案等重要資料顯示,毛澤東是黨的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的秘書,這種說法是學術界的共識,且廣為人知。但有學者指出,從蘇聯影印回來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錯誤很多的回憶錄,理由是:該文沒有完整反映三大透過的黨綱、黨章、組織法及各項決議,不是大會記錄,更不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報告。三大透過的黨的中央組織法規定黨的主要領導人稱委員長,但該文仍稱陳獨秀為總書記。該學者還認為,羅章龍的回憶,也有失實之處。在羅老記憶中,他一直記得是毛澤東或其他人任秘書,自己沒有擔任過秘書。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員會於1923年12月25日發出的第十三號通告影印件,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簽名,才忽然“醒悟”:原來自己確實是秘書。由此,得出結論:“以上種種說明,‘三大’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是羅章龍。”
事實究竟如何呢?由中央檔案局提供的珍貴檔名為中共中央《通告第五號》的中共中央第五號通告影印件揭開了謎底。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機關從廣州遷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第五號,宣佈中央局自廣州遷回上海後的人事變動:“中局組自遷滬後略有更動,即派平山同志駐粵,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潤之同志(即毛澤東———引者注)因事赴湘,秘書職務由會計章龍同志兼代。”
由此說明,在9月10日以前,毛澤東確實是三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而羅章龍是他的接替者。至於12月25日發出的第十三號通告,上面的簽名自然是羅章龍而不是毛澤東了。
三大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為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釗、王荷波、項英、朱少連則分別為中央駐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員,指導當地黨的工作。
委員長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會會議,與秘書共同簽署一切公文函件。
“中央局秘書”一職,是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特設的,實際上相當於後來設中央主席時的總書記,並不等同於黨中央“秘書長”,因為“中央局會計”的職責也屬於秘書長工作範圍。對於秘書的職責,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員(負責)本黨內外文書及通訊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檔案。”此外,組織法還特別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附加會議之日程。”這既說明了作為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也體現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嘗試透過制定黨內法規的形式,制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
在黨的三大上,毛澤東被選入中央局,並擔任秘書,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層。事實上,他成為黨中央領導核心的第二把手。後來,毛澤東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從而使黨中央真正有了負責全黨自身建設、特別是黨務工作的專職主持者。事實也證明,黨的三大後,全黨組織工作取得了很大進步。
“中央局會計”一職也是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特設的,負責管理全黨財務行政,並負中央機關和各區各地方機關財政、行政審議之責,主持審計財務和決算有關事務,稽查現金出納等項工作。這一職務,到1924年秋即改為由非中央局委員擔任。
與第二屆中央領導機構組成相比,第三屆中央領導機構組成分工更加明確合理,既有利於堅持集體領導,又分工各負其責,加強了黨中央的領導工作。負責“總理黨務”的委員長陳獨秀,不再兼管行政事務性工作,原來承擔的許多工作分別由中央局秘書和會計負責,從而能夠集中精力主持開好集體決策的中央局會議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主抓事關全黨的大事。
張國燾落選中央執行委員
黨的三大共選出14人組成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但候補執行委員李漢俊從未到職,張連光不僅未到職,不久更攜款潛逃。除去這兩人外,實際上參與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工作的是餘下的12人。
據瞿秋白筆記,三大上的選舉票數是:“獨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澤東(34),朱少連(32),平山(30),項英(27),章龍(25)。候補:鄧培,張連光(潛逃),梅坤,李漢俊,鄧中夏。”
可見,第二屆中央領導成員中的多數,如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李漢俊、鄧中夏繼續當選,而且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都是選票最多的。高君宇則因北京區委的羅章龍、鄧培當選而落選。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黨的一大、二大中央領導成員張國燾因為搞“小組織”活動、激烈反對國共黨內合作而落選。
同前兩屆相比,第三屆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新的特點。
一是新成員居多。14人中有9名新成員,佔64.3%；中央局5人中有3名新成員,佔60%。本屆成員平均年齡33歲,最大的是陳獨秀,44歲,最小的是項英,25歲。這些領導成員都是正當青壯年,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熱情高,幹勁足,思維敏捷,易於接受新鮮事物。
二是出身勞動家庭者居多,代表性廣泛。實際擔當工作的12位委員中,出身工農勞動家庭的8人,佔66.7%。他們分別來自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安源、唐山各區委地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他們對中國農村、城市、工廠、鐵路、礦山等各地方的實際情況有著深刻的瞭解,這非常有利於中央決策能夠密切結合實際。
三是均經過實際鬥爭鍛鍊考驗,具有四五年學運、工運、農運經歷,任過黨、團、工會的基層、中層、地區領導職務,有相當的工作經驗。大多數理論思想水平高,組織領導能力強,政治堅定,鬥爭性強,作風深入,重視團結,善於聯絡群眾。
羅章龍稱:“‘三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顯示了工人革命政黨,陣營頗為嚴整,工作效能亦高,為前兩屆中央所不及。”
楊之華主動提出不當中央委員
只要到過河北西柏坡的人,都會對紀念館前廣場上的中共五大書記塑像印象深刻。五大書記,就是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選出的5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這五大書記中,除朱德外,其餘4人都在1927年召開的黨的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成員。其中,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是首次當選中央委員進入中央,周恩來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毛澤東雖然是繼三大後第二次進入中央並且只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但三個月後,他便以此身份出席八七會議,在會上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就是後來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赫赫有名的“毛委員”。
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外,黨的五大選舉的中央領導機構中還有一大批令人耳熟能詳的名字: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張太雷、王荷波、項英、陳潭秋、林育南、郭亮、惲代英、彭湃、楊之華……這個群星璀璨、藏龍臥虎的超豪華陣容表明,五大並非鄭超麟所說的,只是為了孤立陳獨秀而進行的“清君側”。
五大選舉過程中,還有一些代表認為自己能力資格不夠,主動要求退出中央委員會。如在大會主席團討論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曾推選過我國工人運動的老前輩、紡織女工出身的張金保。但她謙虛地說,“自己水平太低,對許多問題還不能很好地理解,許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當中央委員不夠條件。”經她的一再推辭,大會主席團接受了她的請求。
另據張金保老人回憶,瞿秋白夫人楊之華也被選為中央委員。大會表決後,在院子裡休息時,楊之華對瞿秋白說:“秋白,我當不好中央委員,你說怎麼辦?”瞿秋白說:“這是大家選的,你當不了,就應該向大會宣告。”當大會繼續進行時,楊之華向大會提出不當中央委員的要求。張金保是當天大會的執行主席,就對楊之華說:“之華,你不要推辭了。代表們是看到你能勝任這個工作才選你的。你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大家信任你,就應該努力幹。”楊之華見會上有幾個同志表示支援張金保的意見,便接受了。
以上足以說明,五大確是一次集中選拔全黨精英的群英會。五大為什麼能開成這樣一個會議呢?陳獨秀在五大的報告中就說過:
“……我們的工作仍然在開展著,9箇中央委員是不夠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難的是,甚至9箇中央委員也不能經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兩三個委員,有時只有一個委員。這樣一來,中央自然而然就產生了獨裁。”
“……總之,黨中央不很健全。我們黨目前還不是一個有完善組織的黨,而是各個共產主義者的小組。地方組織比中央好些。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我們就只有各省的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必須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則,我們就會面臨危險。在組織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為強有力的中央。如果情況仍像現在這樣,也就是說,黨的領導機關不能成為更強有力的機關,那下層組織的情況就會很糟糕。”
陳獨秀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切中時弊。經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禮,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只有幾十人到數百人的秘密組織,迅速發展成為擁有近5.8萬名黨員的全國第二大政黨。此時,如果還沒有嚴密健全的組織和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機構,確實無法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黨的五大在黨的建設特別是組織建設方面有突出的貢獻,在黨的歷史上創造了多項“第一”:第一次將“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第一次決定籌辦中共中央黨校；第一次把黨的組織系統劃分為中央委員會、省委、市(縣)委、區委四級,等等。更為重要的是,從黨的一大到四大,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都稱為中央局或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數一直很少。到了黨的五大,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人數才大幅度增加,並且第一次採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名稱,首次將中央的日常工作機構與決策機構分開,從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這種組織制度和領導體制,80多年來,除中途有個別調整外,一直沿用至今。它對於保證黨的領導、貫徹民主集中制發揮了重大作用。
經過血與火的革命戰爭洗禮和生與死的白色恐怖考驗,黨的五大選出的55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候補監察委員,先後有26人為革命獻出寶貴生命。
雷曉暉是五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百歲老人,2005年1月8日病逝,這一天離她百歲生日只差12天。她是最後一位離世的黨的五大代表。
(作者李穎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員。本文內容選編自李穎著:《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黨建讀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2017-10-19)
譚甫仁在1927年就參加了南昌起義，歷經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是我軍中資歷較老的幹部，1955年授銜的時候，譚甫仁被授予中將軍銜，還擔任了第九屆中央委員，這是黨和國家對他貢獻的一種肯定。
但是這麼堂堂一位開國中將，家裡卻闖進了人，用槍把他殺害了。更離奇的是，譚甫仁在發現家中進了人之後跑去敲警衛的門，兩人居然都不開門，於是乎，在戰場中叱吒風雲的將軍卻在家中被殺害了。
這兩個警衛員在幹嘛呢？
歹徒先進入家中槍擊了譚甫仁的夫人，譚甫仁聽到槍響跑出來看是怎麼回事。在譚甫仁發現歹徒後，身邊也沒有佩戴槍支，本能地就去找警衛員。譚甫仁敲了第一個警衛員的門，但是沒有回應。難道是沒有聽見或者是睡得太死？都不是！
原來這個警衛員被嚇得不敢出來，那時候部隊長時間沒打仗，這個警衛員一聽見槍響兩腿就發抖，哪還敢出來和真傢伙對幹。
另一個警衛員就更不得了了，他那時正在和譚甫仁家中的保姆姘居，一聽到有人叫他開門還以為是有人來捉姦了，所以任憑譚甫仁把房門敲的“砰砰砰”震天響他都沒開門。
就這樣，1970年12月17日晚上，兇手不費什麼大勁就殺害了一位高階將領，之後再從容離開。
不得不說，這位將軍忘記了槍是軍人的生命，導致歹徒從容作案，而那兩名警衛人員更是貪生怕死、作風不良，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職責。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和平”：這種警衛員現在多的是，就會就會仗勢欺人。
(2017-10-03)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請問一個有關差額選舉的問題。我們發現過去幾屆中共黨代會選舉差額比例都是在穩步上升,包括十六大的時候,中央委員的差額比例是5.1%,十七大是8.3%,十八大是9.3%。請問這次十九大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紀委委員的選舉差額比例會是多少?您如何評價這個資料?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數會不會有所改變?謝謝。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項職權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選舉要體現選舉人的意志,候選人要由黨組織和代表充分醞釀討論,實行差額選舉。按照這一規定,十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選舉實行差額選舉,具體差額比例、選舉程式,將由大會主席團表決透過的選舉辦法作出具體規定。
黨章規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將在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經過充分醞釀討論,根據全會透過的《選舉辦法》,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屆時會及時公佈選舉結果。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點點星星”：熱烈祝賀十九大勝利召開
網友“清遠使用者16xxxx648”：熱烈祝賀十九大勝利召開。
網友“我是誰33211”：祝願偉大祖國繁榮昌盛
網友“東營使用者66xxxx658”：祝賀中國十九大順利召開
網友“浪裡個浪”：預祝十九大圓滿成功召開，願祖國繁榮昌盛！
網友“大漠孤煙”：祝願偉大祖國繁榮昌盛
網友“哥蹲馬桶〃只是為了消愁.”：熱烈祝賀十九大勝利召開
網友“我是誰33211”：熱烈祝賀十九大勝利召開
網友“東營使用者66xxxx658”：熱烈祝賀十九大勝利召開。
網友“fk”：祝賀中國十九大順利召開
(2017-10-17)
共和國曆史上，出了兩位木匠出身的正國級領導，都姓李，他們就是李先念和李瑞環，其經歷均十分傳奇。
李先念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縣高橋鎮九龍衝李家大屋的一個農民家庭。私塾讀完後，因學費太高，他只好停學，跟三姐夫袁傳祖學木匠。
李先念青少年時期做木工親手製作的椅子
李先念青少年時期做木工用過的鋸子
在大革命影響下，李先念積極投身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大革命失敗後，他毅然參加了著名的黃麻起義，先後參與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川陝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戰爭血與火的磨練中成長為紅四方面軍最年輕的軍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李先念同志是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和新四軍第五師的主要建立者和領導人。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他受黨中央重託，前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區，開始了建立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艱苦歷程。他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先後建立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和新四軍第五師，開闢並發展起鄂豫邊區這塊地處要衝、孤懸敵後的抗日根據地。他善於正確判斷形勢，不失時機發展壯大人民力量，領導建立了擁有1000多萬人口、具有戰略意義的中原抗日根據地，建立了擁有5萬餘人正規部隊和30餘萬民兵的武裝力量，從戰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國各個地區的抗日戰場。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先念同志領導的中原軍區成為國民黨軍發動全面進攻的首要目標。他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沉著果敢，機智靈活，指揮6萬中原軍區部隊突破30萬國民黨軍隊的重圍，並親自率領北路突圍部隊轉戰千里，在戰略轉移中建立了豫鄂陝邊區根據地。中原突圍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顯示了他統帥大兵團同強敵作戰的戰略戰術和指揮藝術，為建立新中國立下了不朽功勳。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李先念是黨和國家財經工作的卓越領導人。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達26年，長期分管財政、金融、貿易等工作，為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傾注了大量心血。
1977是8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又先後擔任了國家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這兩個正國級領導職務。
1964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了電影《青年魯班》，片中的“男一號”李三輩是名意氣風發的建築工人，善於技術革新，而他的原型正是李瑞環。
李瑞環曾回憶說：“17歲時，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給木工班掃刨花，當時有個木工工長，名叫王錫田，他說我很靈巧，讓我學木匠。我就這樣從一個普通的木匠開始，一步步成長為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
木匠出身的李瑞環後來也成為了正國級領導，曾擔任過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兩屆全國政協主席。在1989年6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李瑞環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1992年10月又當選為第十四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3月26日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主席，1997年9月19日在中共第十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98年3月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主席。
2013年11月，中國紫檀博物館展出了李瑞環在文革期間用劈柴手工製作而成的傢俱和在天津市任市長期間利用業餘時間手工製作完成的傢俱。整套傢俱體現了典型的時代氣息，桌面及椅面的拼花嚴謹美觀，因材施料，配色考究，嚴絲合縫，體現出李瑞環高超的木工技藝。
(201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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