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開始，美國禁止包括伊拉克在內的諸多穆斯林國家難民和移民入境，讓我想起了幾年前交往過的伊拉克男友。
我們在YMCA相識，當時，他正拿著難民檔案在向工作人員諮詢問題。相識之後，我透過他了解了很多中東生活的細節。
他是中東的心臟科專家，本來在美國密歇根州某醫療機構獲得一個工作offer，從卡達出發，興沖沖去美國就職，結果被美國海關攔了下來，理由是根據記錄，他本人就在美國國內，所以不能讓他入境。這麼會出現這樣的烏龍?原來，他以前去過美國，出境時上繳了I-94卡，按慣例，美國海關會根據I-94卡確認當事人已經出境，但不知道哪個環節出了錯，他的出境沒有被記錄下來，雖然很可能是某個工作人員丟了他的I-94卡，或者忘了登記，但海關不會去徹查自己的錯誤，而是簡單粗暴地把他轟走了。一個伊拉克人，在美國海關就像孫子一樣沒地位，趕走他如同趕走一隻蒼蠅，不過對於蒼蠅來說，卻是一生的重大挫折，甚至可能是性命攸關的事情。
他是途徑加拿大轉機美國的，美國拒絕他入境，於是就滯留在加拿大了，只好申請加拿大難民身份，我認識他的時候，他的難民身份還沒有獲批，頗為焦慮。
他又是怎麼淪為難民的呢?說來話長。
他從小在伊拉克長大，在薩達姆的統治下，過著雖然不算幸福，但至少穩定的生活，用他的話說，“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就是巴格達。”
他是阿拉伯人，信仰的卻是天主教，歧視是有的，不過沒受到嚴重的迫害，他跟很多穆斯林是朋友，還瞞著父親，偷偷跑去清真寺玩耍。信仰不是他選擇的，是家族的傳統，他們這個家族世代信仰天主教，沒什麼道理可見，反正父母信什麼，他就跟著信什麼，大多數伊拉克人都是這樣(後來，我又認識了另一個伊拉克人，居然也是天主教徒)。
他父母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全家住一幢house。父親是自由派知識分子，文科畢業，某報刊(或雜誌)的主編，在薩達姆的統治下，言論不夠自由，有點憤憤不平，勸孩子們改學理工科，他大哥學機械，二哥和他本人都學醫，妹妹學藥劑師，一家子都是專業人士。
91年海灣戰爭爆發，他們的太平日子到頭了。真正的苦難來自西方國家的轟炸和隨後的經濟制裁。很多平民被炸死了。他跟我講過一件事，有一天他母親和其他女人在門口聊天，突然有人跑來說某某房子被轟炸了，其中一個女人倒地大哭，她一家七口都在那幢房子裡。
西方的經濟制裁引發了經濟危機，伊拉克平民全都陷入了貧困。母親在院子裡養雞補充食品，他和妹妹當時已經在醫院工作，月工資由於通貨膨脹只值三四個美元，全家餓得半死不活，他和妹妹只靠醫院中午的一頓免費餐維持生活。日子漸漸過不下去了，家人一商量，想辦法逃吧，能逃一個算一個。於是就這樣，兄弟姊妹透過各種渠道，陸陸續續逃出了伊拉克。
喪失了家園，寄人籬下的日子並不好過。這時父親已經病逝，他和母親逃到了卡達，他在當地醫院就職，卡達歧視外籍醫生，同樣水平的專家，他的工資只有本地醫生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記不清了)，但畢竟是醫生，這份工資足以他養活自己和他母親(後來還有妹妹)，還能存錢。他兩個哥哥一個去了加拿大，一個去了美國。卡達非常歧視外籍人，本國人福利極好，外國人什麼都沒有，而且，外國人永遠無法獲得卡達國籍，他的最終目標是帶著剩下的家人去北美跟哥哥們會合。
就在這個時候，他妹妹得了腎病，要換腎，他決定把自己的腎捐給妹妹，妹妹說她寧願死，也不要哥哥的腎，最後去泰國買了一個腎，救活了妹妹。就這樣，他帶著母親和妹妹留在中東，相依為命，伺機離開，熬了八九年，他終於拿到美國醫療機構的工作offer，他破釜沉舟，把母親和妹妹送去加拿大跟大哥生活，辭掉工作，處理了卡達的家當，然後奔赴美國就職，於是發生了前面的一幕，像蒼蠅一樣被趕走了，沒有人在乎他是穆斯林還是天主教徒，伊拉克人加阿拉伯人的雙重身份足以讓美國海關對他態度惡劣。
我們相處的那兩個月，他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繼續工作，作為心臟科專家，他熱愛醫生這個職業超過一切，而且他顯然資歷不淺，因為作為一箇中東醫生，他不但能申請到美國醫療機構的職位，還在加拿大等待難民身份的同時，被加拿大某醫院錄用，可惜加拿大醫療協會是出了名的保守，不允許他在加拿大直接從醫，最後那個醫院只好放棄了他。在我看來，不能從醫還是小事，難民身份如果不批准，他的麻煩就大了，因為他不是卡達人，不可能遣返卡達，而伊拉克在薩達姆死後已經亂成一片，他回去恐怕是死路一條。
我也遇到過其他中東難民，一位女性跟我聊了不少，她們全家在某個難民營待了十年，才找到機會逃到加拿大來，不幸剛來沒多久，丈夫就因癌症去世了，他們夫妻感情極好，我們交談時丈夫已經去世七個月了，她還是腫著眼圈，頭髮蓬亂，淚汪汪的樣子。她兒子似乎十分能幹，不過從21歲到31歲都待在難民營，青年時代的一大半也荒廢了。
因為有過這樣一位男友，我對伊拉克算是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每當看到關於伊拉克的新聞時，我的腦海中總會浮現起他青少年時代的家園：一幢白色的小樓房，他那位自由派的父親，幾個孩子在院子裡玩耍，“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就是巴格達。” 在電影院看《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時，有幾個抄家的鏡頭，我也想起了他。
最讓我難忘的，是他說過的一件事：海灣戰爭爆發時，他正好在醫學院就讀，他們開始接受軍訓，由於視力問題，他被豁免了軍訓。有一天，他在操場上散步，正好被教練看到，教練遞給他一把槍，說，我特准你練槍。顯然教練認為這是一種榮譽，他面露難色。“難道你不想持槍嗎?” “不想。” 教練回過頭來，問操場上的其他學生，“你們中有誰不想持槍的?” 大多數人都舉起了手。“好吧，那大家都不練了。”
“為什麼你不願持槍?” 我問他。“為什麼?” 他回答，“我們是醫學生。我學醫是為了治病救人，不是為了殺人，我怎麼會願意持槍呢?!”
每一個數字後面，都有一個具體的人和故事，我所能講述的，只是無數難民故事中的一個。我們分手時，他的難民身份還沒有下來，但他已經在接受加拿大的醫療培訓，夢想有一天能重新當上醫生。願他一切順利!也祝願每一個流落異鄉的難民或移民都能過上和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