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書家以歐陽詢影響力最大。《宣和書譜》論其正書為“翰墨之冠”，《舊唐書》本傳謂“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鹹以為楷模焉”，應是寫實之論。
當時墓誌尚不流行題寫書丹者姓名，所以許多帶有歐體風格的墓誌書法，只要大致符合其活動年代，幾乎都歸在歐陽詢的名下。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將晚近所出《丘師墓誌》《王女節墓誌》《翟天德墓誌》《李譽墓誌》《鄧通夫人任氏墓誌》《竇娘子墓誌》匯為一編，題作“歐體書風小楷墓誌集萃”，名稱殊為得體。
其中貞觀八年（六三四）《李譽墓誌》篆蓋“唐故左光祿大夫上柱國德廣郡公李公之墓誌銘”凡二十字，我友淳石齋主人田振宇兄取與歐陽詢存世碑額篆書比勘，發現“唐”“故”“柱”“國”“之”“公”“銘”等字篆法高度一致，於是撰《從篆蓋論〈李譽墓誌〉確為歐陽詢真筆》，雖然樣本有限難於定讞，但考察角度新穎，亦能備一說。
《丘師墓誌》近年出於西安，墓主丘師是丘和的長子，兩《唐書》及《元和姓纂》皆寫作丘師利。墓誌記事遠較史書為詳，但新增資訊不多，最可稱道的是書法。丘師卒於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冬，夫人閻氏先卒，乃於貞觀十五年（六四一）二月合葬，墓誌即當時所刻。歐陽詢亦卒於同年，雖然不乏好事之徒將此墓誌標舉為歐陽詢最晚年的作品，理性研究者仍只稱其為學歐上乘之作。
歐陽詢書法以“筆力險勁”著稱，《書斷》形容“森森焉若武庫矛戟”，但觀察存世四件楷書碑刻，唯獨年代較早的《皇甫君碑》能當之無愧，《九成宮碑》端謹整肅，《化度寺碑》矜重莊嚴，《虞恭公碑》年代最晚，王澍說“圓秀腴勁，與《醴泉》《化度》不殊，宜其特出有唐，為百代模楷”，信非虛言。如此看來，歐陽詢書法乃有由險絕而漸漸歸平正的趨勢，哪有最晚年忽然寫出如《丘師墓誌》那種峭拔遒逸風格的道理。
分析幾件歐體書風作品，頗有共同之點，通常表現為結體瘦長，中宮緊收，字勢欹側，略向右拓展，捺筆波腳往往多一上挑動作。這些其實是從歐體中抽象出來的特徵元素，集中在一起並加以誇張，於是能夠成為望而知之的“歐體”。客觀言之，這些元素除比較集中地見於《皇甫君碑》外，在《九成宮碑》《化度寺碑》《虞恭公碑》中都不太顯明。《丘師墓誌》乃是集這種風格大成之作，因為特徵突出，所以很容易觀察到與歐陽詢行書《千字文》的關聯性。
歐陽詢行書墨跡，除著名的《史事帖》（即《張翰思鱸帖》《卜商讀書帖》《仲尼夢奠帖》）外，還有一卷行書《千字文》。
兩件都有欹側緊結的特點，但與《史事帖》沉穩老練不同，《千字文》稍顯拘滯刻板，鑑定家對此也是見仁見智。楊仁愷斷言是歐陽詢早年所書，稱讚其達到《歐陽率更書三十六法八訣》所言“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的境界。徐邦達另有看法，他認為此卷雖有歐字的規模，但筆墨凝滯，起筆及牽絲處都欠自然，故判定為臨本。我偏向于徐先生的意見，這卷《千字文》很可能就是如《丘師墓誌》的寫手之類的人物所臨摹。
據《唐六典》弘文館條注：“貞觀元年，敕見任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子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於館內學書，其法書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或許可以推想，歐陽詢在弘文館教授書法時，書寫了一卷《千字文》作為範本，今存者雖然是臨摹本，仍能看出峭拔的姿態，由此推想原作一定更加森嚴謹飭，此大約就是歐陽詢七十歲左右的書寫特徵。
弘文館中歐陽詢的弟子們將所學用於各種書寫活動，大都保留老師當年傳授的心法，所以如《丘師墓誌》《李譽墓誌》等，並不與歐陽詢後期作品如《九成宮碑》《虞恭公碑》的書寫風格同調。可以附帶一提，《皇甫君碑》樹立年代不詳，如果以歐陽詢弘文館教學時間，以及行書《千字文》為參照，大約以貞觀初年可能性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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