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鄧建國：大變局下，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去塞求通”？
中新社上海11月1日電 題：大變局下，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去塞求通”？
——專訪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傳播學系主任鄧建國
作者 樊中華 張楠
交往歷史源遠的中西方突破“交流屏障”為何格外不易？日新月異的現代媒介技術對中西方“聽懂彼此”是桎梏還是機遇？交流表象背後應如何看待東西方文明的碰撞？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傳播學系主任鄧建國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縱觀歷史，中西方之間交流“暢通”遠多於“不暢”，傳播表象背後是東西文明流動的多次轉向，其動因正是彼此希望學習互鑑的內驅力量。
資料圖：絲綢之路國際旅遊名城甘肅敦煌，萬人暢遊鳴沙山月牙泉。王斌銀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之間的文明交流有千餘年曆史，“不暢”是否是常態？
鄧建國：回望歷史，中西方交流並非始終“不暢”。早在13世紀，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就將中國的文明圖景帶回西方。他對元朝初年中國商埠和大城市繁榮景況的描述，很長一段時間內構成了西方“中國想象”的底色。
1405年開始，鄭和下西洋主動傳播中華文化，影響深遠。他途經的亞非諸國，驚歎震撼於明朝船隊的舟楫之雄偉，人物之豐偉，才藝之巧妙，以及明朝具體而微、縝密有序的禮儀文化。這些遠勝於當地的物質與文明讓航線沿岸國家對明朝中國充滿嚮往，並主動派遣使臣，前來學習效仿明朝的先進文化、技術甚至制度體系，促進了本國發展。
隨著新航線開闢，16到17世紀，大量歐洲商人、傳教士來到中國，並將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乃至漢學典籍帶回西方。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精通漢語，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在其著作中詳盡介紹中國，使歐洲民眾對於中國的認知更加積極樂觀。
彼時西方對中華文明一直處於仰慕和嚮往的狀態，歐洲在18世紀甚至形成了近百年的“中國熱”。從王室到平民，都在熱議中國的戲曲、瓷器、園林、風俗文化等。
更加重要的是，中國傳統儒家、道家等思想，以及由此勾畫的文明、安定、富裕的國家圖景等，為經歷了黑暗的中世紀且戰亂不斷、急切尋找新政治體制出口的歐洲所向往。伏爾泰熱衷於讚美中國的道德與法律，將孔子看作“理性”和“智慧”的“闡釋者”。其借用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思想文化，拓展視野，逐步形成其啟蒙思想體系。
因此，在近代以前，中國的燦爛文明一直在向西方輸出，雖然囿於當時的傳播工具和地理空間限制，是涓涓細流，但整體而言中華文明對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資料圖：觀眾在北京中華世紀壇參觀“拉斐爾的藝術：不可能的相遇”展覽。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
中新社記者：哪些因素導致了近代以來中西方的“交流不暢”？
鄧建國：最根本的原因是自18世紀以來，中西方社會發展產生了一次大分野。當時中國仍處於農耕社會緩慢的發展模式中，而西方經歷了文藝復興，自然科學獲得大發展，進一步催生了工業革命，生產力大大提升。一方面，社會經濟迅猛發展，思想文化飛速進步，現代化的生產體系、制度、律法體系開始逐步建立；另一方面，生產過剩使其本國市場供大於求。此時，根據以往形成的“中國想象”，西方開始渴望與遠在東方的大國建立貿易關係。
這就形成了近代中西文明一次顛覆想象的“大碰撞”。1793年，清朝乾隆時期，英國人馬戛爾尼率領一支800餘人的使團來華協商通商貿易，遭到乾隆拒絕，經歷“下跪之爭”，還看到了真實的、落後於彼時西方的中國。
英國人來華尋求貿易機會本是一次中西方深入交流的機會，但因為中西之間在思想觀念和社會發展程度上相去甚遠，二者碰撞之後彈開。此後，英國便開始了對華鴉片貿易，最終導致了鴉片戰爭，中國則開始進入救亡圖存的歷史時期。由於“救亡”的緊迫性遠大於文化的復興與啟蒙，中國人開始學習西方先進思想、技術以迅速改變落後的中國，此時“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思想成為主流。由此，中西方資訊流向發生了一次徹底的轉向。
同期，以電報的發明為開端，現代傳媒技術盡數出現在西方，支援了其無所不在的殖民統治及價值觀輸出，這使西方進一步掌控了近代以來國際傳播的話語權。
因此也可以說，“中西溝通”並非一直不暢，而只是資訊的流向有所變化。從中國角度，由通而塞，是由中西方近代經濟社會發展分野造成其從“傳者”身份向“受者”身份轉變的不適。而在西方視野裡，“想象中的中國”破碎後，很長時期內，無論在傳播技術上還是現代文明上，中國都淪為其“理所當然”的被動的“受眾”。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崛起，伴隨文化復興、文化自信的迴歸，中國的移動網際網路日益發達，這讓中西方交流呈現怎樣的新趨勢？
鄧建國：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今天西方仍是話語強勢的一方，全球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結構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此外，中國發達的移動網際網路多體現在消費、服務等應用端，美國三大社交媒體的全球使用率仍然極佔優勢。
但另一方面，一國的經濟硬實力能影響其軟實力，崛起的中國代表了不同於西方的中華文明的復興。中西之間的文明接觸在所難免，但其流向會更多地呈現雙向趨勢。在越來越小的“地球村”內，“如何做”要比“如何說”更為重要。
因此我認為，當前的中國應在行動與傳播上雙管齊下。例如，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中國透過多種路徑踐行了將“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的承諾，中國有力控制疫情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等，這些行動和事實世界有目共睹，都可透過傳播的基礎設施和內容向西方流動。只要一國言行一致，公信力自然就會建立起來，獲得全球的認同。
資料圖：當地時間2021年9月22日，法國盧浮宮時隔一年推出線下新特展，名為《遠道而來》，展示各種與貿易和旅行相關的藏品，還特別介紹古絲綢之路等貿易路線。中新社記者 李洋 攝
中新社記者：面對中西方交流現狀，中國在國際傳播中可以主動做些什麼？
鄧建國：一方面是宏觀理念上的轉變，中國應該更加充分地開啟自己，讓西方更加了解具象的中國。
這種“開啟”包括重新認識何種資訊能使人產生認同。說服理論中有一個“知識偏見”的概念，即公眾在決定是否相信一個發言者時，會將其發言內容與發言者身份(及其背後利益)相比較。因此，中國人自我批評與批評外國人，對自身公信力的影響效果完全不同；其次，中國的對外傳播應更多地展示真實的人及由此構成的國家。優點很多但也有一些缺點的國家，會顯得更真實、親和、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我們要在國際傳播中“求同”而非強調差異。文明的異質可能源於地理環境的隔絕與迥異，但論及受眾個體對資訊的渴求，無論東西方都大致一樣。這種“同”是中西方受眾同為“人”能夠彼此理解的本性。
雖然當前媒體表現形式多元化，但為不同媒介尋找適合的資訊去傳播仍是關鍵。非虛構寫作正是硬新聞之外的一種體裁，它把普通人的故事講給普通人聽，運用大量好看的電影敘事手法，在人情人性層面打通中西方受眾，使之共情、相互理解。事實證明，無論中西方受眾，都對這種充滿人性的、沉浸式的新聞體裁興趣濃厚。
除了在細節上使受眾具備易感性，一個文明還要在價值觀上具有吸引力，兩相結合就具備了較強的傳播力。
這就需要基於文明的價值觀進一步脫離其具體性意識，要有更多普適性，甚至抽象性。其傳達的理念可讓全世界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去積極解讀，轉化為“自我理想”。對西方受眾而言，這與地理隔絕時代構建的脆弱的“中國想象”不同，這種認同是發達媒介時代一個國家言與行、現實與理想、古代與今天之間三組張力的統一，具有建立在真實性上的理想性魅力。(完)
受訪者簡介：
鄧建國，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博導、傳播系主任、傳播學博士，曾任Shanghai Daily記者、編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和新聞學院訪問學者、中國新聞獎網路新聞和國際新聞評委、上海市曙光學者、Sixthtone高階顧問等。研究領域為傳播理論、中外傳播思想、媒體融合等，已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中英文論文60餘篇，出版專著兩部，譯著多部，完成國家社科專案兩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