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寧波餘姚舉行井頭山遺址考古成果釋出會。
要說 “最早的寧波”,標誌就是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過去,寧波還沒有發現早於河姆渡7000年的文化面貌。
井頭山遺址的橫空出世,把寧波的歷史向前推了1000年,如今,歷史再次重寫,以後我們要說,寧波8000年。
一、如何發現
井頭山遺址位於餘姚三七市鎮三七市村,東距田螺山遺址1.5公里。
2013年下半年,在原廠區土建地勘鑽孔泥芯內出土深埋地下的碎小海生貝殼、動物骨頭和陶片、殘骨器等遺物。我所專業人員與河姆渡博物館工作人員獲悉後實地調查核實,發現陶片與貝殼的混合共出性狀特殊,並確認陶片特徵與河姆渡文化既相似有明顯區別。隨後試掘並在3.5米深的坑底加人工鑽探,探知文化堆積埋深達7米以上,由此初步確認該遺址是一處在浙江考古中還從未發現過的史前貝丘遺址。
二、測年:距今8000多年
2014年上半年,針對該遺址文化堆積特殊的深度和海相淤泥覆蓋的情況,實施機鑽考古勘探。
確認有貝殼和陶片的文化堆積主體在待建廠區範圍內,埋藏深度達5~10米,主體並位於地下小山坡的東坡下,堆積形狀大致呈南北向橢圓形,南北長約80~100米,東西寬約60~80米。總面積在8000平方米上下。堆積最大厚度近2米,自西北向東南明顯傾斜。
因此認識到井頭山遺址是已知我國沿海地區埋深最大的一處遺址,突破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以往對史前遺址在分佈時空框架及其規律的認識。並且以海洋貝殼為主的堆積和陶片特徵顯示,井頭山遺址是我省境內迄今發現的唯一一處史前貝丘遺址,且文化面貌、內涵特徵與河姆渡文化區別明顯,卻與河姆渡文化來源密切相關。
2014年至2018年,對井頭山遺址7~8米深的文化層進行多次多家單位測年,鑽孔樣品先後送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日本東京大學實驗室、美國BETA實驗室、南京大學新建碳十四實驗室進行年代測定,已有共20多個數據都顯示井頭山遺址文化層的年代均在距今8000年上下,最大的達到8300多年,早於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
三、發掘價值、意義
1、井頭山遺址埋深5~10米,是已知我國沿海地區埋深最大的一處遺址,突破了以往對我國沿海地區史前遺址時空框架及其分佈規律的認識。
2、井頭山遺址出土遺物具有鮮明的自身文化特徵。陶器主要器型為釜、罐、圜底器為主,少量圈足器,不見三足器,與河姆渡文化陶器在基本器形和小耳狀、雞冠耳狀扳手等細部裝飾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兩者之間的差異更加明顯;繩紋、方格紋普遍,也有一定數量的紅彩(衣)和黑衣;製作工藝上以泥條疊築加拍打成型,慢輪製作痕不明顯。年代距今8000以上。生業方式以海產捕撈為主,兼有采集和狩獵,以及早期稻作農業。對中國沿海地區史前文化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3、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碳十四實驗室等多家實驗室測定,井頭山遺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8300年之間。井頭山遺址年代早於河姆渡文化1000年。這是寧紹平原史前考古年代學上的一個重大突破,也是寧波地區人文起源的歷史在河姆渡文化基礎上再往前推進了1000多年。
4、井頭山遺址是浙江境內首次發現的一處史前貝丘遺址,也是中國沿海地區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處史前貝丘遺址。
5、井頭山遺址發現和發掘為全新世以來環境變遷,海侵時間、過程及中國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人地關係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殊為難得的案例;典型反映全新世早中期環境變遷與中國古海岸線人類活動起源、發展的明確過程;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環境和海平面上升過程樹立精確的時空座標;對今後中國沿海地區史前考古的探索方法也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6、井頭山遺址的發掘,鋼結構圍護基坑工程成功運用於超大埋深地下遺址的考古發掘,為深埋的遺址考古發掘在方法上進行了積極而卓有成效的探索,探索工作的艱鉅性和複雜性,以及克服困難的種種努力、成敗得失都是我們本次發掘的重要成果和寶貴財富。井頭山遺址發掘,與南海1號沉船發掘、四川江口張獻忠沉銀遺址發掘清理,成為我國針對不同環境條件特殊物件考古發掘的三個經典範例,在國內沿海環境下的史前遺址考古中具有首創意義。
三、發掘經過
2015年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領導邀請省文物局領導到井頭山遺址現場調研,並與餘姚市文廣新局領導會商,研究考古發掘保護的相關事宜。隨後浙江省文物局正式發函餘姚市人民政府,要求當地政府協調和落實井頭山遺址進一步調查勘探和考古發掘的政策措施。
2016年10月,餘姚市政府出資2500多萬回購廠區地塊,為實施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工作提供了最關鍵的基礎條件。
2017年,國家文物局批准井頭山遺址800平方米的發掘。鑑於井頭山遺址5~10米埋深和上覆海相沉積飽水淤泥易坍流動的特殊性,借鑑日本考古發掘埋深超2米地下遺址用槽鋼圍護的做法,我所決定在實施考古發掘之前,必須預建鋼結構圍護的發掘基坑,確保考古發掘的順利進行,人身和文物安全。
2018年3月,杭州的東通岩土科技有限公司中標鋼結構圍護基坑施工專案。施工中的工程複雜性和特殊性也大大超過預期。最終於2019年8月才完成基坑工程。2019年9月正式轉入考古發掘階段。
2019年下半年,再次向國家文物局申請並獲批主動性考古發掘執照。9月中旬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遺址博物館聯合考古發掘。
基坑東西長50米,南北寬15米,內部按照5×10平方米的規格布方,共750平方米。6米以上淤泥已在基坑施工中用機械挖除外運。6米以下淤泥和文化堆積,按照野外操作規程逐個探方逐層下挖清理。至今,已完成基坑內主要探方的大部分發掘工作量,發現灰坑、橡子儲藏坑處理坑、燒土堆、燒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處理點等遺蹟十多處,出土各類可登記遺物數百件,以及海量的先民食用後廢棄的貝殼遺存和其他動植物遺存。
四、地層堆積和包含物
遺址文化堆積總體順著地下小山崗的坡勢由西向東傾斜,發掘區西部文化層距地表深度達5米多,堆積較薄,貝殼和陶片也較少。自西往東,文化層分佈坡度明顯傾斜,堆積層次較多,堆積總厚度增大到2米多,文化層野外分為12層,最東邊的文化層逐漸變薄直至消失,距地表深達10米左右,各類零散遺物夾雜在粘軟的海相淤泥裡。
表層貝殼和陶片顯示輕度的磨圓度,應與遺址被海水淹沒時被海水長期拍打所致。表層以下文化層,貝殼密度變化較大,但均未顯示沖刷和海水拍打特徵,原生堆積肌理清晰明確。
包含物中除了最多的貝殼以外,少量陶器、石器、木器和骨角器,還有木炭顆粒、木炭灰燼、木條、木棍、、骨頭、燒土塊、膠結牡蠣殼的大小石塊等。
五、出土遺蹟
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的發掘,已出土灰坑、食物儲藏坑、密集貝殼堆積上面區域性的燒土堆、樹根以及器物加工、食物處理場所等生活遺蹟,可較清晰地復原出8000多年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部分先民的生產、生活狀態和自然環境的特徵。
六、出土遺物
第一大類,是當時先民食用後丟棄的數量巨大的各種海生貝類(蚶、螺、牡蠣、蟶、蛤、蠔等),膠結牡蠣殼的粗礫石塊。以及用大型貝殼加工磨製的一些貝器(鏟、刀、圓形飾片等);動物骨頭數量不少。較多碎木塊、木棍、木條、小樹枝條、木炭塊和木炭顆粒,以及橡子、麻櫟果、桃核等果核、少量炭化米、雜草種子等植物遺存。
第二大類,人工製品,有陶器、石器、骨器、木器、貝器、編織物等。
陶器,出土陶片修復率不高,可辨釜、圈足盤、缽、敞口盆、小杯、折扁腹罐、釜支腳、陶拍、器蓋、小陶玩等器形,陶質以夾砂陶為主,還有夾炭陶,以及少量夾細砂陶、加貝殼碎屑陶等,陶色以紅褐色為主,還有紅衣陶、黑衣陶,陶胎厚薄不均,燒製火候看似不高,器形多較規整,製作成型用泥條疊築加拍打成形,無明顯慢輪修整技術;紋飾有繩紋、淺方格紋、刻劃紋等,還有少量簡單的紅彩。
石器有斧、錘、錛、礪石、圓盤狀石塊等,數量30多件;上百件骨器,器形有鏃、錐、鰾、鑿、針、匙、珠、笄等;還有不少加工程度不一的木器(用於安裝石斧的菜刀形木柄、木矛形器、用於安裝石錛的“7”字形木柄、點種棒、雙尖頭木棍、無尖頭木棍、刻槽帶銷釘木板、木槳、棒槌形木器、等);還有不少蘆葦(芒草)編織物(席子、籃子、筐子、揹簍等)。
第三大類,除貝殼以外的動物碎骨頭也較大量;還出土較多碎木塊、木棍、木條、小樹枝條、木炭塊和木炭顆粒;還有不少編織物、繩子的原料(蘆葦杆、芒草杆、還有一些植物纖維等),以及很多的植物種子、果核(橡子、麻櫟果、桃核、少量炭化米、稻穀殼、水稻小穗軸、以及漆樹、黃連木、獼猴桃、紫蘇、灰菜等木本、草本植物的種子)等遺存。
七、多學科研究情況
已初步開展貝殼種類、動物種屬、植物遺存(木材切片樹種鑑定、水稻植矽體提取、單位數量統計)、環境變遷、碳十四測年等方面研究,但由於疫情的意外影響,原本擬請多學科專家現場取樣、分析、指導的工作未能及時充分地展開。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盡快聯絡開展更系統的相關研究工作。記者 馬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