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概已經聽說過一些與大理有關的奇人異事，而趙揚將提供的是另一種版本的大理故事。很多人搬到大理是為了開始一種新生活，一種和“詩與遠方”有關的生活，而趙揚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去那裡追求建築師的職業道路。
趙揚於1998年考入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畢業之後投在先鋒建築師張軻帶領的“標準營造”門下開展建築實踐之路，之後去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繼續深造，原本走的是一個建築系優等生的尋常路徑。但是2012年回國之後，他沒有選擇留在北京，反而另闢蹊徑把工作室安在了大理，這在當初是個幾乎讓所有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決定。記得2013年給家居設計雜誌《安邸》做大理專題時，受訪者集齊了演藝圈和藝術圈中諸多活躍在大理的風雲人物，但苦於沒有設計師，猛然聽說那裡有個哈佛畢業的建築師，簡直如獲至寶。儘管趙揚當時在大理還沒有一個完全完工的專案，我們還是決定採訪他。事實上，直到2016年，趙揚才終於建成了他在大理的第一個完整的作品——藝術家蒙中的私宅“竹庵”。
去年11月27日，在南京先鋒書店，趙揚的第一本書《造一所不抗拒生活的房子》釋出會上，他在清華建築系的兩位師兄董功和華黎也表達了他們對他當年選擇去大理的好奇。
為什麼去大理？《造一所不抗拒生活的房子》就是趙揚自己對這個問題的重新溯源和真誠回答。他的答案具有多重啟示意義。
它當然可以被當作一份豐富翔實的鄉村建築實踐文獻來閱讀。書中有大量精緻考究的建築作品圖片，介紹作品的文字曉暢易懂，打破了區隔專業建築學與大眾讀者的凜然壁壘，任何人都能從中獲得閱讀的樂趣。書中的遣詞造句有時甚至是優美抒情的，比如——
“坐進洱海對面文獻樓木工房出品的一把帆布摺疊椅，微風送來雨季的涼爽，陽光清澈得像童年，頭頂上無花果樹綠葉閃亮，探出海堤的木平臺下是從海西壩子那邊湧過來的浪，撲到這邊已是強弩之末，柔柔緩緩地浸潤著岸邊。這時候好像整個世界都在身後，又好像整個世界都在面前……”
又比如——
“下午的陽光從蒼山背後投射到海面上，因為逆光，蒼山的縱深被壓扁成深邃的剪影，烘托著已經變成一個光效裝置的遼闊水面，人們對山和水的認知被一個氣勢撼人的光學現象消解了。這個時候，山沒有了，水也沒有了，整個存在被抽象成一個光學現象，令人徹底出神……”
這些文字讀來清新，質樸，醇厚，不同於一般文藝青年容易流於矯揉附會，能看出來作者是在精確的觀察基礎之上發揮聯想或想象，兼具感性與理性。在如今這個電子產品氾濫的時代，不知有多少人曾經匆匆奔赴大理，只急著攝取一幀幀蒼山洱海宛如明信片般的照片，然而從未真正對這片風景投以深情長久的注視。
這本書會勾起你重回大理、重新審視這片土地的好奇心，從風景地理層面，更從人文層面，因為每個專案也會捎帶出背後相關人物的故事和傳奇。趙揚想要尋找一種狀態，讓自己成為一種管道，扔掉所謂流派、手法或現代主義的包袱，進入一種完全有機的現實。這種現實他在大理、在他的大理業主身上找到了。
趙揚的事業轉折點是竹庵。該專案被“一條”、《安邸》等媒體採訪報道之後，趙揚在大理“揚眉吐氣”，在全國也獲得聲名，影響力還突破到了建築圈之外。這是一段業主與建築師互相成全的佳話，一個似乎只有在大理那片“異質”的土壤裡才會落地生根的神話。“畫家蒙中帶著真實的生活理想和過這種理想生活的能力來到了大理，其實我只是一個媒介，把這個東西呈現出來。慢慢地，我形成了這種接專案的狀態，我需要感知到一個專案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真實訴求，而不是作為一個工具，無論是傳媒的工具，還是金融的工具。”
更早些時候，2009年底，當趙揚完成他的第一個重要作品尼洋河遊客中心之後，他被一種強烈的頓悟所震撼，但無法訴諸學術語言，情急之下他用英語寫出格言體“manifesto”（宣言），然後再回譯成中文，他把主題命名為“境遇的建築學”：“原創性源自境遇，而非想法。想法自我重複，境遇永不復現……境遇無定式，秩序交錯往復而即興呈現。自發性帶來隨機的應對……”
一年多以後，去大理之前，他坐在北京的萬聖書園，再次以同樣的方式寫下新的宣言，提出“無界的建築學”：“‘無界的建築學’是沒有實質的建築學。建築被一切非建築影響和決定……當我們揣摩實體，我們注念於虛空；當我們營構虛空，實體在起作用……”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回望來路，那些靈光乍現的時刻復現，那些連他自己也無法清楚闡釋的格言復現，趙揚漸漸總結出一套獨屬於自己的建築方法論和世界觀——從“化勢為形”到“離形得勢”——書中倒數第二章對此進行了詳細論述。相比其他章節均以建築實踐描述和記述為主，這一章更具理論價值，涉及拓撲學原理等專業背景。
奇特的是，趙揚那些略顯晦澀的格言體語句似乎明顯有道家的意味，卻首先用英文寫就。他和與他同時代有留學背景的建築師，都受西方建築思想影響極深，在追求精確性上，書寫或思考往往都自然地首選英語，他無奈地稱之為“建築學科在文化上的尷尬處境”。直到搬到大理之後，他才開始更主動地去學習和了解東方文化與傳統智慧，他把這當作大理送給他的一份珍貴禮物。
問他是否會刻意訓練觀察和表達能力，他提到自己鍾愛的藝術家羅伯特·歐文。一部關於他的傳記，書名“Seeing is Forgetting the Name of the Thing One Sees”（觀看就是忘記觀看物件的名字）——我們再次忍不住感嘆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是一件多麼讓人無奈的事，原句極富詩意的韻律在翻譯之後喪失殆盡——對他影響深遠。在大理，風景再美，看久了也是日常之物，但趙揚並沒有像通常那樣因為置身其中太久而變得遲鈍，反而觀察得愈加仔細，這在更深的層面上塑造了他感知事物的方式，一種更接近事物本質的方式。與此同時，“修辭立其誠”，“寫作幫助我嚴肅地梳理我的思想，讓我的思想更為成熟和堅定，古人作文‘為天地立心’，我先試著為自己立心吧”。
在另一重意義上，也是在更具普世啟迪性的層面上，這本書不僅僅是一份與建築有關的文字，更是對一個青年在不確定的時代背景下所做的一段冒險歷程的回顧與告白。“現代建築像一個沒有教養的男孩長成了野心勃勃的青年，幾番自以為是之後，中年危機如約而至。‘禮失而求諸野’，禮失更要求諸生活。”
趙揚在獨立思考之後做出了理想主義的選擇，遠離被消費主義與社會分工所綁架的建築行業，把自己“放逐”到一片建築生產還處於自發狀態的土壤——“放逐別人乃一切罪行中最惡劣者，而放逐自己則是一切成就中最偉大者”（西蒙娜·薇依）——併為之不斷衝破已有的知識結構、思維框架和社會體系的藩籬，向這個“冷漠而溫情未盡的世界敞開心扉”（加繆），尋求被遮蔽的詩意與真知，逐漸獲得堅定的信念。“即使文化的鄉野、文明的曠野都被蠶食殆盡，而為人，我們總還可以反求諸己，在平常而真實的日子中去感知尺度和分寸，明辨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徹底荒謬的。”
與趙揚惺惺相惜的建築師華黎在經過自己的觀察之後，做出了一番貼切的總結：“趙揚去大理，與其說是職業路徑，不如說是人生路徑的選擇。他選擇了那樣一個地方，那樣一種生活和工作的狀態，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建築問題，這種生命狀態可能比單純的建築本身更為重要。作為一名建築師，建築作品跟他的生命狀態是密切相關的。可以說，建築作品就是對生命狀態的言說。”
時間拉回到2013年8月，當時我們一行人乘小船渡湖抵達金梭島，爬上陡峭的懸崖取景，拍攝剛剛完成土建的“雙子客棧”（這個專案因各種原因一直未能建成），石木框架的建築線條簡潔凌厲，背靠懸崖，幾乎像從藍色的洱海中升騰而出，直面青翠的蒼山與藍天白雲，有種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奇幻感。趙揚在採訪中對我說：“在地球上獨一無二的角落裡建一個房子，這很吸引我。我想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讓它與這個場地形成強烈的關係。當人們身處其中，會感覺它真的就是天地之間最自然的一種存在，因為原始而動人。”面對那般壯景豪言，彼時的我也感到一陣激奮。年輕時我們都更容易被奇絕的形式所打動。
趙揚更早期的作品尼洋河遊客中心，位於另一個世界盡頭一樣的地方——西藏，具有更加高度抽象而強烈的形式感。初到大理時的他，還無法放下過去的執念，書中生動記錄了他是如何在和現實的不斷“推手”往復中突破形式束縛的。如今他雲淡風輕地打趣自己：“假如沒有搬到大理去，我也許會一直沿著從前的路走下去，也許會成為一個或多或少有些糾結和焦慮的建築師……”“那你應該會抗拒生活吧？”“某種程度上，我會壓迫人們的生活……但我運氣太好了，我去了大理，並且我受到了巴瓦的影響……”
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