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知道，先有塞納河畔的建築巴黎聖母院，後有雨果筆下的《巴黎聖母院》。而於我，卻是先讀的雨果著名小說《巴黎聖母院》，後在巴黎的塞納河畔看到了巍峨壯麗的聖母院。
第一次去看巴黎聖母院是1988年，還沒親眼看到巴黎聖母院時，是雨果的小說讓我對這座大教堂產生了一個美好的想象，腦海中有了一個固定的形象，揮之不去：“建築藝術的奇觀”“巨大的石頭的交響樂”“用千萬種形式表達出來的勞動者的幻想”。到了實地一看，那巴黎聖母院居然比我想象的還要更美麗、更氣派、更雄偉、更壯觀，實在令我驚愕萬分。
從四面看去，它令我有各各不同的感覺，正面看威嚴如金剛，後面看神奇如天使，從兩側來看，則是無比細巧，無比繁雜，說是巧奪天工也毫不為過……實在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好在現今照片、明信片、電視片、網際網路不乏它那切實的身影，可免我在此畫蛇添足，弄巧成拙。
巴黎聖母院是所謂“野蠻”的哥特式建築，建於中世紀，其風格已從早先的羅馬式圓形教堂變成向高處發展，正面進去一般有三道門，中間那道直接進入大殿，是做彌撒的地方，有迴廊、中殿、小教堂、耳堂……裡頭有很多藝術作品，如玫瑰花窗、聖徒雕像、聖經故事繪畫……後來幾次參觀，看得比較細，還專門付費參觀上層的遊廊和鐘樓，以及地下的珍品陳列館。
我當時在巴黎大學索邦學院做博士論文，以法國詩人克洛岱爾為研究物件。克洛岱爾是個虔誠的天主教詩人，曾在中國當過十幾年外交官。1886年聖誕之夜，這位年輕的詩人進入巴黎聖母院望大彌撒，就站在大廳右側第二根十字柱旁，激動萬分地聆聽龐大的管風琴奏響的雄渾悲壯的聖歌，頓感一種靈魂的昇華……我也在巴黎聖母院參加過望彌撒的儀式，切實感受過那一種使人心靈淨化的力量。
還是回到雨果的《巴黎聖母院》上來。
雨果29歲那年寫成的《巴黎聖母院》當然是一部名著，僅四個主要人物的塑造，就能讓它名垂千古：青春美麗、活潑熱情、天真率直的吉普賽少女愛絲美拉達，醜陋兇狠、善良孤僻的敲鐘人卡西莫多，虛偽狡猾、道貌岸然、聰明博學、心靈扭曲的副主教克洛德，還有英俊瀟灑、風流成性、輕薄卑鄙的衛隊長弗比斯……故事中體現出雨果獨創的 “對照美學”原則，足以使其成為浪漫主義小說的代表之作。
我年輕時讀書只求快，恨不得三四天把厚厚的一部書讀完，聽人說《巴黎聖母院》的第三、第五卷可不讀，因為跟情節沒什麼關係。我也就這樣做了。後來，等多年後再來讀《巴黎聖母院》時，才發現當初的我錯過了書中一個重要部分。
那幾章確實是遊離於故事情節之外，但作者在其中談到了他對法國文化、對巴黎聖母院、對建築藝術、對巴黎社會、對整個巴黎城的看法。在我的印象中，很多小說家寫作時會把故事情節、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生活和英雄業績寫得驚心動魄，突然會筆鋒一轉，整整一大章跳出情節之外去發表議論，雨果就是這樣的典型，我們讀《悲慘世界》時會發現，他在故事之外談到了拿破崙、古希臘社會，可能是離題八萬裡。但，這些章節如果跳過的話，對我們理解作品是會有損害的，也就是說，我們或將不能完全理解或讀明白雨果的思想。
大概也正因如此，雨果把小說命名為《巴黎聖母院》，而不是別的，例如“鐘樓怪人”或別的什麼。在我看來，小說主人公的命運，或推而廣之，那個時代中人的命運，是與巴黎以及聖母院的命運聯絡在一起的，大教堂其實也是作品中的一個主人公呢。卡西莫多把吉普賽少女救起，隱藏在聖母院中，憑藉著“聖地”的嚴格規約，不讓人把她搶走；在聖母院遭遇圍困時，卡西莫多讓熔化了的鉛液從聖母院頂樓上傾瀉而下，阻止了民眾的攻打；最終，卡西莫多識破了副主教偽善的面目，把他高高舉起，從聖母院的高處狠狠摔下……
雨果曾說巴黎聖母院是“一部宏偉的石頭交響樂，是人類和一個民族的輝煌傑作”“每一塊石頭都充分展現了工匠的奇想同藝術家的天才的完美結合”“這是人類的一種創造，像神的創造那樣威力無窮，豐富多彩，彷彿是從神的創造中竊取了多變與神聖這兩重特徵”。
除在作品中細細描寫了聖母院的建築本身，雨果還對聖母院建築的某些裝飾風格提出了批評，並且指出聖母院遭受種種破壞有幾個因素。他是在“七月革命”之後的1831年完成《巴黎聖母院》的。次年，他就寫了篇題為《向破壞古蹟的人宣戰》的文章。誰是破壞古蹟的人？在他看來，就是彼時的巴黎當局。彼時的巴黎當局要謀劃城市的發展，嫌棄原來老舊的巴黎不好看，要建設一個新巴黎。為實現這個目的，當時巴黎的行政長官奧斯曼提出了一個適應現代化的整體規劃：拆除一些建築。雨果的看法跟當時的長官意志有衝突，他覺得古蹟應該保留下來，而不是拆掉。於是，一個作家，就把認真保護聖母院之類的問題特別認真地提了出來。
現在看來，當年的雨果是相當明智的。他提出：“從中世紀藝術遺蹟上，可以分辨出三類不同深度的創傷。”第一種，時間，這個好理解，時間會不知不覺地讓建築留下傷害，表面會裂紋滿目、鏽跡斑斑。第二種是政治革命或宗教的革新，法國經歷了多次革命，大革命期間對文物的破壞也曾相當厲害，而巴黎公社期間則有好多寺院被燒燬。這些盲目而狂暴的破壞，洶洶而來，撕碎了古建築的華麗外表：拆毀圓花窗，砸爛小雕像……第三就是時尚。雨果認為：時尚正在變得越來越愚蠢可笑，從文藝復興時代種種雜亂無章、一味追求華麗的風尚開始，建築必然走向衰落。雨果甚至尖銳地指出：“時尚的破壞是深層的，它能攻擊藝術的骨架，傷其筋骨，對建築物進行裁割、切削、肢解和殺戮。新的時尚問世，會對建築物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時間和革命卻沒有這種奢望。”
小說《巴黎聖母院》中有句話十分精闢：“一個殺死另一個”，法語為“Ceci tuera cela”。它是什麼意思呢？雨果認為，書籍可能殺死建築，就是說，以前的那些哥特式建築，可能會被後世出現的書本殺死。因為，書的誕生，古登堡的印刷術的發明，文藝的復興，造就社會。而社會的代表性文化載體——書籍會徹底代替石頭建築的教堂。
“這個殺死那個”是歷代人都要考慮的問題，每個時代都有代表性的文化載體，最早，大概就是石頭的教堂，隨後是書本，後來是報紙、雜誌，再後來是電影電視，現在當然是手機、網際網路等，一個會不會殺死另一個？雨果提出的問題，放在今天我們有必要把它再提一提：書本摧毀建築，那麼，電影、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手機會不會殺死書籍呢？從某種意義上，它們已大大削弱了書籍，殺傷了閱讀。那麼，手機是不是會殺死一切？
事實上，雨果的《巴黎聖母院》並沒殺死石頭建築的巴黎聖母院，我們現在去參觀巴黎聖母院，往往會聯想雨果的這部作品，如果沒有讀過，看巴黎聖母院之前或之後，可能會做功課去讀一下，也就是說，著名的文學作品也會促進我們作為旅遊者對古蹟的參觀和聯想。
這個“一個殺死另一個”，是雨果預先為世人敲響的警鐘。有了這一警鐘的長鳴，人們恐怕會做得更明智，會讓這個養育另一個，這個促進另一個，這個激勵另一個，這個繁榮另一個。我們希望看到這樣的世界，也應該能看到這樣的世界。
有歷史代表性的建築應該留下來的，而且，每個時代可能都有每個時代建築上的代表作，它們存續下來，會讓後代意識到歷史的脈搏就跳動在那些石頭、木頭、鋼鐵、玻璃的建築中。《巴黎聖母院》就總結了巴黎的歷史建築：以往，在卡特琳娜·德·美迪契時代有杜伊勒裡宮（後來燒了）；亨利二世時代有市政廳（曾被燒燬，重建後依然還在）；亨利四世時代留下了王宮廣場；路易十三留下了神恩谷修道院（現為陸軍總醫院）；路易十四時期有殘廢軍人院（現是軍事博物館）；路易十五時代有聖絮爾皮斯教堂；路易十六時代留下了先賢祠（為共和國偉人設立的公墓，伏爾泰、盧梭、雨果、左拉、居里夫人都埋在裡頭）；拿破崙時期有旺多姆廣場。
以上是雨果總結的，他以後，我們不妨替他總結一下。七月王朝開始建造了凱旋門；第二帝國時建有歌劇院；第三共和國時有了埃菲爾鐵塔，鐵的塔，象徵一個鋼鐵時代；進入20世紀，有大王宮、小王宮；戴高樂時代，中央菜市場的大改造，而往日菜市場的熱鬧景象，只能在左拉的作品中重溫了；蓬皮杜時代建有蓬皮杜文化中心（外表很像化工廠），是現代派建築藝術的代表；德斯坦、希拉剋時代應該是拉德芳斯的大拱門，它延長了從小凱旋門到大凱旋門的城市中軸線；密特朗時代是“四本書”造型的國家新圖書館……
由此突然想到，多年前，我曾把雨果同時代的浪漫派詩人奈瓦爾的一首詩《巴黎聖母院》翻譯成了漢語。
譯文如下：
“聖母院夠古老的了，或許人們將看到它
有一天埋葬當年它曾看著誕生的巴黎；
但在千年之後，時間將讓那笨重的骨架
犯下過失，就像一條狼讓一頭牛頓失前蹄，
扭曲它鋼鐵的神經，以一副聵昏的利牙，
憂愁地啃噬著它岩石構成的古老骨脊！
來自大地上所有國家的眾多人們
將前來此地把這威嚴的墟景瞻仰，
並且想入非非的重讀維克多的書；
會以為重又看到了古老的大教堂，
就這樣又長又方，雄偉壯麗，巍峨精神，
矗立在他們面前像一個死人的影障！”
我是1990年代譯的這詩。2019年巴黎聖母院大火後，有人又找出了這篇譯文發在網上，並告訴我說，餘老師，你多年前譯的東西還挺好的。我想，確實很好，它很應時地回答了“這一個殺死那一個”的問題。
我總在傻想，未來有一天也許我們看不到巴黎聖母院原來的樣子，有些部分會倒塌，有些部分會面目全非。但我們站在它面前時始終會想到，有一本維克多·雨果的《巴黎聖母院》在。巴黎聖母院還在，它的魂還在，這就挺好。
作者：餘中先
編輯：徐璐明
策劃：陳熙涵
責任編輯：範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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