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祚九十餘年，蒙古族統治者十分注重手工業和商業發展，官方管理機構—浮樑磁局的設立、漢蒙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與海外貿易的發達共同促進了瓷業的繁榮，制瓷工藝也取得長足進步。
江西地區自古以來便盛產瓷器，元代景德鎮窯卵白釉、青花、釉裡紅、釉上彩等新瓷器品種的出現，對明清兩代瓷業高峰的出現起了積極作用。新器型和新紋樣在此時應運而生，其中高足杯就是元代典型器物之一。
為何高足杯在元朝盛行？
1271年，蒙古人入主中原，同時也帶來了以高足杯作為酒具的器用習慣，這種用五指抓握的豪邁飲酒方式與宋人斯文的飲酒方式截然不同。
與前代瓷質高足杯相比，元代高足杯的器型出現了較大的變化，杯身敦厚似碗狀，長柄小圈足的造型，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蒙古人喝酒一向豪邁，高足設計便於五指抓握，即使騎在馬背上，也可以大口豪飲。此外，修長的把柄便於他們繫於腰間或掛在馬背，因而高足杯也被稱為“馬上杯”。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半坡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其中黑陶高足杯是目前已知的考古發掘中發現的我國最早的高足杯。這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高足杯就已經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
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黑陶高足杯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古時隨著釀酒技術的進步和飲酒之風的日漸盛行，酒器也隨之得到不斷地改進，經過歷朝歷代的積澱，衍生出名目繁多的杯類酒器，高足杯也是其中之一。高足杯材質不一，不僅有陶器，還有青銅、金銀、漆器、玉等質地，不同材質的高足杯在考古發掘中屢有發現。
隋 白釉高足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對這種上部為杯或碗形，下部為高柄當足的器物，早期的歷史文獻不見記載，直到五代十國的周羽衝《三楚新錄》才出現“高足碗”的名稱。
唐 青釉花口高足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在出土的殷商文物中，青銅酒器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其中就有高足杯；春秋戰國時期漆器盛行，漆制高足杯頻頻出現；秦漢時期，玉質高足杯風靡一時。
宋 白釉花口高足杯，故宮博物院藏
宋遼金時整體器型略低矮，底足呈喇隊狀；而元代高足杯變化較大，形成了獨特的風格，而後明清一直沿用，但稍有不同。
關於高足杯的功用，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作為實用性酒具，可以在馬上或在日常生活中用來飲酒；二是作為供奉、祭祀用禮器，以作供奉禮佛或祭祀之用；三是作為官府公用器，用於官府機構人員的工作或生活中；四是民間商品用瓷，為滿足當時人們的內需和外需而燒製。
高足杯在元代極為盛行。它是蒙元嗜酒習俗的見證，它是元代制瓷業大發展的象徵；它的造型迥異於前代同類作品，在元代，它還出現了青花、釉裡紅和卵白釉的新品類；因元代天才瓷匠的潛心琢磨，得以獨創出世所罕見的品種；同時，它也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型。
2高足杯作為官府公用器使用，1976年韓國新安沉船出水１件青瓷盤，刻有“使司帥府公用”六字，馮先銘先生指出它應該是元“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在龍泉窯的定燒器。除此之外，江蘇揚州和安徽宣城都發現過一種卵白釉印花碗，其外壁有楷書“憲臺公用”，“憲臺”或指元代的御史臺。
元 纏枝菊花紋高足杯
可知元代官府機構有置辦“公用器物”的現象，即官府機構為維持其日常運作而定製公用器，包括履行職能所需的器物和生活用器。綜上所述，高足杯也有充當官府公用器的功能。
高足杯在供奉、祭祀用禮器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在元朝一直享有國教地位，備受元朝上層統治者推崇，元世祖忽必烈還曾封喇嘛教領袖八思巴為帝師，統領宣政院。
元朝受宗教信仰和生活環境的影響，元人尚白和藍，故卵白釉器和青花器在元代被大量燒造，出土卵白釉高足杯上模印的八寶、雜寶和蓮花紋以及青花高足杯上繪出的蓮瓣、火焰紋，都是藏傳佛教紋樣與高足杯相結合的寫照。
元帝王還在一些大嘛廟裡設神御殿（又稱“影堂”），供奉其御容，擺放祭器，祭祀不斷。由此觀之，元代的高足杯具有供奉禮佛的功用。
由於元政府對手工業的重視與大力扶植，加之元代統一的國內市場和發達的對外貿易，元代成為我國陶瓷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
一些元瓷除御用、官用外，還有商品瓷的功用，不僅深受國人喜愛，還被遠銷至中亞、西亞、東南亞各國。瓷器的輸出方式有官府的“貢賜”行為、商貿行為和民間的貿易往來。
=============================
這是中國千年不斷傳承的文化，
亦是自古至今代代相傳的智慧，
更是書寫在血液裡的祖先密碼。
您且留步來聆聽這生活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