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徵人盡望鄉”——從李益的邊塞詩，看盛唐氣象的衰頹

今天看到有朋友又在爭論李益的七絕是否配得上“中唐七絕之冠”的稱號，想起自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是關於王昌齡的《出塞》，明朝李攀龍、楊慎將之稱為“七絕壓卷之作”，其中也談到了和李益這首《夜上受降城聞笛》的比較。

同樣是明朝人的胡應麟在《詩藪》中提出李益作品才是“七絕之冠”——不過他下筆的時候心中還是有些忐忑，所以在前面加上一個“中唐”。

詩歌這種文藝類的東西，雖然有上下優劣之分，但要分出第一、壓卷這種絕對位置，是因讀者而異的。

如果讀者年輕化，希望出人頭地，而國家也正處在一個蓬勃向上，永珍更新的時期，絕大多數人愛讀王昌齡的《出塞》：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讀者中老年化，開始想家了，明白建功立業沒有天倫之樂重要，又或者整個國家、軍隊開始沉淪在一種厭戰情緒之中，那麼大多數人愛的就是《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烽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 ，一夜徵人盡望鄉。

為什麼會出現不同讀者的賞讀偏好？

因為好的作品在於激發讀者的共情。

王昌齡激發的是保家衛國的求戰之心，而李益共情的是回望家鄉的厭戰情緒。

這是盛唐與中唐的區別，是整個時代氣息的區別。

年輕多愛“龍城飛將在”，年老便知“徵人盡望鄉”。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作品。昂揚與反思，都是最好的作品。哪一首更好，得看讀者自身處在哪個時代，哪個時期，擁有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畢竟要拿來選拔冠軍的作品，於平仄格律、詩詞技巧、甚至內容意境都是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層次——所以，只能從讀者共情方面去評判。

就好像如今的歌唱類綜藝中的大眾評審加上專家評審，當選手專業水平不分高下或者各有千秋的時候，專家就失去了意義，最終結果只能由大眾評審投票決定。

而大眾評審投票憑的是什麼？

感覺，我喜歡誰，就投給誰，誰就是我的冠軍。

李攀龍、楊慎投給了王昌齡，胡應麟投給了李益。

不過胡應麟心裡還是有底，雖然自己很喜歡李益這首作品，但在《出塞》這樣的王者前面沒有勝算，於是用“中唐”二字表明態度，避開正面交鋒。

李益是中唐著名邊塞詩人。

我們言詩必說“盛唐飛歌”，在大眾心中，意氣昂揚的初唐，李杜橫行的盛唐是中國詩史上最壯觀的時代。

這不能說錯，但是也並不正確。

詩的頂尖人物出自盛唐，詩的格律化也在盛唐，但是真正詩風浩蕩，詩人輩出，作品五花八門，各自精深，卻是在中唐——也就是說唐詩之盛，盛在中唐。

初、盛唐為詩歌的理論、題材、格式、意象做好了各方面的基礎打造提升，並且樹立起李白、杜甫、王維這樣不可超越的標杆，詩歌終於在中唐迎來了徹底的爆發。

中唐詩的特點，就是在盛唐詩高峰的指導下，鉅細靡遺地向各個方向深入，使用各種不同的姿勢，表現出極大地創造活力。

唐詩之盛，即為中國古詩之盛。中唐詩歌創作群體之多，涉及層面之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韓愈散文入詩，賈島死扣字眼，李賀另開幽門，劉禹錫專於懷古，提煉民歌，元白的新樂府運動，都是中唐詩人在盛唐之後，仰望李杜高峰無法逾越，別開生路地創作尋路。

李益則承接高適、岑參等人，走上邊塞詩的頂峰。

其實邊塞詩中還細分邊幕詩。邊幕詩是指從軍之人，或者進入將軍幕府的文人所寫的詩。而邊塞詩是泛指，只要是寫邊塞的詩，哪怕是坐在長安城內想象出來的戰鬥場景，也可以稱作邊塞詩。

像盛唐時期，王維出使巡查邊境，寫下“大漠孤煙直”，這就是邊塞詩，而不是邊幕詩，因為他逛一圈就走了，並沒有邊疆幕府中文人長期駐守的那份深刻感受。

而高適、岑參這些人擔任軍職，就不僅僅是見景生情，他們的作品有邊塞詩，更多的是邊幕詩。投軍幕府，再轉入仕途，甚至調入中央，是唐朝文人除科舉之外的另一種上升渠道。畢竟很多人沒有可靠資格，如李白。有些人考了進士，卻混得不如意，掛印出走，也是去幕府混飯吃，比如李益。

李益不僅邊幕詩寫到了冠軍位置，還因此被唐憲宗召入朝廷，鹹魚翻身，進入王朝政權中心。

相對而言，真實經歷過前線霜刀血雨的詩人，作品更加真實，情感更加深刻。

李白從道家入仕，李益從邊幕入仕，李白被賜金放還，李益官至禮部尚書。

可見朝廷用人，自有一套規則和標準。能不能做官，皇帝和領導，心裡其實都明鏡似的。

李益邊幕詩的特色在哪兒呢？前面也說了，透露出一種厭戰情緒。不僅和王昌齡的比如此，和高適等人相比更加明顯。盛唐時期的邊塞詩，寫得非常趾高氣揚，士氣高漲，表現殺敵立功的決心，或者描寫邊塞的壯美風光。整體透著一種昂揚的氣勢，盛唐氣象在邊塞詩裡表現得很徹底。

但是到了中唐，由於國家實力的頹靡，整個社會的昂揚心態已經沒有了。

邊幕詩的主題從歌頌戰爭，表現勇猛，轉變為厭戰情緒。

《夜上受降城聞笛》是這樣，他還有一首作品非常有名，其實也是這樣。

《從軍北征》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

磧裡徵人三十萬，一時迴向月明看。

我們對比高適的《塞外聽吹笛》看：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

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一樣的景色，一樣的聽吹笛，高適的心境完全不同，讓人感覺到雪中月下，笛聲清明的空曠、優美。同樣寫邊境的寒冷，將士們吹笛思鄉，但是既不悲愁，也不苦悶，甚至還帶有一絲欣賞的味道。

到了李益，海風寒、行路難，寫景中已經帶入了對環境艱苦的怨尤。主題是“磧裡徵人三十萬，一時迴向月明看”，沙漠裡的軍人們有三十多萬人啊，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明月。月亮的意象是相思，思念，經過盛唐的提煉和實踐，月亮就是思念家鄉的象徵了。

軍人們在寒冷之中仰望明月，並非賞月，而是思鄉了。

李益的作品主題大多是表現軍人不想在邊關耗費青春，是想回家過安穩日子。

他是進士出身，這種厭戰情緒與他的文職官員身份有關，也是當時社會思潮的體現。

由於國家實力的頹靡，整個社會的昂揚心態已經沒有了。

為什麼說中國的史、詩是不分家的？因為這些大詩人，都是時代的記錄者、歌頌者，都深度參與了歷史的發展和變化，也被時代所裹挾，影響了他們作品的內容、思想和風格。

我們賞析詩歌，要建立起正確的詩歌、歷史結合的知識框架，瞭解詩人背後的思想，進一步真正理解作品。用思路將文學史、詩歌史串聯起來，就會發現這些詩人的思想底色是代代傳承又不斷變化的，而他們所有的詩歌作品，不過是這套傳承變化史的不斷印證。

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以詩證史”，以小見大的一種歷史考據方式。

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隨便拿出一位詩人的作品，只要能正確安放到時間線上，就不存在讀不通，理解不了。而詩的發展是在框架上與其他作品聯動的，看到某一點，自然會想到上一點或者下一點，所有作品都逃不出框架規則論證。這樣在寫這類文章時才能下筆千言，滔滔不絕。

這是賞析詩詞的最終技能——也是開始自身詩詞創作尋路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