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學術論著評論集》：葛兆光著；中華書局出版。
作為一位歷史學者，讀書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儘管現在開始有“行走的歷史學”新風氣。確實，歷史學者也應當和人類學家一樣，既要閱讀歷史文獻，也要考察遺蹟遺物，彷彿古人所說的“三到”，即眼到、腳到、心到，但閱讀文字文獻仍然是最基本的工作。所以，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還是在圖書館或資料室的書架裡，翻閱文獻，日復一日。
說到我的閱讀習慣，正如我在《且借紙遁》一書序中說的，閱讀歷史文獻始終是重心，至今我的藏書中，古代文獻還是數量最大的部分。自從1977年考上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之後，閱讀古文獻是我從不敢忽略的日常功課。但是，作為現代學院裡的歷史學者，也總有一部分精力用在看相關的國內外學術論著上。
我一直強調，現代學院裡的學者絕對不能像天生石猴，自己蹦出來就能開天闢地，發明出新學問來，他始終是在他人構成的學術史脈絡之中，並且自己也成為學術史的一頁。他總是要站在前人或旁人的肩膀上，也就是在前輩或同輩(甚至後輩)學者研究論著基礎上，步步落實，循序漸進。
特別是現在有關中國的學問，不再是“以中國解釋中國”那麼簡單，中國學問業已成為國際學界共同耕耘或彼此競賽的領域。正如歌德所說，“只知其一，等於一無所知”，因此，我也常常閱讀海外學者的各種論著，這部集子就是閱讀海外學術論著寫下的一些評論，當然絕大多數都是關於東亞或中國的，畢竟這還是我的專業領域。
現在已經是電子時代，網路上資源太多，流光溢彩讓人眼花繚亂。很多年輕一輩的學人，已經不再像我們那樣還相信“爛筆頭勝過好記性”了。不過，我這一代人進入學術世界，還是從抄卡片開始的，我們不像更早一輩的學者，依賴從小養成的基本功，能憑記憶背誦各種文獻，只能靠抄錄卡片儲備必須的史料，靠勤寫筆記記住各種各樣的論著。至今我還儲存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好多卡片和筆記，卡片分門別類裝了滿滿一抽屜，筆記則抄了每本百頁以上的十幾厚本。每次我重讀這些卡片和筆記，就會想起當年湧上心頭的一些思路、課題和念頭，甚至還能聯想起相關的文獻資料及其來源。特別是，我從讀古典文獻專業開始就習慣了讀書作提要和筆記。當年專業課程的訓練中，有一項就是規定用600字寫一部古書的提要，規定600字，大概是因為《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往往就是幾百字，而《四庫全書總目》是古典文獻專業進入古代知識世界的重要門徑。因此，我習慣了在筆記中記下這些書的大意，記下關鍵的文字，也記下閱讀時隨時湧上心頭的想法。至今我留下的十幾個筆記本，不像日記，倒像讀書筆記，《且借紙遁》一書就是這些讀書筆記的一小部分。
對於有的論著，我總覺得有些話要講，還有一些論著，則是受命撰寫序言或評論，因此，這些評論就寫得相對認真和完整，往往成為正式的書評或序文。在這個集子裡收錄的有關海外學術論著的種種文字，正是這些比較認真地寫下來的讀書感受。
《 人民日報 》( 2020年10月07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