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邊境有一個叫茶峒的小山城，城市的外面有一條小溪，小溪的旁邊有一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和一隻黃狗。這正是沈從文的故鄉，抑或說是他的文學的故鄉。《邊城》不是沈從文的起點，但是《邊城》終其一生是沈從文的精神故園。
14歲的時候，沈從文出門遠遊，最初他當了一段時間的兵，在湘西的周邊來來回回地奔波穿行。這段底層的經歷，和其成名後，與之同齡的作家們比起來，還是非常獨特的。更不要說，後來在西南聯大教書，他是唯一一個小學畢業的大學教授。
正像在1988年，沈從文和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後，馬悅然所評價的那樣，他知道底層人民的疾苦，懂得歷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才能寫出《邊城》和《長河》這樣偉大的小說。然而又如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在其過世後，編輯沈從文的遺稿時所說的，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才逐漸有了些理解。
和民國時期的其他文學大佬比起來，沈從文確實是有些許的“不上臺面”。短暫的當兵生涯結束後，沈從文像現今一些懷揣文學夢的青年一樣，從湘西邊陲小地方，來到了當時的大城市北平。
沈從文的北漂生涯是從1922年開始的，由於他沒有完整的教育經歷，所以不可能到大學讀書，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北京大學旁聽，並且開始練習寫作。
彼時沈從文在北平舉目無親，一個南方人估計也忍受不了北平冬天的寒冷。不過沈從文的文學天賦極高，從1924年便開始發表作品，並且從那時候起就認識了郁達夫和徐志摩等人。郁達夫有一次還專門到沈從文出租的小屋去看望他，臨別之際還送了他一條圍巾。
就這樣跌跌撞撞的，沈從文開啟了自己的文學生涯。不過很快他就蜚聲文壇，當時詩歌有徐志摩，散文有周作人，雜文是魯迅，小說則被這個從湘西走出來的沈從文摘得。
文學起步的沈從文，其後開始了教師生涯。不過彼時的教育家劉文典，對於新文學持有保留態度，尤其對於沈從文這種寫新體小說起步的人，他是一點也看不上的。他曾說“陳寅恪是真正的教授該拿400塊，我自己可以拿40塊錢，朱自清可以拿4塊錢。至於沈從文嘛，4毛錢我都不會給他。”更何況，沈從文在教學期間，還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
如果擱現在，沈從文在教學階段給女學生公然寫情書，可能會被戴上騷擾的大帽子，不過彼時，收到情書的女學生，也只是跑到沈從文的領導胡適那裡去發牢騷。
這名女學生就是張兆和。張兆和出生富裕之家，她的父親是民國初年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張武齡，最早創辦了國內的女子學校，這在當時可是轟動全國的大事。而張兆和姐妹四個，也早早在父親的教育和薰陶下，個個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從家世背景看，張兆和確實不知道比沈從文高到哪裡去了。
但是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經常不願意橫加干涉別人的選擇，而且他也一直樂意做一個老好人，所以只好出面調停沈從文和張兆和的關係。胡適覺得兩個人不妨退讓一步，學生張兆和不要再揪著不放了；至於老師沈從文，也要適當地收斂一些。
然而沈從文明顯沒有聽從領導的話，情書該寫還是寫，而且還以自己特有的長處，變著花樣的寫。就這樣靠著臉皮厚以及文字好的功底，不諳世事的張兆和，最終被沈從文拿下了。兩個人，在上個世紀的1930年代初結婚。
沈從文抱得美人歸，而且在兩個人新婚蜜月的一年多時間，他寫出了流傳後世的名著《邊城》。多數人可能會想當然地以為，沈從文的這篇中篇小說，有自己的影子，可事實上，書中所寫的人物以及故事，都是他自己這些年來的所見以及所感後的濃縮。
小說從1934年元旦開始，在彼時的《國聞週報》上連載，到當年的4月份完畢，一共刊載了11期。1936年的時候，小說發行出版。在民國那個戰亂頻頻的世界，小說描寫了一個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所以自打小說問世，就收穫了彼時不同一般的青睞和反響。
事業和愛情上雙豐收，原本應該有一個好的起點，然而就在這期間，沈從文又和另一個女人有了瓜葛，也正是這段婚外情，使得沈從文和張兆和之間人生的後半段裡，一直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隔閡。
沈從文移情別戀的物件叫高青子，她是一個詩人。那是在1933年到1935年期間，沈從文有一次去拜訪熊希齡，後者是民國的第一任總理。也正是在熊的家裡，沈從文見到了在熊家做家庭教師的高青子。兩個人相談甚歡，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更為重要的是，沈從文得知，高青子算是自己的粉絲，她能將自己過去寫的文字信手拈來，這讓沈從文的內心更是感到狂喜。當時要是有微信的話，兩個人估計當場就相互交換了。
一個月後，兩個人又見了一面。沈從文發現，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綠地小黃花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一點紫，而這種裝束，曾是沈從文一篇小說女主人公的裝扮。高青子這麼做，又讓沈從文激動不已。於是，兩個人開啟了長達八年的糾葛。
這段婚外戀情，幾乎是從沈從文和張兆和結婚伊始就有了。期間，沈從文和高青子以他們特有的文學方式，彼此在作品中述說著內心的眷戀。
但是沈從文不是那種果決的性格，一方面他愛著妻子，另一方面他對高青子的情感，似乎也是真實的。於是在兩個女人中間，他變得矛盾進而彷徨，並且最終在作品中也表現出了這種端倪。文學家的矛盾，和世俗大眾的愛恨情仇也是一樣的。
只是所有的情愛，在時間與現實面前總是會變得渺小。1949年以後，沈從文在國內文學界幾乎銷聲匿跡，人們只知道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內有一個研究員。沈從文的封筆，連同著過去的一切，都被他放下了，自然也包括他的情感。
其後三十多年，他恬靜地在故紙堆裡做著研究，至於和妻子張兆和，兩個人似乎也一致對過往的那段感情上的波折閉口不談。
在這期間，無論是外界的友人還是妻子張兆和，都曾勸說過沈從文重新拿起文學的筆，但至少在沈從文活著的時候，妻子張兆和也未能理解丈夫會如此的固執。就這樣，沈從文的後半生，帶著對諾獎得失之交臂，在1988年離開了這個世界。臨終之際，他說自己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
沈從文故去後，妻子張兆和開始整理他的遺稿，透過梳理丈夫六十多年來的心路歷程，張兆和越發覺得，只有在整理和編選沈從文文稿的這段時日，才逐漸對丈夫有了更為清晰的理解。至此，張兆和在心中和沈從文的隔閡才徹底放下。
其後，張兆和整理出版了《從文家書》，在後記之中，一位妻子寫下了對丈夫的理解和懷戀。後來，沈從文的表侄子黃永玉，將嬸子的這段後記刻成墓碑，安放在了沈從文鳳凰縣老家的墓地。不過這塊沈從文墓地刻字最多的墓碑，曾在張兆和的要求下，從相對顯眼的位置挪走了。
後記本身就相對感性，而且還被張兆和放在《從文家書》的最後，這是她一貫低調的個性，並不想將自己感性的表達被更多的人知曉。而黃永玉以墓碑的形式放在顯眼的位置，更容易被世人所圍觀。
而黃永玉在1998年的時候表示，之所以刻這塊碑，目的就是想讓後人理解沈從文。但顯然張兆和覺得這樣不好，但是她擔心自己親自說黃永玉不能接受，於是便讓兒子同時也是黃永玉的學生沈龍朱去說。
沈龍朱想了一個折中的法子，他沒有直接說把墓碑去掉，而是徵求黃永玉的意見，看能不能將墓碑挪挪位置。黃永玉答應後，沈龍朱便找鳳凰縣政府部門，將這塊墓碑挪到了一個相對不起眼的位置。
其後，前去拜訪沈從文墓地的人，果然有很多都沒有注意到還有這塊墓碑的存在。如今，二十多年又過去了，那塊墓碑上的文字，也逐漸難以辨識。時代中的愛和恨，最終都是過眼雲煙。只有溪流長河，還在靜靜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