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灣遺址的發掘成果，將會改寫中國史前文明！

2006年《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發表出版至今，已經13年了。大地灣遺址的發掘，是改革開放四十年間，中國史前考古的重大成果。它有提升中國史前文明歷史的深層潛能。甘肅省人民政府公佈的大地灣遺址保護文告中，確立的大地灣遺址面積約為293萬多平方米。截至2010年，已發掘的面積僅有1萬多平方米，還不到總面積的1%。可見其潛能之大。

世界著名考古學者，英國劍橋大學的格林·丹尼爾教授所著《考古學一百五十年》一書，對1820年—1975年間，以西方學者主導的世界史前考古歷程，做了系統總結。該書啟發我對中國史前考古的思考：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的發掘成果，將會改寫中國史前文明的年代和地域。

新的發掘成果總在否定著先前的論斷

到現在為止，世界史前考古近200年曆程，中國史前考古近100年曆程。其中有不少新的發掘成果否定先前論斷的例證。比如曾經有過的，埃及取代中亞而成為文明的搖籃，美索不達米、伊朗等地又如何暫時取代埃及而成為文明起源地等事例，說明新的考古事實總在改變著原有的考古認識。

中國的史前考古學，是從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髮現河南仰韶村遺址之後，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上世紀二十年代，在黃河流域的河南、陝西、山西省境內發現了具有同樣特點陶器的遺址。此後安特生在甘肅和青海湖地區也發現了與之相近的文化。1923年安特生在北京發表《中華遠古之文化》。1925年阿恩發表專題研究報告《河南石器時代之著色陶器》。當時主導中國考古的以安特生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們，估計仰韶文化的年代不會早於公元前2000年。同時還認定，仰韶文化是西（南）亞文化經土耳其斯坦，越過崑崙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傳播至東亞的。即所謂中國文化外來說即始於此。

1930年—1931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在山東發掘以黑麵陶為主的龍山文化。中國的史前考古，開始由中國學者主導。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以後到70年代，中國大量新石器遺址的考古成果，否定了外來說，否定了不會早於公元前2000年的論斷。確立了中國史前文明源頭在河南中西部的中原地域，其形成時間大約是仰韶文化一期的公元前5000年，即距今7000年前。

大地灣遺址聚落沙盤

2006年《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出版。2010年《甘肅省大地灣遺址距今6萬年來的考古記錄與旱作農業起源》發表（《科學通報》第55卷第10期）等關於大地灣遺址的考古發掘成果，證明大地灣一期文化早於仰韶文化約1000多年。在公元前6000年，大地灣周邊的廣大地域，已經有了定居農業，栽植黍和粟，飼養狗、豬和禽類，使用粗陶器皿、素面陶，和祭祀用的彩陶，居住泥築房屋，且有聚落。甘肅考古學者還研究證實：“從大地灣一期文化開始出現的彩陶，與西亞兩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時創造的兩種彩陶文化，不存在誰影響誰的問題”。

顯然，大地灣考古的成果把中國史前文明的源頭，從仰韶村向西移到了大地灣，並且提早到公元前6000年，即距今8000年前。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史前考古學應當以探尋文明起源為目的

史前考古學與歷史考古學有著較大差異。歷史考古學只是對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透過考古發掘的實物給予補充和充實。比如陝西臨潼的秦兵馬俑的發掘，雖然震驚世界，但卻只是對秦滅六國建立大秦帝國的歷史，給予了栩栩如生的實物補充。

史前考古學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格林·丹尼爾教授在《考古學一百五十年》一書的第十章《回顧與展望》中這樣寫道：“對泰勒的《考古學研究》一書中提出的：發掘本身是不夠的。考古學家的目的絕不是準確地發掘和出版發掘報告，甚至也不是準確的地層比較以及他誤稱為‘文化’的器物型別的劃分，而是撰寫歷史。他極力主張在考古學中採用他所謂的綜合研究。這正是我們在書中一直提供的做法。即對史前時代一個時期的文化做全面的研究。考古學者的工作是否重要，並不是看發掘的數量、規模和次數，而是看他對撰寫或重新撰寫人類早期歷史的貢獻大小。沒有歷史觀念，沒有解決歷史問題的觀念，考古學只能回到單純收集遺物的水平。”這段文字對中國的考古界是有重要啟示的。

大地灣遺址出土的彩陶

丹尼爾在書中還提到：“史前歷史的資料可以來自多方面——過去的物質遺存，根據語言而得出的推論，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證據，地名及比較民族學的研究。”這裡對史前歷史資料的獲取，給出了四個方面。其中“根據語言而得出的推論”即口傳歷史的推論，在史前歷史資料中佔有一定的權重。中國的史前考古界，長期以來一直是排斥口傳歷史資料的，他們只認定地下挖出的實物與文獻記載。這顯然是有侷限性的，它制約了中國史前考古向更加深遠歷史時代的探尋。

大地灣遺址為中國史前歷史的探尋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大地灣遺址有三個獨有的特點：一、人類6萬年連續生活的地層考古記錄，提供了從舊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可靠的年齡框架。二、在距今10000—8000年間形成以黍和粟為主導的旱作農業經濟，成為世界農業獨立起源地之一。三、口口相傳的語言推論和大量古籍記載的伏羲文化，與大地灣文化在時間與空間的雙雙重合。大地灣成熟的農業生產力，為伏羲文化產生提供了經濟基礎。

在中國已經發掘的近萬個新石器遺址中，大多數遺址都不同時具備這三個特點，只有大地灣是唯一。把大地灣文化與伏羲文化深度結合研究，是開拓中國史前歷史研究的路徑。

伏羲文化是中國史前歷史的真實

“考古學家的目的……是撰寫歷史，沒有歷史觀念，考古學只能回到收集遺物的水平。”我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的疑古學派，曾經否定已經在古籍中有大量記載的伏羲、伏羲時代、伏羲文化的歷史存在，認為是神話傳說。從上世紀70年代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成果否定了疑古學派。用歷史觀審視我國的史前考古，撰寫中國的史前歷史，漸次成了考古學的創新思路。

大地灣遺址及其周邊廣大地域在8000年前就已經形成的農耕經濟，為在這個古成紀地域出現伏羲文化，提供了厚重的經濟基礎。

中國史前考古所能確立的歷史時代，有兩個不同的相連時代。一是8000—6000年前的伏羲時代。一是6000—5000年前的炎帝、黃帝、蚩尤時代。其後是堯、舜、禹時代向有歷史記載的夏、商、周的過渡。現在有的人把史前考古與歷史考古的界定混淆起來，大談中國的文明斷代，硬是要把中國的文明定死在4000年之內的3700年間。無視8000年前已經在大地灣為中心的渭河上中游的古成紀地域誕生的伏羲文化的事實。

大地灣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發現了十幾種彩繪符號

皇甫謐所撰《帝王世紀》第一集中，對伏羲有較詳細的記載，對伏羲之後的部落聯盟的首領也詳錄其名，並有“凡十五世，皆襲庖犧號”的文字。說明在8000—6000年前間，確實有一個以伏羲為名號的部落聯盟時代存在了1000多年。甘肅天水古成紀的“羲皇故里”，河南淮陽古宛丘的“羲皇故都”，河北新樂的“羲皇故地”，以及散落在全國各地的伏羲遺存地，證明在伏羲時代，伏羲文化的傳播是遍及中國的。

伏羲文化的內涵極為豐富。可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造書契以代結繩。用符號、圖形、二進位制計數，構成示意文字取代實物記事。二是創先天八卦。初建“天人合一”宇宙觀，立萬物皆由陰陽二元和合而生的易辯之法，教先民順從自然大道以生存。三是以驪皮為禮，規範婚娶制度，實行部落間交叉血緣婚配，封姓氏以別血統，為中華民族的健康繁衍開創先河。婚娶有了家，以家為單元的社會形態促成城市雛形的居住聚落出現。四是建立部落聯盟的管理機制，立九部、設六佐以龍紀官。以龍圖騰昭示天下，是中華龍文化的始祖。五是觀日月星辰執行，初建天文曆法，劃分四時八節，促進了農耕生產。灼土為壎，制彩陶禮器，制琴瑟，作《辯駕》《扶來》《立基》之樂譜，是用音樂祭祀天地的先驅。

伏羲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陰陽和合的辯證觀。尊重自然，服從天道，多元共存，包容和合，美美與共，這些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的根脈都來自伏羲文化。

中國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長期以來，束縛中華文明斷代工程的一個瓶頸就是文字出現的年代。丹尼爾教授在其著作中曾寫道：“儘管以使用中國語言文字的民族文化作為中國文明的涵義來說，和埃及、蘇美爾人的文字文明相比，中國的文明還算是晚的。但是現在人們可以把它推至公元前十四世紀。並且能夠在最早的漢字出現前舉出一系列中國的史前文化。”這就是西方考古界和國內一些學者，長期以來一直認定中國的史前文明只有3700年的依據。

現在可以從兩個方面實證，在漢字出現之前，中國史前文化時代已有文字出現，並使用流傳至今。

實證一：2009年8月，兩岸四地學者在香港討論形成《中國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價值地位評鑑與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建議報告》的評鑑結論是：中國古彝文與中國甲骨文、蘇美爾文、埃及文、瑪雅文、哈拉般文相併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是其中唯一在當今活著的世界古文字。並認定原始古彝文的創制和出現時間大致可推算為7000—10000年以上。2018年8月。在貴州六盤水市召開的“第二屆探尋中華文明源頭：易經刻畫符號與彝漢文化研究高峰論壇”會上，有彝學研究專家對大地灣遺址發現的34個文字元號與古彝文相比較，發現有相同的讀音與意涵。還有學者對古彝文化與伏羲文化的同源共祖作了探討。

實證二：2015年11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文明8000年》一書中提出，在語言文字出現前，中國史前歷史時期，在符號記事取代結繩（實物）記事的程序中產生了一種“示意文字”。示意文字就是由伏羲先天八卦的64個卦象符號組成。這組符號把人的思維、認知，和對天、地執行的規律，大氣變化的節律，和觀察到的萬事萬物的本質，都記錄並傳遞到現在。它完全具備了文字的功能。2018年6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上古時代的文字——二進位制計數與六十四卦》一書中，對示意文字的科學性做出了進一步的說明。

以上兩項實證說明，中國早在7000—10000年前，就已經有文字出現。中國的史前文字，早於蘇美爾文、埃及文。文字不再是制約中華文明的瓶頸。

建立中國版的文明標準

中國史前考古的創新，首先從建立中國的史前文明標準做起。誰建立標準，誰就有發言權。《中華文明8000年》一書，最早提出了中國版的史前文明標準。這個標準是在西方史前文明標準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考古實際加以補充、修改而提出，共有五條。一是天文曆法引導農耕生產成熟，糧食成人類主要食物。二是示意文字產生，人類從實物記事進入符號記事時代。三是具有社會功能的居住群落出現。四是彩陶禮器和陶質器物在祭祀、生產、生活中廣泛使用。五是樂器和樂譜的出現，音樂在祭天、祭祖與生活中開始使用。

這五條標準中，二、三、四條是對西方的文字、城堡、銅器三個標準修改後的沿用。一、五兩條是根據中國的考古實際所新增的。總之，這五條標準主要是以大地灣文化與伏羲文化為依據提出的。

運用這五條標準，考量中國史前文明的歷史年代，5000年是成立的，8000年也是成立的。探尋中華文明的源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任務之一。甘肅因有大地灣文化與伏羲文化並存，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去承擔這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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