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柯靜
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素以情感社會學的研究視角而聞名。她將“環境汙染”作為鎖孔問題，深入走訪路易斯安那州，去尋找為何在環境汙染更為嚴重的紅州地區卻激烈反對監管汙染源的悖論。在《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一書中，霍赫希爾德試圖跨越黨派分歧，從5年間頻繁探訪的40名茶黨擁護者中擇取了6名典型代表，介紹了他們的“深層故事”，從政治情感角度來剖析美國極化政治現象中保守派人士的意識形態。
讓霍赫希爾德產生濃厚興趣的是，被探訪者來自各行各業，看待問題的角度和情感狀況有著明顯差異，卻對環境汙染監管有著同樣堅定的抵制。在無數次跨越分歧的溝通交流之後，霍赫希爾德向讀者展示了美國右翼人士的“深層故事”：他們白手起家，相信可以透過努力工作和公平競爭獲得階級躍升，卻由於左翼人士的進步運動，承受著原本排在後面的弱勢群體（女性、少數族裔、移民、LGBTQ群體）不斷插隊，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代經歷終身向下流動趨勢的人群。藍領的生活方式、堅守的傳統信仰、視為榮譽的忍耐和勤奮，卻被認為是思想封閉，變成故土上的陌生人。
在同理心之牆的一邊的左翼人士，認為表現不公平的道德詞彙是資源的“公平分配”，將越來越富有的1%和剩餘99%的美國大眾之間的矛盾視為階級鬥爭，衝突爆發點位於階級階梯的頂端。在同理心之牆的另一邊，是反對大政府的右翼人士，不公平體現在“製造者”和“索取者”之間，衝突爆發點位於階梯下端的中產階級和窮人之間。他們並非不具備同情心，但並不認為可以被插隊者剝奪原本屬於他們的權益。深深影響他們的三個關切是：稅收、信仰與榮譽。但在美國夢的道德標準中，他們似乎是必須做出自我犧牲的人群。他們感覺遭受了聯邦政府的背叛，故而全心全意地轉向自由市場，以對抗聯邦政府和索取者組成的強大聯盟。
在此情緒推動之下，美國右翼人士普遍抵制環境監管，他們害怕因此會失去工作，同時並不認為監管真正發揮作用。他們憎惡加稅，因為福利永遠青睞弱勢群體，總與他們擦肩而過。他們信奉傳統價值觀，渴望透過正當工作獲得尊重，卻被進步人士譏諷為偏狹、落後的“紅脖子”。他們向霍赫希爾德訴說著自己被推向隊伍後方的“深層故事”，這一群體整體性的失落感演繹了一出出讓人們困惑不已的政治與環境問題的悖論。這種失落，顯然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還包括白人種族地位、傳統社群和宗教自豪感、文化主體性的失落。這種現象導致美國的社群和地域日益同質化。選擇在何處居住，似乎與意識形態上站隊存在密切關聯，而這一傾向又經由媒體操縱進一步增強。交流途徑的多樣化，並未削減理解他人經歷的障礙。
對霍赫希爾德來說，與挖掘“深層故事”、理解右翼政治情感吸引力同樣重要的，是能否引導美國社會攀越理解他人障礙的“同理心之牆”。這堵牆令人們對信仰或成長環境不同的他人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是形成偏見和隔閡的重要原因，更是破除美國政治僵局的關鍵。但當下的美國社會普遍將跨黨派溝通當成屈服，將同理心視為軟弱。黨派已超越種族，成為引發分裂和偏見的根源。
略遺憾的是，雖然霍赫希爾德準確認識到自由派人士必須跨越“同理心之牆”，去理解保守派人士的不滿、生活經歷和挫敗感，但那句“分歧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右派更右了，而非左派更左”的論斷，仍帶有濃重的左派身份色彩，恐怕很難讓保守派人士信服。即便的確如作者所言，2016年的美國大選，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那些感到失落的美國人的情感，但在2021年的當下，右翼政治的情感吸引力並未消失，甚至因特朗普四年執政而更加深刻。在此背景下，重建社會共識絕不能僅憑左翼人士的一廂情願，執政的美國政治精英更須將跨黨派合作真正落實於國會和政府行動之中。
然而，當下的拜登政府似乎有心無力。新冠肺炎救助計劃作為拜登上任後的首個重大立法活動，是在只有民主黨支援的情況下以預算和解程式的方式透過的。而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作為拜登計劃推出的第二項重大立法措施，已遭遇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的明確抵制，稱其“包含著極左的優先事項，是美國一代人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加稅”。這使得拜登政府很可能再一次尋求預算和解程式的特殊通道。兩黨共識非但未能重建，反而愈加遙遠。更重要的是，在拜登政府密集推出的系列平權措施下，被右翼人士深惡痛絕的“插隊”現象再次席捲而來。而進步人士在拜登內閣中的話語權提升，意味著弱勢群體未來在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話語權將會繼續提升。若拜登政府不能在其短暫的執政期間讓保守派信服“被插隊”的理由，在一旁虎視眈眈的“特朗普們”一定不會錯過激發右翼人士情感的機會。
（本文為第20期“解放書單”主書單書評）
《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美]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 著夏凡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本文配圖來源：新華社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
來源：作者：柯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