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為中國計算機學會（CCF）工作24年的杜子德把一個銅製手持鈴鐺交給了唐衛清，這意味著新舊秘書長工作正式交接。熟悉CCF或是參加過CCF相關會議的人都聽到過這個鈴鐺的清脆聲音，那是在會議開始前，或者是發言限時到時間的時候，杜子德搖動的。
規則是CCF的一大特點，不僅包括學會治理結構、各類學術委員會以及分會的競選、各種學術獎勵，都有嚴格的規則，還包括會議的舉行，開會分秒不差，哪怕某位重要嘉賓還未到場，鈴鐺聲也會按時響起。會議發言，規定幾分鐘就是幾分鐘，誰也別想超時。
鈴鐺是杜子德到義大利出差，在舊貨市場淘回來的，已經用了10來年。各類規則在CCF已經建立，現在他把監督規則的權力交給了由理事會任命的新任秘書長。
在我國的各類學術團體中，CCF很另類，這種另類與杜子德密不可分。
CCF最早掛靠中科院計算機所，與其他的學會、學術性協會並無二致，發發通知、辦辦刊物，收收集體會員的會費，工作人員大都是即將或者已經退休的官員或者家屬。1996年9月，在計算機所從事科研工作的杜子德被領導派到學會工作，原因是他“挺能張羅事”。
“到CCF工作意味著我要離開我熱愛的科研工作，技術職稱很難得到提升，薪酬也會降低許多。”在離任之際，杜子德回憶了當時的選擇，“當然，我到CCF工作的理由也絕不是為了輕鬆，更不是出於對它的熱愛，而是對它的不滿。因為我到來之前，儘管這個機構的行政總部就設在計算所，但我卻不能從它那裡獲得任何價值，它對我的專業發展沒有絲毫的幫助。”
“如果我來運營CCF，我能不能使得這個組織改變，給別人帶來價值？”杜子德說，這就是他同意到CCF任職的樸素想法。
1998年，在當時學會秘書長並不贊同的情況下，杜子德用全新的思路和規則建立了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YOCSEF），一個由青年人掌管的、全新的，各項事務均由民主選舉、民主決策的組織，關注科技前沿，關心社會事件，組織年輕科技工作者思辨、開庭討論，不到兩年，在業界就聲名鵲起。YOCSEF是杜子德謀求變革CCF的一種嘗試，這塊試驗田的成功給了他極大的信心。
經過17年的變革，CCF和當年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秉承3M（會員構成、會員治理及為會員服務）理念，現在已擁有8萬多付費會員，而十幾年前，這個數字是零。學會完全按照國際規範治理，成為具有一定國際聲譽的學術社團，與ACM(國際計算機學會)、IEEE(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這些國際學術組織交流密切。
王選獎、夏培肅獎、傑出貢獻獎等CCF確立的獎項，成為社會知名獎項。而這些獎項，均由獎勵委員會組織專家推薦評選，不申請自薦、不答辯，也不收費。誰要是打招呼，反而會被拿掉。
面對“微軟黑屏”、“微信收費”等多起事件，CCF也及時發聲，維護國家和公眾利益。
“就我本人而言，我認為自己在學會治理架構的設計、制度的完善、新產品的建立、經濟實力的提升以及品牌營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杜子德說，看到CCF的變化和目前的成就，作為一個執行長，感到無比自豪，因為CCF這樣一個“作品”裡凝聚了自己的心血。
從CCF十幾年的變革來看，形成一個獨立的、具有共同學術標準和價值觀的學術共同體，這樣一條路是完全行得通的。但也有CCF資深理事指出，儘管CCF有這樣先進的理念和成功的案例，但卻沒有被其他社團複製，這似乎顯得不正常，或者說，CCF對社會的貢獻還不足夠大。
已經卸任的杜子德認為，為什麼很難建立學術共同體是個重要的，同時也是個很難討論清楚的問題。
他認為，學術共同體需要以社團為組織載體，沒有社團組織就很難形成學術共同體。學術社團是滿足個人興趣或者提升專業能力的主要途徑，對提升個人的創新力、創造力乃至提高國家競爭力有重要作用。
目前的學術社團大部分掛靠政府，或者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或者是派出機構，科學家們形不成可以做出決策的學術組織，出現問題時，如果只有幾個人發聲，不但力量小，對個人而言風險也很大，形不成氣候。另外，整個社會對科學的認知還十分膚淺，科學精神缺失，許多問題上從實用主義出發，甚至不尊重科學。多方面原因導致我們很難形成科學共同體。
杜子德注意到前段時間，生物學科有一些學術上的討論，但竟然有人說，成功的科學實驗不一定能夠重複。但是不能重複還能叫科學嗎？
這個問題對於杜子德確實是一個遺憾：“CCF可以改變自己，但還沒有能力改變別人。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在推動中國社會進步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
他說盡管自己熱愛CCF，但並不留戀秘書長這個崗位，唯有按制度更替並能持續發展，方能顯示出一個組織的偉大。
“我將從一個親歷者和創造者，改換角色，從側面審視我參與鍛造的產品會向何處去。”他說，自己作為CCF的一員，會繼續交納個人會費。
CCF理事長梅宏院士在新任秘書長就職儀式上提到，計算時代，計算機行業還會持續發展。如何發揮計算對社會的推動，讓更多行業擁抱計算，是學會的重任。讓更多的計算機學術和產業界的人士認同CCF的理念，也是新任秘書長的歷史擔當和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