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圓明園遺址公園南門，循著地圖向西走四十分鐘，便是九洲清晏：過去，這裡是清朝帝后居住圓明園時的寢宮，也是圓明園中最大的一組建築群，寓意著“天下太平”。
如今，只剩一片綠地，幾塊大石無序地擺在微微隆起的草坡上，各式各樣的樹雜亂地四處生長著，走幾步便能看見一片水池——與郊野公園的模樣似乎相差無幾。
在數字圓明園團隊製作的三維立體影片裡，這裡卻是另一番景象：沿著中軸線進入九洲清晏，迎面的圓明園殿面闊五間，磚山花的歇山頂，金色的龍鳳和璽彩畫清晰可見。繼續往裡，以木色為主色的奉三無私殿樸素典雅，紅柱綠門的九洲清晏殿上懸掛著雍正手書“九洲清晏”匾，院落前，假山疊石形態各異，一旁栽種著幾棵桂花樹。環島的是一片湖面，倒映著岸上柳樹和桃樹紅綠正盛的模樣。
影片還原了九洲清晏在內的“圓明園四十景”，而影片背後，是數字圓明園團隊十餘年的復原努力：以數字化的手段重現了圓明園108個景區的模樣。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師從梁思成的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郭黛姮便開始了對圓明園歷史原貌的研究。2009年，由郭黛姮創立的數字化復原圓明園團隊正式成立，復原專案也隨之啟動。
但因大量史料的丟失，圓明園昔日的原貌隱沒在歷史的大霧中。團隊歷經十三年，從1萬餘件歷史檔案裡，設計出了4000多幅復原設計圖紙，建造了2000座圓明園的數字建築模型，試圖還原出這座萬園之園舊時的模樣。
“儘管被列為‘考古遺址公園’‘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然而大眾似乎並不瞭解它到底包含了哪些內容，它為什麼被外國學者稱讚，又為什麼被雨果譽為‘東方幻想藝術的代表’，‘一個幾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產生的成就盡在於此。’”郭黛姮在《重拾瑰寶圓明園》一書的序中，為數字化復原圓明園的工作寫下了註腳。
2022年7月12日，RE睿·國際創意館內的數字圓明園投影展示，該展示透過數字技術還原圓明園被毀壞前的樣貌。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重建圓明園”的爭議
數字圓明園團隊主要負責人賀豔記得，第一次去圓明園，是2002年，她和老師郭黛姮兩人騎著腳踏車從清華園出發，從側門進了圓明園，當時還未整治的圓明園西區是“垃圾遍地、荒草叢生、樹木雜糅”的模樣，園子裡的荒草幾乎和人等高。
在草叢裡踩不動車子，二人便下車推著走。走一會兒，郭黛姮指著一片荒草說，“這是九洲清晏。”走幾步又指著另一片荒草說：“這是慈雲普護。”到了一片長滿了野草的田地前，郭黛姮又指了指說，“這片是後湖。”賀豔覺得驚詫：明明都是荒草和田地，也不見水的蹤影，老師如何分得清這些文化遺蹟？
從上個世紀開始，圓明園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課題，不同學科的學者中，有研究圓明園歷史的，有研究如何造園的，有研究園林建築、山形水系、水利機械的，也有研究圓明園考古和文物建築保護的。郭黛姮1960年從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後，選擇了留校任教，從事古代建築和園林研究。兩年後，她成為了梁思成的助教兼科研助手，參與到中國古代建築保護的研究中。
“舍衛城的殘牆旁邊是農民蓋的土坯房，院子周邊是用玉米稈圍起來的柵欄，豬圈和雞舍裡散發著臭味，不遠處就是稻田、樹林和荒草。”郭黛姮曾這樣描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圓明園。
對於圓明園，最大的爭議一直是：要不要重建圓明園？
一部分人認為，重建圓明園能讓人體會“萬園之園”的藝術價值和輝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斷壁殘垣對歷史和文化都具有警示意義，且大規模在圓明園遺址上重建是對文化古蹟的破壞。
郭黛姮的主張是，古建築的問題重在保護而非復建。“圓明園目前定性為考古遺址公園，它是歷史資訊的載體，把載體換成新的，就看不到原來的東西了。”
郭黛姮同時認為，園林不是平面的，既不能僅依靠文字的形容，也不能僅靠二維的圖紙讓人們去想象。於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郭黛姮提出了自己的設想：數字化復原一個圓明園,讓人們得以見到圓明園的真容。
彼時，數字化復原文化遺產的專案在世界各地都有嘗試。2000年前後，日本早稻田大學曾用全景攝影技術表現金字塔外部環境等考古成果；大英圖書館的國際敦煌專案也曾將兩萬餘幅敦煌藏經洞手稿和畫卷輸入計算機中，建立了相應的資料庫。
過去，國內也有人曾做過圓明園的數字復原工作，但大多是按照《圓明園四十景》平面圖去做的。郭黛姮想要的是，結合圓明園的社會文化背景，做一個涵蓋圓明園山水環境、建築藝術、造園藝術、園林植物、遺址考古與發掘的虛擬立體復原。
上個世紀90年代末，網際網路進入中國只有幾年時間，沒人能想象一座數字化的圓明園是何模樣，又受當時的技術限制，郭黛姮的數字化想法在實際中進展緩慢。2000年以後，郭黛姮將這個想法帶進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研究生的課題專案，幾年過後，學生們用3D技術簡單地建出了圓明園四十景之一的“萬方安和”——郭黛姮發現，計算機技術不斷在進步，數字化復原的技術也在逐步成熟。2009年，數字化復原圓明園的專案正式立項。
2022年7月20日，數字圓明園團隊的工作人員正在向記者展示圓明園的數字復原影象。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重返海晏堂
環形的走廊上，巨幅的影片在牆面上徐徐展開。一塊塊基底、座臺、欄杆升騰而起，拼接入巨大的建築模型之中。
十二生肖人身獸首青銅坐像依次圍坐在海晏堂前噴水池的臺子上，臺子在數字線條的覆蓋下，逐漸從破舊衰敗的石臺模樣，變成嶄新亮麗、雕刻著清晰花紋的漢白玉。
這是數字圓明園團隊復原西洋樓海晏堂的沉浸式展覽。
取“河清海晏”之意的海晏堂，是西洋樓中規模最大的一組建築群。要復原這樣一座海晏堂，首先得知道它原先的模樣。
但海晏堂的歷史資料四散在世界各地，團隊先是在國家圖書館找到了圓明園建築設計最核心的樣式雷圖，兩千多張樣式雷中就有一張是海晏堂的。
然而，雖然有了樣式雷圖，懂得了大致的建造原理，海晏堂的原貌仍是未知的。
數字圓明園團隊又繼續找到記錄了西洋樓建築原貌的立面透視畫——銅版畫，遺憾的是，由於中國畫師對於西方透視技法的經驗不足，也因為畫幅美化的需求，銅版畫對於細節的刻畫與實際情況有較大出入。
之後，團隊又在圓明園歷史照片中，發現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攝影師於不同時期拍攝的不同角度的西洋樓照片90餘張，其中海晏堂的照片有21張。
海晏堂景區範圍內存留的2106塊建築構件也在復原過程中成為重要的史料依據。不同於木質中式建築在1860年大火中的焚燬，以石頭為主要建築原料的西洋樓仍保留了許多建築構件。團隊發現，包括巨型貝殼石雕、十二生肖座臺、主樓建築基臺、扶手、柱礎、柱身、柱頭、欄杆這些不同種類和大小的石構件。
團隊先是拍攝記錄下遺址現狀和單體石構件的各個角度，又記錄下這些構件的資訊：石作工藝註明打道、磨光、連線方式等具體工藝；區分白石、青石或是花崗岩的材質以及外形完整度、線腳完整度和花紋完整度。之後，又對西洋樓遺址進行了全面的三維鐳射掃描，將這些構件轉化生成了一個個三維模型。
考慮到西洋樓的建設年代，正值巴洛克風格在西方皇家貴族園林中成熟盛行之時，團隊成員又前往歐洲，考察學習瞭如西班牙廣場、美第奇別墅等巴洛克風格建築的搭建，同時參考了西洋樓設計師們所依據的西方建築名著古書及傳教士們的往來書信。
結合著樣式雷圖、銅版畫、歷史照片、清宮檔案、流散文物等，團隊初步搭建起了海晏堂的數字復原三維模型。
數字化的技術在復原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出於對遺址和建築構件的保護，研究人員無法在現實中將兩塊疑似左右拼合的構件擺在一起比對，而數字復原系統可以把石構件轉成數字模型，匯入三維虛擬拼接平臺進行拼接，從而確認構件的原始建築位置。
技術是復原的重要支撐，人為探索則貫穿了整個復原過程。郭黛姮曾回憶，在圓明園裝飾的研究上，她注意到，有一個攝影師在圓明園被毀前去拍了西洋樓的照片後，形容西洋樓“五光十色，特別是在藍天白雲之下，顯得格外絢麗多彩”。西洋樓為什麼是絢麗多彩的？帶著這個疑問，團隊到圓明園庫房裡去尋找線索，找到了一些西洋樣式的琉璃構件。經過進一步研究，團隊才發現原來西洋樓是個五彩西洋樓，這些琉璃裝飾不僅僅做屋頂，還做了窗套、門套，以及牆壁上的裝飾。
2022年7月12日，RE睿·國際創意館內的海晏堂數字投影景象。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賀豔記得，在復原西洋樓海晏堂水池邊的避水獸時，由於缺少原物，團隊按照銅版畫和對西洋樓雕刻的理解，用數字雕刻軟體做出了避水獸的數字模型。一年後，恰逢北京一處四合院施工，施工現場挖出了疑似圓明園的避水獸。賀豔和團隊趕到現場辨認時，從土裡挖出的避水獸被擺在地上，一眼看上去，和數字復原的結果竟十分相似。拍了照回去一對比，不僅尺寸完全對上了，其他樣式也和實物相差無幾。“當時我自己也挺吃驚的，沒有想到我們復原的跟實物的接近率這麼高。”
海晏堂復原成果展覽的巨幅牆面上，陽光下獸首噴出水柱層層疊疊落入水池，巨型貝殼石雕的花紋像漣漪般向外泛著。沿著八字形的石階往上，石階交會在主樓正前方，松樹挺立在兩側。風吹著雲走，藍簷白壁的主樓一點點地變換著光影的顏色，從日照當頭的亮白色，漸變成斜陽下的金黃色。
大海撈針
然而，大眾所熟知的西洋樓只佔圓明園面積的2%。剩下98%的中式建築復原，成了數字圓明園團隊最重要的工作。
由於資料完整程度不同，有的文獻記錄多，有的少，而單是建築上的外簷裝修，記錄也並不統一：一個景區內一棟房子記載了，而另一棟卻毫無記載。團隊因此又根據基礎資料的詳實程度設定了準確度標準：若是建築造型、各細部做法完全準確，是100%的準確度；若是僅有平面格局、無尺寸標準的建築，則只有15%的準確度。
由於資料的大量缺失，復原設計的過程，被賀豔形容為“大海撈針”。
在復原乾隆時期四十景之一的“上下天光”時，其中有資料記載如意橋的欄杆為“番草抱葉”欄杆，而這種欄杆已沒有實物遺存。賀豔和團隊成員只能從故宮現存傢俱的番草紋去推測，尋找和乾隆時期常用的番草樣式最吻合的一款。
在復原“上下天光”的亭子時，賀豔和團隊根據《四十景圖》中的景象判斷，兩個亭子是不對稱的，主建築一側是六角亭，另一側則是一個長方形的水榭。
但後來考古發掘發現，後湖裡頭兩個亭子的地基“百木樁”竟長得一模一樣，排成了兩個梅花形，且位置也完全對稱。
“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帶著這個疑問，賀豔再返回到文獻裡，才發現自己曾在乾隆時期的一份檔案裡讀到過“上下天光，兩邊六角亭”的文字，但由於《四十景圖》是在乾隆早期畫的，在畫成之時，亭子已經被改造成了對稱的六角亭，只是對《四十景圖》中亭子非對稱的形象根深蒂固，便忽略了這個改造細節。
在整個園子的復原上，由於圓明園的不斷修建，面貌幾乎幾年一變，團隊於是選取了四個時期進行復原：包括圓明園最初建立的雍正時期、景觀最繁華的乾隆時期、資料最完整的道光時期和燒燬前的咸豐時期，又在其中細分出瞭如乾隆早期、乾隆中期、道光早期等時期，其中資料最完善的景區最高復原了其十三個時期的不同面貌。
賀豔說，因為圓明園內建築做法不拘一格，沒有定法可循，所有的線索都不具有普適性，復原結果根據史料的遺存程度多少而變得“不可預見也不可預期”。僅憑藉單一的資料，復原出來的景觀則可能出現很大偏差。
2022年7月20日，數字圓明園團隊的工作人員正在查閱圓明園的歷史資料。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賀豔記得，一次團隊在討論一個斗拱的尺寸大小時，郭黛姮覺得團隊提出的斗拱尺寸太大，不贊成這個方案。反覆說服不了郭黛姮，賀豔就剪了一個斗拱的模型，在二樓舉著給郭黛姮看，嘗試證明高度會帶來透視偏差。比對了以後，郭黛姮才同意大點的斗拱合適。“她會要求我們，當遇到問題過不去的時候，你得去想更多的方法去解決，而不是坐在原地打轉。你要想說服我，就做個模型看看，或者再找到更多證據。大家都是拿著事實去往前推進工作。”
賀豔印象最深的是在探尋西洋樓蓄水樓的水利機械上。德國馬普學會的一位學者聯絡上團隊，他猜想，傳教士用於西洋樓水法工程設計的書籍一定被收藏在某個圖書館。他先是找到了傳教士的一封書信，裡面記錄了疑似在西洋樓蓄水樓使用的一組水利機械名。循著機械名，這位學者繼而又找到了一張水利機械圖。該如何驗證傳教士把這個機械用在了西洋樓的蓄水樓上？該學者猜想，傳教士通常不是水利專家，若是要把這個機械用在蓄水樓，一定會帶來歐洲的水利機械參考書。
隨後，該學者和賀豔團隊果真在北堂藏書館找著了參考書，開啟後發現上面還有鉛筆註釋。此時，賀豔和團隊又回過頭去看此前已經翻閱過無數遍的銅版畫，意外發現西洋樓蓄水樓二樓的三個窗戶裡，竟有一個窗戶開著，窗戶裡頭還露出一根粗棍，連著一根小橫棍。和水利機械圖一對比，那根粗棍就是水利機械的軸，橫棍則是機械運作的橫軸。
“就和盲人摸象一樣，要是沒見過象，只看一條象腿，是意識不到它是象腿的。”平時看銅版畫，沒有人注意過畫中的窗戶。即便看到了，也無從得知窗戶裡的棍子是什麼。當所有的線索湧到一起時，才豁然開朗。
賀豔說，這些年有很多人問過自己，做數字化復原圓明園，是不是就一鍵生成？也有人提議做一個自動的古建築建模軟體，把宋代建築和清代建築的規律程式化、標準化，當要數字化建一座清代建築，建築的模樣就出來了。
“歷史上真實的圓明園不是匠師們揹著口訣就把它建出來的，裡面有很多設計、很多創新的地方，比如說圓明園裡有長得像田字的房子，有萬字一樣的房子，西洋的瓶兒欄杆，像糖葫蘆串一樣地串一個小陶件。這其實是在努力接近歷史的真實。”
2%和98%
復原專案原本計劃十年完成，在復原進行到三分之二時，團隊的工作程序逐漸變得緩慢。此前復原的部分，都有樣式雷圖、圓明園四十景圖或是考古挖掘資料作相對準確的依據支撐，而剩下那三分之一卻大部分來源於史料的推測。
時值科技部專案驗收結束，團隊於是轉換了方向：把現有研究成果轉換為更多人能接受的科技產品，同時舉辦數字化圓明園的成果展覽。
團隊曾做過一次網上調查——“我說圓明園”。結果90%的人寫了兩句話，“圓明園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圓明園是帝王驕奢淫逸的場所。”但在團隊成員看來，“帝王驕奢淫逸的場所”背後，不僅代表著大眾對於圓明園的誤解，圓明園的價值也遠沒有大眾想象中那麼簡單。
策劃展覽時，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擺在了策展團隊的眼前：是先向大眾展示西洋樓，還是先展示圓明園四十景？
團隊的設計總監裴唯伊說，當時團隊中的大部分人都認為，西洋樓在圓明園中的佔比只是2%，而剩下98%的中式建築是圓明園更高藝術價值的體現，“我們一直在說萬園之園，它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中華文化中只出現在文化作品裡的詩情畫意做到現實裡來了。”
但若是在第一次展覽中只展出中式建築部分，觀眾也許無法立刻辨別出這是圓明園。“讓大家知道圓明園不僅僅是西洋樓，而是有西洋樓外的更多東西，它是包羅永珍的，這一定是我們的最終目的，但是我們沒有辦法一下子跳到這個地方。”裴唯伊說，如何轉換視角，讓文化遺產變成雅俗共賞的東西，如何能真正讓遺產獲得益處、更好地生存下去，成了數字圓明園團隊重點考慮的問題。
經過反覆討論和篩選，正式展覽時，團隊最終選擇了以西洋樓海晏堂作為第一期展出內容。“十二生肖噴水裝置是大眾對圓明園最為熟知的一部分。一旦把十二生肖放上去，大家馬上就知道了，這是圓明園。”裴唯伊說。
楊思負責數字圓明園的展覽工作，她記得，在正式展出那天，當海晏堂的景象以虛擬現實技術出現時，很多觀眾在現場流了淚，也有人看完展覽後就拉著工作人員問：“你們要捐款嗎？我願意捐款。”
“很多人會和我們說，當時站在那樣一個空間裡，看到這麼美麗的構建在身邊升騰而起，一個萬園之園在面前重現，雖然它已經是殘破的樣子，說不出來太多，眼淚忍不住就掉下來了。”楊思覺得，這些反應的背後，是觀眾讀懂了圓明園和圓明園背後的價值，圓明園的寶貴或許並不是因為它被燒了才寶貴，而是它本身就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它的價值就在那裡。這部分其實是需要大家去認知的。”
在另一次展覽裡，團隊還原了圓明園四十景中的“正大光明”等景區的數字復原成果，結果，展覽超乎意料地受到觀眾的歡迎。每天展覽的預約量都爆滿，原本場館的冬季閉館時間，也因觀眾量太大而延長到了夏季的作息時間。
觀展後有觀眾表達了他們的意外：沒想到圓明園裡面有這麼豐富的中式景觀。有觀眾覺得，自己雖然去過圓明園，但好似並沒有“看見”圓明園，也沒有看懂圓明園。
2022年7月12日，RE睿·國際創意館內的數字圓明園投影展示。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裴唯伊印象最深的，則是一次在清華美院的展覽。團隊在展區開始和結束的位置，分別擺上了兩塊牌子，牌子上問了同樣一個問題：“當我們提到圓明園的時候，您會想到什麼？”問題底下是四組關鍵詞：“1860大劫難、愛國主義”，“遺址廢墟”，“萬園之園、美輪美奐”以及“驕傲自豪、宏偉震撼”，觀眾可以將便利貼貼在自己選擇的答案下面。
每天，團隊成員都會清理兩塊牌子，將觀眾的選擇歸零。每日的結果也幾乎相同：在展區入口處的牌子上，便利貼集中在“1860大劫難”“遺址廢墟”上，在出口的牌子上，便利貼集中在了“萬園之園”和“宏偉震撼”上。
“它所呈現的一定不僅僅是一個復原的成果，而是有當代視角的，包括一些普世的文化意義。我們常常談論的是文化遺址，也一定不止於文化遺址。”楊思說。
在各種國際論壇上，數字圓明園的專案也逐漸得到了國際領域的認可。成果之外，“遺憾”也貫穿了復原工作的始終。每當一處遺址剛開發出來時，所有人往往都滿懷期待，可越挖掘便越失望：有時是建築基底無處可尋，有時連一塊最基礎的磚頭都被破壞了。
這也讓數字化復原圓明園專案和最終完成之間的那段距離，變得不可捉摸。
在團隊的這十幾年裡，賀豔見慣了成員的來去。圓明園的復原，是在數字世界裡日復一日，畫完一個景區花費兩個月，緊接著又是下一個景區。
起初，團隊成員選擇離開時，賀豔曾覺得惋惜，但她也逐漸意識到，最終能留下來的成員，大家多少都有某種共性，譬如都喜歡文化遺產，或是對歷史真相充滿好奇。
裴唯伊仍會時常回想起，早年還在做復原設計時，自己深夜在辦公室加班，時常進入圓明園虛擬模型裡，像虛擬人生一樣，進入程式裡的人可以在園子裡飛行。她最常去的是四十景中的武陵春色，“飛”在武陵春色的溪流上方，順著河道兩邊望去，萬株山桃長在堤岸上，滿眼是一片絢爛的粉色。
“我常常會想，我們所認同的美到底是什麼？它可能就是深刻地刻在血液裡，來自我的文化根源。”她說。
“循溪流而北，復谷環抱。山桃萬株，參錯林麓間。落英繽紛，浮出水面，或朝曦夕陽，光炫綺樹，酣雪烘霞，莫可名狀。”在這樣的時刻，裴唯伊覺得平靜而滿足。
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