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貴州，我的基友大概打算唸叨我一輩子。就因為當時我自己帶了睡袋，而讓他不用帶。事實上，我也無法想象凱里那件10塊錢一晚的標間帶給了他怎樣的陰影。然後，常常被他拿出來顯擺的一個經歷就是我倆坐著吉普，在天旋地轉中莫名其妙地就去到了一個村子裡，路上有當地人頗為自豪的360度大轉盤。
那一次去，除了帶去義賣資金買到的救助物資之外，我們主要做了兩方面的收集。一是貧困學生的詳細資料((包括聯絡方式)，二是貧困原因。資料自然是為了隨後搭建一對一的幫扶，貧困原因的話，其實跟家庭背景密切相關。一言以蔽之，貧困學生多為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組合。通常是父母外出務工，不一定能按時寄錢回家，再遇上家中的爺爺或奶奶患病需要治療，幾乎就會陷入必然的貧困。又或者父母中的一位本身就有傷殘或患病，另一位在外打工，同樣只能保證溫飽而無力承擔學費。(或許有人會問，不是義務教育麼?義務教育在鄉下，在山區是有配額的。每一年每個鄉的配額比如是50，但適齡兒童有70人，怎麼辦呢?不可能50人免費，20人全額負擔。於是，就變成多出的20人的學費均攤到70人頭上。均攤下來是多少呢?07年的60，一學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們到的第一天就跟鄉長一起吃飯。鄉長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說：鄉里留不住人啊，大家都出去打工了。收入是增加了，到最後還不是會回來。一旦你回來，收入馬上跌回原來的水準。更糟糕的是，有夫妻出去打工，打著打著就出事了，就離婚了，家裡的老人小孩更沒人管。留下來的小孩長大了，也無非重複同樣的軌跡，感覺像是望不到個頭。
那個晚上，我們這幫經濟學背景的人大概都默默地把這當做了一個經濟結構的問題，當做一個早晚能改善的問題。直到後來，在我們的收集調查和入戶走訪中，我們/我才意識到“打工”這一現象對於山鄉原本就虛弱、就沒有太多風險抵抗力的家庭(這一社會單元)，有著近乎撕裂性的摧毀。如果你能理解家庭是可以被看做一個微小企業的話，那麼你也就能理解家庭的撕裂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降低與抗風險能力的降低，並最終在遭遇風險時變為貧困。
“打工”帶走的也不僅僅是家長，更有老師。我們在跟一位校長的聊天裡得知，學校裡本來也就只有5位老師，可是這裡的老師基本待不過3年。一部分是追著正式的教師指標走，哪裡有指標就去哪裡;剩下的那些覺得拿指標無望的，也就乾脆去打工賺錢了。
我們原本主要是走訪小學。可最後一站確實在另一校長的帶領下，跟他曾經教過的中學生聊了聊。那是在我們從小學回來的路上，校長和老師騎摩托載著我們。突然就看見了在路邊燒烤的他們。校長跟其中的2個男生很熟悉，於是就停下讓我們過去跟他們聊天。對於這樣的 “好”學生而言，人生的目標也就是爭取能讀上凱里師範，然後再回來當教師。如果能拿到教育局認可的教師資格，工資還是比較可觀的。
可是在我眼裡，一切的一切都指向的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一個封閉的鄉村，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自毀機制。
在來貴州之前，面對著貧困這隻大老鼠，我曾天真地以為，只要抓到了老鼠尾巴，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地幫到這些小朋友。10天之後，我驚訝於眼前所呈現的盤根錯節的尾巴。錢，是有用的，它能繳學費能吃飽飯能看病;錢，也是沒用的，因為它無法阻止一個又一個的貧困學生被上述的系統所 “生產”出來。在這龐大的，隱性的 “惡”面前，我感到的只是近乎絕望的無力。我手中沒有屠龍刀，也就斬不斷這些盤根錯節的尾巴。
5年後，在我對於城市有了更多更深入的瞭解之後，面對楊元松編寫的《中國留守兒童日記》，面對陳慶港的《十四家》，心裡湧起的是更深的絕望。“落腳城市”的模式在貴國是行不通的，教育醫療的供給對於貴國而言宛如黑洞。而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加持下，城市的吸力只會越來越大，無法在城市站住腳的人便註定會留守，無論老人或兒童。真要關心留守問題，就別跟著春晚瞎哼唧 “時間都去哪兒了”，而要問問那些被稱為 “流動人口”的人都去哪兒了?問問流動人口究竟為何而流?——只有懂得了 “流”，才能懂得 “留”。
藉由新媒體的傳播，畢節得以被"看見"。只是"看見"又怎樣呢?還有那麼多你無力，無法看見的又該如何?時至今日，上面提到的兩本書豆瓣閱讀人數也不過1000——你看見過那些 “流動”的人口麼?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其實並不需要看見，我們只需要知道。知道，在沉默如謎的黑暗中有著那樣的生活;知道身在城市的自己間接地享用了多少支離破碎。然後，繼續在平日裡繼續狂歡雙11，雙12，618……
也許，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像我一樣，某個時候某個地方，刻下自己所應揹負的罪。
(做人貴在自知，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而不是以為自己能做到什麼。所以請不要給我任何類似從我做起，從微小做起的建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