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中國歷史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有刪節。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文化傳播是一個雙向過程。中國的絲綢，改變了西方人的穿著；而西域的物產音樂，也改變著中國人的日用習慣和音樂風格。中國的儒學，影響了日本朝鮮的學術發展；而南亞的佛教，也衝擊滲透著中國的儒學。漢唐時期對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進了盛世的出現；而唐宋時期中國文化的遠播，又影響著東南亞諸國的發展程序。文化的雙向傳播，推動了世界歷史的發展，表現出積極的歷史作用。反過來，歷史上有許多一度相當發達的文明，由於與其他地區的阻隔和閉塞，最終衰落甚至毀滅。
由於張騫的努力，西域與漢帝國建立了正式的聯絡。張騫因此在西域地區享有很高的威望。傳說許多西域物產，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張騫傳入中土的，這樣的說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實。但是張騫之後因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確實導致了外來文化因素對中原的影響。兩漢時期，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賓（今克什米爾斯利那加地區）、烏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區）等絕遠之國也有使者頻繁往來，據說一時諸國“莫不獻方奇，納愛質”（《後漢書·西域傳》），於是“異物內流則國用饒”（《鹽鐵論·力耕》）。
張騫在中亞的大夏時，曾經見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從四川、雲南進入印度地區，當時確實有再轉而西向大秦（編者注：古代中國對羅馬帝國及近東地區的稱呼）的交通路線。漢武帝根據這一發現，在元狩元年（前122）派使者從巴蜀啟行，試圖由此實現和西域的交通。於是，漢王朝和當時稱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區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聯絡逐漸密切起來。這條道路，有人稱之為“西南絲綢之路”。雲南晉寧出土的西漢青銅雙人盤舞透雕飾件，舞人足踏長蛇，雙手各執一盤，舞姿帶有明顯的印度風格。類似的文物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通路在當時聯絡著中國西南地區與印緬地方的歷史事實。“西南絲綢之路”後來曾經十分暢通，東漢所謂“海西幻人”即西亞雜技藝術家們，就曾多次經由這一通道來到洛陽表演。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漢武帝起初以《易》書卜問，得到兆示，說：“神馬當從西北來。”他接受烏孫王所獻良馬，命名為“天馬”。後來又得到更為驃壯的大宛“汗血馬”，於是把烏孫馬改稱為“西極”，將大宛馬稱為“天馬”。漢武帝得到西域寶馬之後，曾經興致勃勃地作《天馬歌》，歡呼這一盛事：“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太初四年（前101），漢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馬之後，又作《西極天馬歌》：“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可以看到，漢武帝渴求“天馬”，並不是僅僅出於對珍奇寶物的一己私愛，而是藉以寄託著一種騁步萬里、降服四夷的雄心。
“天馬”遠來的漢武帝時代，正是當政者積極開拓中西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歷史時期。當時，據說“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賂遺贈送，萬里相奉”（《漢書·西域傳下》）。國外有的漢學家評價當時西域絲綢之路開通的意義時，曾經指出：“其在中國史的重要性，絕不亞於美洲之發現在歐洲史上的重要。”所謂“天馬”，實際上已經成為象徵這一時代中西交通取得歷史性進步的一種文化符號。“天馬”悠遠的蹄聲，為西漢時期中西交通的成就，保留了長久的歷史記憶。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的漢代錦繡圖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體現了當時漢文化面對世界的雄闊胸襟。魯迅曾經熱情盛讚漢代社會的文化風格：“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我們透過對中西交通的考察，可以對當時民族精神的所謂“豁達宏大之風”，有更深刻的認識。
我們所討論的中國古代的外來文明，絕不僅僅是所謂“異物內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內容。古代中國曾經以寬闊的胸襟面對外域文化，熱心吸收其中具有積極因素的體現人類智慧的成分。例如原生於印度的佛教的傳入，就是典型的例證。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年代，有多種說法。一說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浮屠經》即佛經，是為佛教傳入內地之始。有學者認為，這是關於佛教傳入的比較可信的記載。一說漢明帝永平年間，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次日問群臣：“此為何神？”通人傅毅回答說，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陛下所見，可能就是此神。漢明帝於是派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往西域訪求佛法，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牟子理惑論》）。或說永平十年（67），蔡愔等人於大月氏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並得到佛像經卷，用白馬馱回洛陽。漢明帝特為建立精舍，是為白馬寺。據說摩騰與竺法蘭二人在寺裡譯出《四十二章經》。
根據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東漢佛教摩崖造像的發現，有的學者結合東漢佛教盛行於東海地區的記載，推想孔望山佛教藝術從海路傳入的可能性很大。佛教傳入內地，或許並不只是途經中亞一路。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後，最早的信奉者多為帝王貴族，如楚王劉英為齋戒祭祀，漢桓帝在宮中立祠等。後來才擴衍至民間。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一位普通僧人玄奘開始了他赴印度求法的行程。玄奘西行取經，歷時十數年，行程五萬裡，不僅旅途十分艱險，而且在文化史上有偉大的意義。他透過自己非同尋常的交通實踐，不僅成就為一名著名的佛學大師，而且對於中原和西土的文化溝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旅行記錄《大唐西域記》，詳盡記述了遊學沿途所見所聞的一百多個國家、城邦和地區的歷史文化、物產民俗，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甚至近代學者在中亞和印度等地進行考古發掘時，仍然重視它的指導意義。
玄奘回到長安後，組織碩學高僧，主持對佛經的翻譯，共譯出佛經74部（一說75部），1335卷。透過這次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譯經活動，佛學對中國的文化影響達到了新的水平。玄奘不畏艱難、遠行取經的精神，體現了我們民族文化內質中熱心汲取外來文明有益營養的積極一面。
其他來自西亞的宗教文化，還有祆教、景教、伊斯蘭教等。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當時，“中國政府的習慣是各自信仰其宗教，而又不會表現出以不寬容的態度對待其鄰居的信仰”。外來宗教的命運，在大多歷史階段感受到了這種“寬容”。
唐代社會風尚受到“胡風”的強烈影響，當時的藝術作品也表現出對於外來事物的濃烈興趣。唐詩和唐畫都因此體現出宏大輝煌的盛唐氣象。唐代傳入的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庭包括天文學、數學、建築學等方面的科學知識，豐富了唐文化的內涵。事實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盛世的成功，往往都有吸收外來文明因素的作用。也正是由於寬宏開放地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成就了中國文化的繁榮。
宋元時期，佛教文化對中國本土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援佛入儒，用佛教的思辨哲學和邏輯思維改造儒學，創立了儒學的新體系——理學。明代的王守仁，以佛學的心性之說和直覺頓悟方法改造理學，成為心學的代表。這些，都是外來文化促進中國自身文化發展的典型。
即使到了明清時期，儘管官方採取了“海禁”政策，然而，民間的海外交往沒有止步。在鄭和下西洋終止以後，民間透過海上絲路的中外交通卻日益發達。中國的一些商人和破產農民，泛舟海上，往來貿易，甚至到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為今天海外華僑的祖先。他們在維繫和發展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中，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總之，在漫長的中國古代，華夏文化的發展和演變，從來都不是封閉的，而是在與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斷推陳出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和風俗習慣，深深地影響了中國自身，而中國自身的文化也對其他地域和其他民族產生了相應的影響。正是在這種相互影響中，中國認識了域外，域外也認識了中國。中外文化的差異，促使人們破除思想上的畛域，改造自我經驗積累的思維定勢，不斷藉助外來文化豐富自己，發展自己，使自身文化達到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