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松額裡先生對雙城堡的滿族歷史非常有研究,松額裡先生陸續寫出有關雙城堡滿族歷史的系列文章:
2月18日發文章《哈爾濱雙城滿族的歷史》,
2月19日發文章《京旗回屯雙城堡始末》,
2月20日發文章《雙城堡有左中右三屯》,
2月21日發文章《富俊將軍建立雙城堡》,
2月22日發文章《富俊修改八旗屯墾雙城章程》,
2月23日發文章《京旗屯墾雙城堡》,
2月24日發文章《滿族發展史:大金國與中原的邂逅》,
今天發第八篇文章。
雙城堡屯墾之熱河奉天遷移而來的旗人
雙城堡屯墾的歷史上都知道盛京八旗的存在,但很少有人瞭解這其中不乏熱河旗丁的存在,待我慢慢道來:
道光年間駐防熱河的八旗兵丁,其生計問題也同樣如京旗和各地駐防大致相同,變得嚴重起來。即所謂“熱河八旗官兵生齒日繁,每兵一分錢糧,養贍親丁八,九口至十數口,實屬不敷,兼之近年物價較昂,生計倍形竭蹙”。
雖然朝廷屢次令他們設法在駐防附近墾荒屯田,但總是因為土地硬而不肥等等各種原因未能實行。
道光十年(1830)經熱河都統裕恩奏請,朝廷決定將部分熱河閒散移駐雙城堡,以解京旗移墾之不足。當年願往旗丁就有一百多戶,明顯要比北京旗人踴躍的多。
在雙城堡,除了這一百多戶由朝廷正式批准,有組織的移駐前來的熱河閒散外,尚有大量攜家帶口,自行湧入謀生的奉天,金州,復州等地旗人。
奉天一帶是東北農業生產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隨著土地兼併和貧富分化的加劇,人稠地窄的矛盾日趨尖銳,加上連年荒歉,大批旗人喪失土地無以為生。尤其是鴉片戰爭後,銀價的不斷上漲使得廣大窮苦旗丁承受封建剝削更加沉重,正因如此,遷往雙城堡的奉天等地旗丁一直絡繹不絕,厲道光,咸豐,同治,光緒數朝而未能終止。
早在嘉慶末年,當雙城堡左右二屯剛剛建立之時,奉天和金州,復州,鳳城,岫巖等地就有許多旗丁自願隨同前往,“盛京撥來旗丁,每戶父子,兄弟,男婦多者十五六口,少者七八口,詢知此處地甚肥美,多願跟來充作幫丁”。
到道光四年(1824)時,“雙城堡中,左,右三屯內奉天旗丁羈留者二百餘戶”,由於這些人俱習耕種,“令此項閒丁幫種地畝自可免僱人夫,以節糜費”,這就大大緩解了雙城堡勞動力的緊張狀況,所以朝廷對他們這種自行遷來的行動並無異議。然而,隨著東北地區尤其是奉天一帶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廣大旗丁生活日益陷入絕境,湧往雙城堡尋求生路的人越來越多,朝廷也就越發不能容忍了。據他們所稱,禁止奉天旗人自行來堡的緣由有以下幾點,其一是擔心他們的人數過多,會妨礙京旗生計,不過,道光十年(1830).祥康等人奏明,“雙城堡京旗房地各有分定準數,均有界限,此項旗丁由金州等城私行來堡就食,其充丁者,系頂本地丁缺,未充丁者,幫同耕作,於將來移駐京旗並無佔礙”。
可見,這一理由並不能成立。
其二是唯恐內地民人與這些旗丁混在一起,“潛往該堡,影射牽混”。其三是恐怕這些自行往來的旗人難於管束,“別滋事端”,“若不收錄旗籍,誠恐日久淹沒”。這後兩條其實是朝廷真正的憂慮所在,他們所擔心的是統治秩序受到動搖和破壞,而八旗人丁這種不受他們管轄的無故遷移,使其感到即使是對自己本族的人民,其統治也已變得虛弱無力,必然要竭盡所能去設法禁止。
為此,朝廷要求堡內各旗左領等不時嚴查,三個月呈報副都統衙門一次,並規定自行來堡的旗丁按逃旗論處,送回原籍懲辦。
不過這些措施也同其他許多章程和措施一樣只是具文,最後,連他們自己也承認,“吉林雖有不得不禁之勢,而盛京實有不得概禁之情”。
為了避免各種矛盾激化,朝廷也不得不一再放寬這些禁令,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攜眷來堡人戶眾多,“類因貧苦,投依親族就食,且迅據不知新定章程”,朝廷只得下令,“此次姑免其拿解回旗,著該將軍善為開導勸諭,令各回本旗。其實在孤苦無依,力復難回者,姑準留堡,毋許稍滋事端”。
到了道光二年八年(1848).又將禁令變通,准予限定人數,驗票放行,而到咸豐初年,由於金州,復州等地災荒嚴重,前往雙城堡旗人又一次增多,朝廷也不得不“將原定續往雙城堡旗人照逃旗辦理章程暫時給予寬免,著吉林將軍妥為勸諭,待年歲豐收,仍各歸本旗,以安生業”。
可見朝廷的禁令始終未能阻止奉天等處旗人向雙城堡流入。
作者松額裡
滿族文化網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