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個春天

今年最冷的日子，我在深圳避寒。深圳的氣候溫暖如春，陽光下，穿一件長袖T恤足矣。住在京基一百，深圳的地標性建築。斜對面，便是著名的打卡地，小平南巡的巨幅畫像。有次散步到那裡，在遊人中發現一個頗有辨識度的腦袋，下意識地叫了聲，文官。那隻腦袋轉過來，果然是文官。

與文官相識在南京植物園。那年春天，江蘇作協辦了個為期兩週的讀書班，三十幾個人，吃住都在南京植物園，環境幽雅，伙食也好。每天由文學名家上課，都是些如雷貫耳的名頭。還有個南大的教授，講國外的文學動態和流派。教授喜歡考問，諸如，這個潮流知道嗎？或者，這部小說是誰寫的？有時我們是真不知道，有時是看他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不順眼，懶得理他。教授便很得意，正待揭曉答案，座中一位溫婉清麗的女子作了回答。那女子平時嫻靜不語，總是在關鍵時刻來一句，弄得教授很敗興。那女子叫丹娃，以小說見長。

下午是自由討論的時間，氣氛熱烈，爭相談新小說的構思，絲毫不怕被人剽竊。也有人雄赳赳地說，某個中篇將在某刊的第幾期發表；還有的說，某篇小說被《小說選刊》選中了。那些都是文壇的新星，練家子，張口閉口都是創作，都是文學。這不是趕時髦，是滲透在血液裡的信仰。也有不少是來打醬油的，蹭吃蹭課，我就在這撥人裡，窩在角落毫無愧色地交流小道訊息，或者議論中午的伙食如何如何。兩撥人的境界相差懸殊。

吃了晚飯，一行人便穿過植物園，散步去相鄰的明孝陵。沿途的神道有石人石馬，分列兩邊，很壯觀，其中一個石人，文官模樣的，頭顱造型和我們中間的某人頗為相像，越看越像，於是此後便叫某人“文官”。某人來一趟讀書班，這也算是收穫之一。

我和一位姓孫的仁兄睡一個房間，私下場合兩人也談文學，談創作，更多的是談些不上臺面的話題，很投機。老孫總是勸我先睡，說他打呼，等我睡著了他再睡。我起先不知道他的厲害，等到嚐到厲害，可謂心脾俱裂。那不是打呼，光聽聲音，以為我們房間整夜都在殺豬。於是便去和一夥淮陰來的朋友打八十分，消磨時間，不到睏倦至極不敢回房間。牌藝不精，老是出錯牌，老是被我的搭檔罵，從不回嘴。旁觀的王明皓讚道，你的涵養功夫太好了。我聽出他的意思其實是說，你的牌打得確實太臭了。王明皓並非等閒之人，他寫的小說《快刀》，令人望而生畏，你都想象不到小說可以寫得這麼極致這麼精彩。那次讀書班，還結識了好些個文友，就中一個叫王大進的，大眼睛，顧盼生動，有明星氣象，要是從影，便是唐國強一類的人物。他後來在文壇闖出了一片天地，佳作迭出。讀書班結束後，我和王大進依然保持通訊聯絡，在信裡探討文學的兩大主題之一：愛情。其時我給他介紹了一個小護士。

在深圳街頭巧遇“文官”，也算是他鄉遇故人，我和文官居然擁抱了一下。這些年日曬雨淋，文官的面容已日趨風化，而文官看我的眼神也頗具悲憫色彩。其實和文官並不太熟，南京植物園一別再無聯絡，只是共同擁有一段遠去的記憶而已。

回想起來，那時，我們真的很年輕，懷揣的夢想也很真誠。那個年代，普遍被認為是文學的春天。（王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