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個春天

今年最冷的日子,我在深圳避寒。深圳的氣候溫暖如春,陽光下,穿一件長袖T恤足矣。住在京基一百,深圳的地標性建築。斜對面,便是著名的打卡地,小平南巡的巨幅畫像。有次散步到那裡,在遊人中發現一個頗有辨識度的腦袋,下意識地叫了聲,文官。那隻腦袋轉過來,果然是文官。

那年,那個春天

與文官相識在南京植物園。那年春天,江蘇作協辦了個為期兩週的讀書班,三十幾個人,吃住都在南京植物園,環境幽雅,伙食也好。每天由文學名家上課,都是些如雷貫耳的名頭。還有個南大的教授,講國外的文學動態和流派。教授喜歡考問,諸如,這個潮流知道嗎?或者,這部小說是誰寫的?有時我們是真不知道,有時是看他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不順眼,懶得理他。教授便很得意,正待揭曉答案,座中一位溫婉清麗的女子作了回答。那女子平時嫻靜不語,總是在關鍵時刻來一句,弄得教授很敗興。那女子叫丹娃,以小說見長。

下午是自由討論的時間,氣氛熱烈,爭相談新小說的構思,絲毫不怕被人剽竊。也有人雄赳赳地說,某個中篇將在某刊的第幾期發表;還有的說,某篇小說被《小說選刊》選中了。那些都是文壇的新星,練家子,張口閉口都是創作,都是文學。這不是趕時髦,是滲透在血液裡的信仰。也有不少是來打醬油的,蹭吃蹭課,我就在這撥人裡,窩在角落毫無愧色地交流小道訊息,或者議論中午的伙食如何如何。兩撥人的境界相差懸殊。

吃了晚飯,一行人便穿過植物園,散步去相鄰的明孝陵。沿途的神道有石人石馬,分列兩邊,很壯觀,其中一個石人,文官模樣的,頭顱造型和我們中間的某人頗為相像,越看越像,於是此後便叫某人“文官”。某人來一趟讀書班,這也算是收穫之一。

我和一位姓孫的仁兄睡一個房間,私下場合兩人也談文學,談創作,更多的是談些不上臺面的話題,很投機。老孫總是勸我先睡,說他打呼,等我睡著了他再睡。我起先不知道他的厲害,等到嚐到厲害,可謂心脾俱裂。那不是打呼,光聽聲音,以為我們房間整夜都在殺豬。於是便去和一夥淮陰來的朋友打八十分,消磨時間,不到睏倦至極不敢回房間。牌藝不精,老是出錯牌,老是被我的搭檔罵,從不回嘴。旁觀的王明皓讚道,你的涵養功夫太好了。我聽出他的意思其實是說,你的牌打得確實太臭了。王明皓並非等閒之人,他寫的小說《快刀》,令人望而生畏,你都想象不到小說可以寫得這麼極致這麼精彩。那次讀書班,還結識了好些個文友,就中一個叫王大進的,大眼睛,顧盼生動,有明星氣象,要是從影,便是唐國強一類的人物。他後來在文壇闖出了一片天地,佳作迭出。讀書班結束後,我和王大進依然保持通訊聯絡,在信裡探討文學的兩大主題之一:愛情。其時我給他介紹了一個小護士。

在深圳街頭巧遇“文官”,也算是他鄉遇故人,我和文官居然擁抱了一下。這些年日曬雨淋,文官的面容已日趨風化,而文官看我的眼神也頗具悲憫色彩。其實和文官並不太熟,南京植物園一別再無聯絡,只是共同擁有一段遠去的記憶而已。

回想起來,那時,我們真的很年輕,懷揣的夢想也很真誠。那個年代,普遍被認為是文學的春天。(王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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