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投注大地的深情——讀《江淮八記》

由 廉擁軍 釋出於 休閒

光明日報記者 常河

似乎很少有哪個省像安徽這樣南北涇渭分明,皖北平原舒朗平闊,皖中一帶山環水繞,皖南山區婉轉清幽。身為皖北人,因為長期生活在為皖之中的合肥,便常去黃山,因而對皖南的新奇而情有獨鍾,甚至對徽州的風物、人情、典故、地理能說出一點道道,也斗膽寫過幾篇與徽州有關的文章。

《江淮八記》

斯 雄 著

安徽文藝出版社

直到有一天,讀到一篇題為《安茶續香記》的文章,才知道皖南祁門縣有一種銷聲匿跡數十年後又浴火重生,並帶動當地百姓致富的安茶,於是深為自己的孤陋寡聞冷汗涔涔。

偏偏此文的作者斯雄先生生在湖北,單位在北京,五年前才來安徽工作。一個外省人能對安徽的掌故如數家珍,自己生長於斯卻一無所知,不免深感慚愧。如果不是自己的學識淺薄,那一定是斯雄先生目光如炬了。

這個答案在斯雄先生《江淮八記》一書的自序中可以找到。“身在安徽,因為美好,因為緣分,確實常有一種願薦枕蓆的衝動和感動。”這似乎就不是用眼界來觀照安徽了,更多的,應該是情懷。

如果說《江淮八記》是斯雄先生自願薦給安徽大地的“席”,那麼,兩年前他出版的《徽州八記》就該是柔情萬種的“枕”了。

在《徽州八記》中,斯雄先生先後寫了琅琊山、凌家灘、石牌鎮、大通鎮、小崗村、花戲樓、科學島和淠史杭。從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存,到黃梅戲的源頭,再到農村改革的發軔、科技創新的基地,每一個地方,都是安徽文化的地標,合起來就是一部安徽文化和科技發展的簡史。

這很難。

我一直認為,長期浸淫在記者這個行當,記錄和求證的職業習慣會消磨人的藝術感觸,貼著地面飛行固然是一種姿態,但受限於飛行的空間。長此以往,重實錄而輕虛構,長於寫而訥於說,無論如何不能說不是一種缺憾。

但在斯雄先生的《徽州八記》和《江淮八記》中,一方面能夠看到作者對事與史追索的嚴謹,比如《中都城記》中,作者對鳳陽明中都的規制和設計、朱元璋在家鄉建都又廢都的原因,都進行了旁徵博引,層層剝筍但又不輕下結論,卻讓讀者跟著他的思路會心一笑。這就是記者職業素養在文字上的純熟和機智。而另一方面,誠如祝華新先生所言,通篇都是白描式的優美文字。在《宣紙記》中,宣紙藝人告訴他,手工宣紙至今仍不能為機制紙替代。對此,作者說,“這些總讓我想起小時候吃香瓜。老人們說,香瓜用刀切出來,不好吃;得直接用拳頭砸開,口感才好——是耶非耶?有科學道理嗎?實在說不清。”我們在閱讀這樣的文字時,也能清晰感受到文字的靈動和思維的跳動。

嚴格意義上說,《徽州八記》和《江淮八記》都屬於非虛構寫作。這類書寫最難的是如何在“戴著鐐銬”的情況下跳出非同尋常的舞姿來。比如安徽的桃花潭、杏花村、明中都,其歷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風雅早被無數文人雅士一遍遍踏勘過,因此,跳出窠臼另闢蹊徑就有“刀口舔血”般的危險和不得不直面的挑戰。好在,作者秉承了記者本色,一路書寫下來如同造像,不虛美,不誇張,不故作高深,更不炫技抖機靈,更多的時候,作者像一個虔誠地行走於江淮大地的學者,用腳量,用眼觀,用筆記,用腦辨。總之,用求證的態度對待眼中的風物。《宣紙記》中作者先簡要回顧了紙的出現與演變,然後才把讀者帶到位於涇縣小嶺的安徽曹氏宣紙有限公司,一探宣紙製作技藝。這一路走來,文字才青翠婉轉,筆底才風起雲湧。讓你面對一池桃花潭水,油然而生“雖謫仙往矣,然流水依然,嫋娜風姿仍旖旎”的感慨。

在《杏花村記》裡,作者開宗明義,對池州人言之鑿鑿“杏花村在池州市貴池區城西秀山門外”的說法“將信將疑”。這是記者的職業素養,也是學者該有的態度。在對史料梳理之後,作者說,“考察史料得知,天下杏花村未必只有一家”。從實地考察到史料爬梳,再到理性思考,作者最後的結論是:“對杏花村而言,其商標一分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算是各得其所了。”這樣的理性文字,已經超越遊記類文章的浮光掠影,也跳脫了新聞記者實錄的桎梏,同時又不拘泥於學究窮經的迂腐。文化散文,就該有這樣的底蘊和正規化。

2019年,安徽大學對海外迴流的一批戰國竹簡釋出了研究成果。這是一次具有顛覆意義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詩經》中經典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竹簡上卻寫作“要翟淑女,君子好逑”。訊息一出,學界譁然。筆者也在第一時間對這一研究成果進行了報道。斯雄先生在報道之外,還衍生了一篇《“安大簡”記》。和其後的一篇《量子糾纏記》一樣,這簡直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文化散文,如何能與嚴謹甚至枯燥的科研共生?

更意外的是,這兩篇看題目就知道不容易讀懂的文章,在作者筆下竟然“化”成了娓娓道來的家常話。從作者小時候喜歡吹的笛子,到作者家鄉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再到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無需轉身,就過渡到對“安大簡”的闡述,筆力所至,楚風皖韻翩翩而至,義理考據辭章夾雜而行,當作者說“文物是無聲的,但歷史的碎片似乎總在給予一些暗示”時,你會恍然拍案:作者家鄉的公安文學和作者如今工作地的桐城文學,竟然如此曼妙地融為一體。如此文章,還算不得大文化散文嗎?

作者說,從《徽州八記》到《江淮八記》,表達的都是他對生活和工作四年有加的江淮大地的一片深情。

此話,我信。

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有兩個故鄉,一個是出生地,就是賈平凹稱之為“血地”的地方,那是無論你行走多遠,都永遠深藏血液的地方。另一個,不妨叫作“情地”,就是駐足時間最長、投注感情最深之處。在異鄉久了,異鄉就成了血地之外的故鄉。斯雄的《徽州八記》《江淮八記》,還有即將出版的《皖韻八記》,都是他在安徽這塊“情地”上行走時流露的深情。

如果沒有行走,就沒有一記一記的發現和呈現;如果沒有深情的行走和關注,何來這對原本陌生土地和土地上深厚文化的動情解讀。

《光明日報》( 2021年05月01日 06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