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常河
似乎很少有哪個省像安徽這樣南北涇渭分明，皖北平原舒朗平闊，皖中一帶山環水繞，皖南山區婉轉清幽。身為皖北人，因為長期生活在為皖之中的合肥，便常去黃山，因而對皖南的新奇而情有獨鍾，甚至對徽州的風物、人情、典故、地理能說出一點道道，也斗膽寫過幾篇與徽州有關的文章。
《江淮八記》
斯 雄 著
安徽文藝出版社
直到有一天，讀到一篇題為《安茶續香記》的文章，才知道皖南祁門縣有一種銷聲匿跡數十年後又浴火重生，並帶動當地百姓致富的安茶，於是深為自己的孤陋寡聞冷汗涔涔。
偏偏此文的作者斯雄先生生在湖北，單位在北京，五年前才來安徽工作。一個外省人能對安徽的掌故如數家珍，自己生長於斯卻一無所知，不免深感慚愧。如果不是自己的學識淺薄，那一定是斯雄先生目光如炬了。
這個答案在斯雄先生《江淮八記》一書的自序中可以找到。“身在安徽，因為美好，因為緣分，確實常有一種願薦枕蓆的衝動和感動。”這似乎就不是用眼界來觀照安徽了，更多的，應該是情懷。
如果說《江淮八記》是斯雄先生自願薦給安徽大地的“席”，那麼，兩年前他出版的《徽州八記》就該是柔情萬種的“枕”了。
在《徽州八記》中，斯雄先生先後寫了琅琊山、凌家灘、石牌鎮、大通鎮、小崗村、花戲樓、科學島和淠史杭。從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存，到黃梅戲的源頭，再到農村改革的發軔、科技創新的基地，每一個地方，都是安徽文化的地標，合起來就是一部安徽文化和科技發展的簡史。
這很難。
我一直認為，長期浸淫在記者這個行當，記錄和求證的職業習慣會消磨人的藝術感觸，貼著地面飛行固然是一種姿態，但受限於飛行的空間。長此以往，重實錄而輕虛構，長於寫而訥於說，無論如何不能說不是一種缺憾。
但在斯雄先生的《徽州八記》和《江淮八記》中，一方面能夠看到作者對事與史追索的嚴謹，比如《中都城記》中，作者對鳳陽明中都的規制和設計、朱元璋在家鄉建都又廢都的原因，都進行了旁徵博引，層層剝筍但又不輕下結論，卻讓讀者跟著他的思路會心一笑。這就是記者職業素養在文字上的純熟和機智。而另一方面，誠如祝華新先生所言，通篇都是白描式的優美文字。在《宣紙記》中，宣紙藝人告訴他，手工宣紙至今仍不能為機制紙替代。對此，作者說，“這些總讓我想起小時候吃香瓜。老人們說，香瓜用刀切出來，不好吃；得直接用拳頭砸開，口感才好——是耶非耶？有科學道理嗎？實在說不清。”我們在閱讀這樣的文字時，也能清晰感受到文字的靈動和思維的跳動。
嚴格意義上說，《徽州八記》和《江淮八記》都屬於非虛構寫作。這類書寫最難的是如何在“戴著鐐銬”的情況下跳出非同尋常的舞姿來。比如安徽的桃花潭、杏花村、明中都，其歷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風雅早被無數文人雅士一遍遍踏勘過，因此，跳出窠臼另闢蹊徑就有“刀口舔血”般的危險和不得不直面的挑戰。好在，作者秉承了記者本色，一路書寫下來如同造像，不虛美，不誇張，不故作高深，更不炫技抖機靈，更多的時候，作者像一個虔誠地行走於江淮大地的學者，用腳量，用眼觀，用筆記，用腦辨。總之，用求證的態度對待眼中的風物。《宣紙記》中作者先簡要回顧了紙的出現與演變，然後才把讀者帶到位於涇縣小嶺的安徽曹氏宣紙有限公司，一探宣紙製作技藝。這一路走來，文字才青翠婉轉，筆底才風起雲湧。讓你面對一池桃花潭水，油然而生“雖謫仙往矣，然流水依然，嫋娜風姿仍旖旎”的感慨。
在《杏花村記》裡，作者開宗明義，對池州人言之鑿鑿“杏花村在池州市貴池區城西秀山門外”的說法“將信將疑”。這是記者的職業素養，也是學者該有的態度。在對史料梳理之後，作者說，“考察史料得知，天下杏花村未必只有一家”。從實地考察到史料爬梳，再到理性思考，作者最後的結論是：“對杏花村而言，其商標一分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算是各得其所了。”這樣的理性文字，已經超越遊記類文章的浮光掠影，也跳脫了新聞記者實錄的桎梏，同時又不拘泥於學究窮經的迂腐。文化散文，就該有這樣的底蘊和正規化。
2019年，安徽大學對海外迴流的一批戰國竹簡釋出了研究成果。這是一次具有顛覆意義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詩經》中經典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竹簡上卻寫作“要翟淑女，君子好逑”。訊息一出，學界譁然。筆者也在第一時間對這一研究成果進行了報道。斯雄先生在報道之外，還衍生了一篇《“安大簡”記》。和其後的一篇《量子糾纏記》一樣，這簡直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文化散文，如何能與嚴謹甚至枯燥的科研共生？
更意外的是，這兩篇看題目就知道不容易讀懂的文章，在作者筆下竟然“化”成了娓娓道來的家常話。從作者小時候喜歡吹的笛子，到作者家鄉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再到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無需轉身，就過渡到對“安大簡”的闡述，筆力所至，楚風皖韻翩翩而至，義理考據辭章夾雜而行，當作者說“文物是無聲的，但歷史的碎片似乎總在給予一些暗示”時，你會恍然拍案：作者家鄉的公安文學和作者如今工作地的桐城文學，竟然如此曼妙地融為一體。如此文章，還算不得大文化散文嗎？
作者說，從《徽州八記》到《江淮八記》，表達的都是他對生活和工作四年有加的江淮大地的一片深情。
此話，我信。
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有兩個故鄉，一個是出生地，就是賈平凹稱之為“血地”的地方，那是無論你行走多遠，都永遠深藏血液的地方。另一個，不妨叫作“情地”，就是駐足時間最長、投注感情最深之處。在異鄉久了，異鄉就成了血地之外的故鄉。斯雄的《徽州八記》《江淮八記》，還有即將出版的《皖韻八記》，都是他在安徽這塊“情地”上行走時流露的深情。
如果沒有行走，就沒有一記一記的發現和呈現；如果沒有深情的行走和關注，何來這對原本陌生土地和土地上深厚文化的動情解讀。
《光明日報》（ 2021年05月01日 06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