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三十二歲的周策縱毅然放棄了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編審、負責為蔣介石撰寫講稿的工作，考取了自費留學生，赴美國攻讀學位。對此，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周策縱放棄光明的仕途，選擇學術研究的道路?
從中央政治大學行政系畢業後，周策縱被陳果夫看重，後者推薦其至重慶市政府擔任專員、秘書，又兼任編審室主任。因學識和勤奮，他受到重慶市長賀耀組的賞識，最後被陳果夫、陳布雷等國民黨要員推薦給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編審。
此時正是國家危難，民族危亡之際，周策縱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深感國難，希冀能為國盡力。事實上，早在1931年瀋陽事變，日本侵略我國東三省之時，正在讀初中的周策縱就曾與同學一起公開演講，宣揚抵抗日本侵略。而他剛剛考入中央政治大學行政系的1937年，恰是日本全面侵華之時，甫一入學，就不得不跟隨學校遷往重慶小溫泉，或許更堅定了其報國之心。
在給蔣介石做秘書工作的兩年間，他接觸到黨政軍、文化學術界的名流，還有各黨派的領導人物，在重慶談判期間，周策縱結識了周恩來等共產黨高階領導。這段時間的經歷，讓周策縱認識到政治的黑暗、派系的紛爭，作為個體的官員，不僅無力於國家的建設與發展，而且很可能就會同流合汙，陷入泥潭。內心的志向和現實的衝突使他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和改革，只能從黨派和政府之外推動，必須爭取獨立思考和自我充實和完善，因此，他選擇離開仕途，毅然決定出國深造。
在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期間，周策縱選擇了“五四運動”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然而，指導論文的教授顯然不認同這個方向，其對論文選題提出批評，認為博士論文不應該撰寫“學生暴動”的“五四運動”，更不同意周策縱提出“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化運動、文藝復興和思想革命的說法;甚至，對周策縱提出威脅——如果要撰寫“五四運動”，那麼就要取消他的獎學金。
不過，周策縱還是頂住了導師的壓力，在不獲支援的情況下，他閱讀了1915—1923年八九年間的六七百種報刊雜誌，從中尋找研究資料，完成了博士論文，並在1960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五四運動史》終於面試。此書出版後，立刻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後來，各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思想史、文學史，幾乎都會照例參考《五四運動史》，大英百科全書甚至邀請周策縱為“五四運動”撰寫條目，讓這場偉大的群眾運動廣為世界所知。
在周策縱看來，“五四運動”很複雜，“不僅每個人的說法不同，往往親歷者本人前後也不一致，簡介傳聞就更多了”。因此，為了釐清“五四運動”，周策縱將其分廣義與狹義兩部分。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中國學生在北京遊行示威，抗議北洋政府對日本的屈辱政策，史稱“五四”事件。但周策縱認為，“五四運動”應該包括1917年—1921年間，中國廣泛開展的文學革命、思想解放運動。因此，這部書也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據時間前後，敘述分析“五四運動”有關的活動和事件;第二部分，詳細剖析和檢討當時的文學和思想上的革命潮流。這種將歷史事件研究和思想思潮研究結合的研究手法，讓本書顯得既客觀嚴謹又有思想的深度。
自1840年開始，晚清日益淪為半殖民地社會，雖然曾國藩、李鴻章在地方推動“洋務運動”，但是在甲午戰爭中，李鴻章的北洋水師一敗塗地，淮軍也在朝鮮戰場上大敗虧輸，這促使晚清士大夫開始倡導政治改良運動。可以說，晚清改革與革命，都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產生的。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成果，成立了北洋政府，並嘗試根據晚清改良派的建議，進行政府改革。不過，袁世凱顯然並不想走現代政治的道路，而是積極推行“尊孔復古”，為皇權政治復辟製造輿論。另一方面，袁世凱還繼續與日本帝國主義合作，試圖簽署“二十一條”賣國協議，遭到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就是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的處理。1914年8月15日，日本對德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在9月15日前把膠州灣租界全境交給日本。在強行佔據膠州灣後，日本還將勢力範圍擴張到山東全境。一戰勝利後，國人以為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能夠收回膠州灣及山東的權益。但是，當巴黎和會要把德國在山東的地位轉讓給日本的訊息傳到北京時，人們再次感受到了民族危機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五四運動”爆發，青年學生打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幟，認為北洋政府與西方帝國主義聯合，出賣了中國的國家利益，要求北洋政府嚴懲親日分子曹汝霖、張宗祥和陸宗輿。但是，北洋政府顯然不打算接受學生們的愛國請求，反而動用軍警驅散學生，致使學生群情激憤，最終闖入曹宅，並痛打張宗祥。在此之後，愛國運動席捲全國，不僅是學生組織起來罷課遊行，全國工商界、勞動界也團結起來，支援學生的愛國運動。最終，北洋政府於6月9日免去了曹汝霖、張宗祥和陸宗輿三人的職務，6月28日，中國拒籤對德合約，“五四運動”圓滿宣告結束。
我們不難看出，“五四運動”是晚清救亡運動的延續，只是主人公從原來的洋務運動和改良派，變為了更為廣大的青年學生和工人。不過，為何青年學生能夠成為“五四運動”的主力?周策縱將其歸結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作用。
前文提到，晚清的改良和革命，都是迫於民族危亡的壓力產生的。人們希望透過改良和革命，使中國走向文明富強的道路。但是，“辛亥革命一方面由於推翻了皇權而增加了對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出現的希望;在另一方面，革命以後的若干年裡，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動並未遠離傳統的方式，大部分民眾仍然遭受著專制且極端守舊的官僚的壓迫，他們還像從前一樣地服從權威，服從武裝勢力，服從傳統的倫理和政治教條”。
特別是袁世凱公然支援“尊孔讀經”，並組織“籌安會”鼓吹復辟帝制，引起了廣大知識分子的厭惡與反感。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名為《新青年》，公開在思想文化領域向傳統封建意識形態發起進攻。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邀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其他許多進步知識分子也應邀加盟北大。
由北大和《新青年》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思想潮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兩個顯著事件：一個是文學革命;一個是介紹西方思想，重估傳統價值。雖然這場思想啟蒙運動，在後期產生了分歧，但是他們追求思想解放，尋求民族獨立的目的仍舊是一致的。直到今天，民主和科學仍是社會發展的主流，這是“五四運動”的遺惠，也是社會和人民的選擇。
在周策縱看來，“五四運動”是活的歷史。因為它的精神還活著，它所提出的目標還沒有完全達到，還有更年輕的人志願為它而努力。自由、民主、人道、科學，都是永遠未竟的事業。我們仍然需要沿著“五四運動”的道路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