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原本平平無奇的網改劇《傳聞中的陳芊芊》近期意外爆紅。這部小成本製作的穿越題材網劇由原著女尊小說《傳聞中的三公主》改編而成，講述了末流編劇陳小千意外穿越進了自己創作的古裝題材劇作之中。而這部劇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的世界觀設定為一個類似於《鏡花緣》中女兒國的“女尊男卑”的國度。劇中虛構了一個花垣城，這裡女主外、男主內，女性建功立業，男性生女育兒、相妻教女……
顯然，“女尊劇”是女性向題材創作，它滿足了在現實世界中被壓抑的女性慾望的宣洩與紓解。但遺憾的是，“女尊男卑”的設定與“性別平等”的女性主義題中之義相去甚遠；並且“女尊劇”的創作並沒有逃脫男權制的邏輯框架，在男權社會里，男性依靠身份的特權獲得權力和資本，在女尊世界裡，女性同樣視身份為特權——有錢有勢的漂亮姐姐當眾調戲男人，這樣的劇情沒有呈現出任何超越陳腐性別觀念的先鋒性。
《傳聞中的陳芊芊》截圖
那麼，真正的女性主義是指什麼？它的核心訴求是什麼？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活字文化·日刻策劃出品的音訊課程《用性別之尺丈量世界——18堂思想課解讀女性問題》中，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唸的講述：“在文化政治邏輯中，性別是抵抗的力量，無論人權表述，還是文化表述，其實共享著啟蒙思想的遺產，那就是隻有平等之人當中才有自由。”
本文摘自活字文化·日刻策劃出品的音訊課程《用性別之尺丈量世界——18堂思想課解讀女性問題》
主講人：張念
張念，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女性主義理論、政治哲學與文化批評。出版專著《性別政治與國家——論中國婦女解放》、《性別之傷與存在之痛》、《女人的理想國》等。
女性主義或者是女權主義這個詞，如今在社會上越來越有能見度，一方面是青年女權運動的興起，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媒體平臺和網路空間，有人自稱女權主義者，並以這樣的身份展開公共辯論。甚至就feminism這個詞，究竟是女權主義還是女性主義，這個有著“主義”字尾的思想，和其他主義有什麼區別呢？或者這個“主義”同樣是一種意識形態話語嗎？對此也產生了很多困惑和分歧。在我看來這些爭論在出發點上，可以圍繞著這三個詞或者三個概念展開，這三個概念叫sex、gender和feminism。
韓劇《敏感點兒也無妨》臺詞
第一個sex呢，我們通常理解為“性”，但它還是生理意義上的性別概念。生理層面當然是有差異的，我們有生理意義的男性和生理意義的女性。每個人在填寫自己的履歷表格的時候，性別是和出生年月一樣重要的生物學資訊，比種族、民族等血脈資訊更加基本。
然而我們發現，如果男人和女人的差別僅僅是生理意義上的，那實際上這種差異在動物世界也有，但在動物界我們卻叫雄性和雌性。
在這個層面上，為什麼我們稱為男人和女人，而不是俗語中的公與母呢？因為男人和女人後面有一個共同的一個概念叫人，在人類的概念之下，男人和女人僅僅是一個種類的差別。所以說關於生理性差異，我們就要從生物學的知識走向人的世界。
不同於動物，人類正是圍繞男人和女人的區別，展開的日常生活的經驗世界，當新生命降臨時，在產房外等待的人們第一個要問的就是：是男孩還是女孩兒？這欣喜的詢問，除了對新生命未來可能性的憧憬之外，這個叫男孩或者叫女孩的話語，給生命那豐富的可能性打上性別的扭結，在生命誕生時就已經開始編織著他們的未來走向了。但另一方面，稍有現代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賦予生命尊嚴與保障的是人權。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一種斷言：女權就是人權。
人權就是包括人的基本生存權、自由的權利，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類似這樣的一些權利。
在啟蒙思想家和法國大革命提出的人性和人權思想激發之下，同時代的女性思想家受到啟發，發現這樣基於天賦人權的人的權利，在法律條文明確之後，在具體的實踐、採信和執行層面、經驗層面，女性好像被排除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人權所強調的天賦人權，下面衍生出來的投票權、受教育權、工作權或者是同工同酬的權利，在女人這裡並沒有實現。這就使得人性、人權概念在落實到具體社會層面時，出現了對男性和女性的區別對待，或者說雙重標準。於是對於受啟蒙思想影響的早期女權主義者來說，首先想到要在實際的社會運動當中，為女性爭取作為人的權利。就是說在法權利的清單上，償還女性作為人的權利，一般稱之第一波女權運動。
比如說最早期的女權思想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8世紀90年代寫了一本書叫《為女權辯護》。
2005年，《女權的辯護》與《聖經》、《物種起源》等一同入選英國著名作家梅爾文·布拉格評選出的12部影響世界的作品。《女權的辯護》出版於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經典之作。這本書或許也有助於視“女權主義”為洪水猛獸的人破除這樣的偏見，因為作者寫作的年代，根本還沒有“女權主義”這個詞語，她所使用的說法是“女性的權利”。書中談到了教育、婚姻以及生活中最常見的那些對兩性的區別對待，及其造成的對男女雙方的不良後果。而“女權主義”追認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先驅，也因為這種種基本“權利”的不平等，正是女權主義的出發點。
瑪麗是一個清教牧師的女兒，在精神層面，她很容易接受啟蒙運動的普世價值，以及世俗化運動中的人權觀念。也可以這樣說，“女性問題”是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標誌。為了捍衛人格獨立，瑪麗甚至放棄與愛人締結婚約，理由是她的家境貧困，不願因婚姻關係增添愛人的經濟負擔。她身體力行獨立人格的主張，認為女人的膽怯和軟弱，是因為受教育的權利和工作權利的匱乏所導致的。可見抽象法權利和人權觀念，受到具體經驗的檢視。在第一波女權主義這裡，第一個“女權辯”，要爭辯的是女性是不是人的問題，是否真正擁有法權利。
法國女性第一次行使投票權
所以第一波女權運動的宗旨就是“女性是人”，大家都知道女性主義小說《簡愛》中的那句名言，她對愛人羅切斯特說，在上帝面前，我們是平等的。順便提一句，《簡愛》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也是清教牧師的女兒。所以，啟蒙思想所激發的平等政治，除了社會階層的平等，性別平等是其重要的一個維度。
就像我們今天的很多女性，包括很多女作家，她們非常在意的是：我是人，你要說我是女學者或者女作家，反而認為是一種歧視。因為前面的“女”字，代表消極而負面的經驗。
而有意思的是，當我們說我是一個人的時候，我們不要忘了，剛才在講生理層面、講sex問題時，我們談到男人、女人是有身體性差異的。這種差異會滲透到具體生活中，組織起我們的私人生活秩序。比如女人要承擔生育，承擔家務勞動。就是說，你可以忽視這種生理差異，但不能抹除它帶來的後果。
在具體生活層面上，比如在親密關係中，在友誼中，在倫理關係當中，我們發現人的權利或者是人的概念很少被提出來。我不可能對我的愛人說：我不生孩子了、我要爭取人權，我不結婚、我要爭取人權，如果對具體而普遍的生活模式，有一個拒絕性的姿態，這個時候如果用人權來講，就會變成語義上非常充滿歧義的，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說第一波女權運動，在講人權邏輯的時候，基於女性生活經驗差異的問題沒有被提及，feminism在這個意義上是被抹除的！
因而第一波女權運動者為了爭取權利，它要抹除、忽視或跨越這種生理意義上的差異。這個抹除的意思不是說我要做變性手術，而是說我們要在觀念層面抹除基於生理導致的權利差異。
但是在私人生活層面，男人和女人的這種差異，它依然作為一個隱形的主導性線索，貫穿了所有人的生活。
接下來我就要談基於生活經驗層面的第二個概念，叫gender，以及第二波女權運動。
第二波女權運動的標誌性事件是1949年波伏娃出版《第二性》，並延伸到上個世紀60年代的身份政治運動。《第二性》談了什麼問題？
波伏娃在寫《第二性》的時候翻閱了很多資料，包括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資料。她發現，雖然很多女性參與了法國大革命，包括攻佔巴士底獄，但是在這些宏大歷史書寫過程當中，女性的活動、她們的存在被抹除了。
波伏娃她不是歷史學家對不對，她沒有說我要有個雄心來從性別的層面來寫一個法國大革命當中女性的表現，這不屬於她的寫作任務，她是從一種存在主義者的女性意識的角度，還原和描畫出生活世界中的“女性肖像”，比如說她會寫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當然不是政經學批判的角度，她是把家庭家務勞動作為一種現象。
在家務勞動的過程中，女性是在和灰塵做鬥爭。女性和灰塵做鬥爭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它每天要讓家保持潔淨，它的主要的敵人就是灰塵。那麼灰塵掃去之後，又來了，那麼這又出現一種就是說女性的生活處境的、處境意識，出現了一種荒謬感。就讓我們想起加繆所寫的西西弗斯，石頭推上去又落下來，推上去又落下來。
比利時女導演香特爾·阿克曼執導的女性主義影片《讓娜·迪爾曼》中，母親在廚房勞作的畫面
加繆塑造了一個存在主義的英雄——西西弗斯，他重新改寫了西西弗斯神話，而波伏娃用同樣的筆調，描畫每天和灰塵做鬥爭的女人，她們同樣也面臨著一種西西弗斯的荒謬處境，但是我們不會說家庭主婦是存在主義英雄。但在女性主義的視角下，這個和灰塵做鬥爭的主婦就是存在主義英雄，這個英雄形象第一次在哲學家波伏娃的筆下出現了。
這就是gender問題與第一波平權運動的區別。gender這個詞最早來自於拉丁文，是類別的意思。女權主義中的gender所處理的是一種處境性經驗，對這種模糊經驗的感知，我們叫女性意識，女性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區別在於，沒有主體意義上的認同感。什麼意思呢，成為家庭主婦和成為一名將軍完全是兩回事。這種既沉溺又疏離的女性意識本身，如同文學經驗一樣充滿歧義，瀰漫著生命的資訊，但又無法被公共的社會價值系統所捕捉，女性之於自己的生活處境所產生的感覺，浮光掠影，但又具備某種倫理的確定性。就是說倫理虧欠很容易被女人承擔，比如公共輿論對一個現代女性的道德綁架表現為：必須事業和家庭雙豐收。
演員姚晨在“星空演講”中表達她作為中年女演員的困惑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叫“女人是被塑造的”。她的意思說女人處於“第二性”的，女性是被塑造的。
波伏娃
那麼我們可以繼續追問，女性被誰塑造？第一性的是什麼？第一性指的是父權和男權結構，它的存在決定了第二性的存在。
還可以繼續追問，女性是被塑造的，那男性是不是也是被塑造的？這個問題可以這樣來看，雖然男人也是被塑造的，但女人屬於“第二性”，從屬於第一。從文化角度來看，雖然男人也是被塑造的，但文化塑造對男性更加有利。
比如說聖經創世紀裡面是亞當。從亞當的肋骨取出來，上帝造人的時候取出來造了亞當的肋骨，造了夏娃。那麼這就非常有意思，是誰來自誰？這就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問題，就是夏娃是來自於亞當的身體，那麼夏娃是第二性的。
gender在知識層面，比如說在經濟領域，在政治領域或者是在文化領域，gender其實成為一個新的一個知識維度，或者一種認識論範疇，區分差異是智識練習重要步驟。比如，我拿著這個gender這把尺子，去勘測歷史敘事的性別偏差，在紀念碑式的歷史中，找不到女人的身影。這個偏差是理性主義的盲區，女人存在於歷史之中，是在場的缺席者。一般要到19世紀出現家庭史研究的時候，在這裡女人才閃現。在豐功偉績之外，女性經驗該如何記錄，在史學領域裡面專門出現了一個新的、專門史研究方向，就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女性史。
另外，gender的社會效應就是第二波女權運動，發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在女權運動內部，新興的中產階級婦女們組織起來，以姐妹情誼的名義，形成互助小組，在生活浪潮裹挾之中，抵抗男權主義的價值觀。推進人權價值的實踐內涵，比如說墮胎的權利、生育權，享受性快感和性愉悅的權利。女性身份第一次成為文化指標，擴充套件經典層面的政治邊界，一個著名的口號就是：私人的就是政治的。公共和私人的劃分標準受到衝擊。
美劇《美國夫人》中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中的領袖人物GloriaSteinem
這不是女人們基於健康憤怒的誇張表述，而是基於對差異政治的敏感，和這一波女權運動一起生髮和成長的，還包括民權運動，以及同性戀運動，抵抗一切基於種族、族群、年紀、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視和壓迫，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身份政治，其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身份認同問題打破了傳統的認知主體論，被貶斥的身體成了醒目的文化政治元素。
有種論調宣稱女權是種單邊主義，非常意思的是，當我們說性別的時候，好像自動默認了僅僅是“女性問題”。在知識層面，gender這個詞是中立，這個尺度僅僅為了除錯偏差，平衡社會歷史敘事的性別問題。在平等政治的邏輯中，性別是一種遲到的正義；在文化政治邏輯中，性別是抵抗的力量，無論人權表述，還是文化表述，其實共享著啟蒙思想的遺產，那就是隻有平等之人當中才有自由。
end
生活中多數的錯失，是因為不堅持，不努力，不挽留，然後騙自己說一切都是命運。或許我們現在很迷茫，或許不知道往哪一個方向走，但生活本身就是尋找自己的過程，我們不用為了天亮去跑，只要不放棄，跑下去，天自己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