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圈“造假之王”,200餘篇論文有183篇論文被撤稿
導讀:學術造假已經不再是什麼新鮮話題,歷史上的學術騙子也是數不勝數。其中騙子之王更是達到前無古人的地步,發表論文數212篇,因涉嫌造假而遭到撤稿的就達到了183篇之多。然而打假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也因此誕生了有名的“學術警察”。
學術界可能是這世界上僅以“自我審查”作為主要行為監督方法的群體之一。
完美的騙局
在科學界,稱實驗結果“完美得不可思議”並不是一種讚譽——這相當於質疑作者學術不端甚至造假。但《麻醉與鎮痛》雜誌並沒有特別注意這一警告,而是打了個圓場:在發表致編輯部信函的同時,還發表了來自藤井的解釋,藤井反問道:“到底要提供多少證據,才能證實我的證據可信?”換言之,“不相信我?隨你。”在此之後,藤井又先後在該雜誌上發表了11篇論文。致編輯部信函的共同作者之一克里斯蒂安·阿普費爾(Christian Apfel)曾赴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提醒他們注意藤井的問題,但並沒有收到回覆。
或許感到他的好運要受到挑戰了,在2005年前後,藤井便差不多終止了在麻醉學領域的文章發表,繼而轉戰眼科和耳鼻喉科學。截至2011年,藤井已發表文章200多篇,在他的研究領域可算非常高產了。2011年12月,他在《麻醉學期刊》(Journal of Anesthesia)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成了他所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隨後的兩年裡,他在大部分研究中造假的事實露餡了。如今他雄踞個人撤稿篇數榜首,遭撤稿的文章有驚人的183篇之多,一個人就佔了從1980年到2011年撤稿總篇數的7%。這個爬得高又摔得痛的故事還開啟了學術出版的新紀元:誕生了用於搜尋學術造假的統計學工具,以及樂意用它們尋找造假的“學術警察”。
學術界的警醒
2009年,史蒂夫·伊恩提斯(Steve Yentis)成為《麻醉》(Anaesthesia)雜誌的主編。他承認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問題已經很嚴重”。
2010年,故事迎來了關鍵的轉折。和10年前的《麻醉與鎮痛》一樣,《麻醉》雜誌發表了一篇由多位作者署名,質疑藤井研究結果的評論,並且呼籲加強論文監管,過濾虛假結果。
這篇評論是由伊恩提斯授權發表的,後來他在“謊言、致命謊言和統計”一文中寫到,這篇評論一經發出便收到了洪水般的來信,其中一位讀者說“為研究者歪曲證據基礎的事感到惋惜”,還督促麻醉學期刊的編輯要有所行動。這封信的作者是英國麻醉學家約翰·卡萊爾(John Carlisle)。
無獨有偶,此時的麻醉學領域正處於兩次大型學術不端衝擊的恢復階段。第一次衝擊來自塔夫茨大學的疼痛學專家斯科特·魯本(Scott Reuben),他在臨床實驗中資料作假,最終被判入獄。緊接著在第二年,德國的高產研究者約阿希姆·博爾特(Joachim Boldt)被揭發篡改論文,違反學術道德,近90篇論文遭撤稿。
《麻醉》發表過6篇博爾特的文章,這讓伊恩提斯有些難堪,因此當他讀到卡萊爾的來信時,他看到了機遇。他回信直言卡萊爾要有所行動並拿出證據,“我督促相關來信人對藤井的研究進行分析”。卡萊爾坦白他那時並未掌握統計學的專業技術,在麻醉學同行中也不算很出名。但是他的結論卻簡單而又令人無法忽略——藤井的資料根本不可能從真實實驗中獲得。
卡萊爾將藤井從1991~2011年間168篇符合臨床實驗“金標準”的論文,與其他調查者文章中的資料進行對比。他對比的變數包括患者試驗前的身高、血壓,以及藥物副作用出現的比例等。
透過這種手段,卡萊爾在2012年發表於《麻醉》雜誌的文章中得出結論:在藤井的一些文章中,透過其試驗得到最終研究結論的機率是10-33——一個低得可怕的數字。卡萊爾解釋道:“這些資料偏離隨機樣本的程度足以說明它們根本不可能成為證據。”換言之:如果一件事好得難以置信,數學便會告訴你,它確實是不可信的。
卡萊爾的結論與2000年揭發藤井的觀點很像,不同的是這次受到了人們關注。在他的研究結果發表後不久,日本一項調查研究顯示,藤井所發表的212篇論文中僅有3篇的資料明顯可靠,有38篇無法定論是否造假,另外171篇則被認定完全偽造。調查最後總結道:“這相當於一個人坐在書桌前,寫了一本關於科研點子的小說。”
卡萊爾的統計分析方法不僅適用於麻醉,還還適用於人體科學研究。他說:“這個方法可以應用於任何隨機分組的研究,無論是植物、動物還是礦物研究”這對於其他學術刊物來說也“相當容易”施行。
斯坦福大學麻醉學家,時任《麻醉與鎮痛》主編的史蒂文·謝弗(Steven Shafer)說:“約翰·卡萊爾的基本方法已經作為一種檢測研究造假的工具開始得到推廣,儘管它還在不斷完善中。” 謝弗、伊恩提斯以及許多人都在為此努力。謝弗表示,他們的一個目標是使這個過程自動化。
謝弗表示,在2012年,他曾經親自使用卡萊爾的方法鑑別出一篇投給《麻醉與鎮痛》的論文存在造假。謝弗退稿後,又得知它被投遞給了其他期刊。他說:“同一篇論文,不同的資料!我在拒稿信中暗示了這是造假論文,論文作者看到之後又編造了新的資料。”他與編輯通知了該論文作者所在機構的負責人,對方回覆:“這些人以後不會再進行研究了。”
舉步維艱的打擊造假之路
卡萊爾的方法需要與期刊編輯合作,但許多人並不願意參與。有人認為有理由拒絕修訂論文,論文作者們則認為他們是“圍剿”的受害者。通常在允許匿名評論論文的網站上,如PubPeer.com,一篇論文出現大量批評後媒體會跟進報道,這時才會有人採取行動。
例如,因發明了致癌物檢測手段(埃姆斯測試)而聞名的布魯斯?埃姆斯(Bruce Ames),在2009年與同事共同開展了一項與卡萊爾類似的分析研究。研究物件是三篇印度科學家Palaninathan Varalakshmi團隊的論文。與卡萊爾不同,在這次調查中,三位研究者對他們進行了反擊——他們稱埃姆斯的方法“不公平”,說它是對因果關係和相關性的混用。這一次,負責Varalakshmi論文的編輯站在了Varalakshmi這一邊。在這三位科學家發表過論文的期刊中,至今仍沒有一家對他們的問題論文采取行動。
遺憾的是,這才是學術造假調查的典型結果。對造假者追責困難的部分原因在於學術出版本身。伊恩提斯說,學術出版“一直依賴於人,而不是體系;同行評審過程有其自身的優劣性,而造假鑑別不是它的強項”。
出版都建立在信任之上,即使可以獲取原始資料,同行評審員通常也會匆匆略過。例如《自然》(Nature)雜誌要求作者“進行適當的統計檢驗,尤其需要說明資料是否符合統計檢驗的假設”。PLOS雜誌的執行編輯韋羅妮克?基爾默(Veronique Kiermer)認為,編輯“會將作者自證的過程作為評審的一部分,但不會系統地檢查論文涉及的全部深層資料的統計學分佈。”同行評審同樣也不要求檢查全部資料統計。
2014年,《自然》出現了一起令人心痛的幹細胞論文撤稿事件(小保方晴子STAP細胞論文造假事件),小保方晴子的導師笹井芳樹隨後自殺。但雜誌依舊認為:“我們和評審者不能發現論文背後的致命問題。”《自然》在另一篇評論中提到,抓得太嚴會造成真的問題,期刊“僅僅宣佈撤稿可能就會受到起訴的威脅,更別說在撤稿宣告中提到學術不端了。”
本文來源:環球科學ScientificAmerican、學術圈、科研小助手。江蘇鐳射聯盟轉載材料科學與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