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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企業一直處於科學技術前沿：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杜邦公司和AT&T;貝爾實驗室等公司都推動了20世紀的重大進步，引領了積體電路、塑膠還有合成纖維等的創新發展，這些創新反過來又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而今，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企業是否還像過去那樣具有創新精神呢？杜克大學福庫商學院的教授們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從正式的企業研究向由初創企業和大學驅動的更分散的創新生態系統的轉變，導致了美國創新能力和經濟增速的下滑。
馬克與福庫商學院教授Ashish Arora和Sharon Belenzon討論了企業研究實驗室的消亡、創新在新的生態系統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以及為什麼解決複雜問題（包括2019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
通用電氣研究實驗室 | 圖源：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馬克：近幾十年來，美國商業上的創新有什麼變化?
Ashish Arora：20世紀早期美國工業的研究投資規模小、不均衡，而且集中在大公司上。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美國大學制度的弱點。在當時，美國大學系統的方法是非常實用的——為各州的農民、小製造商和礦工提供了服務。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進入了美國企業研究的黃金時代。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杜邦公司、通用電氣公司、柯達公司和許多其他公司都開展了大規模投資。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鐘擺開始回落，許多公司開始退出研究，只有少數例外。其中最著名的是微軟，它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業務。
如今，企業研究少之又少，除了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領域（比如谷歌和Facebook在這兩個領域都有重大投資），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生物製藥領域。有一些公開上市的生物技術公司仍在進行投資研究，但是總的來說，美國企業部門在繼續退出研究的漫長過程中。
然而在更廣泛的生態系統中，美國大學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培養了大量訓練有素的科學家，使我們看到一個充滿活力並且有著許多初創企業的生態系統。這一方面明確了大學和初創公司之間的分工；另一方面，現有的公司也可以使用這些發明。但是這個新的生態系統有一些缺口。雖然這種方法在某些地方效果不錯，但在某些領域可能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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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缺口是什麼?
Ashish Arora: 我認為我們遇到的麻煩是更復雜的革新，比如尋找新的半導體材料。可能會有一些初創公司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但如果像IBM、英特爾和谷歌這樣的大公司不進行重大投資，就很難有太大的突破。一部分原因在於規模，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問題的範圍。
例如，我們複雜的氣候問題的開發技術解決方案需要硬體、化學、電子裝置，更重要的是在實施過程中改變法規。大公司需要不斷地應對監管，但對於一個風投支援的初創公司來說，說服國家監管機構改變對裝置的監管方式是非常困難的。
Sharon Belenzon: 我和Ashish有異議的地方就是，公司與科學掛鉤是否有意義，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Ashish傾向於一種生態系統，在這種生態系統中，公司和部門更加專業化，並更契合創新過程中的不同活動。
但我對歷史的解讀是，唯有那些很早便意識到欲要成功，必須深入理解有關自然現象，從而領先對手一步的公司，才能成為20世紀的贏家。令我擔心的是，如果美國公司僅僅依靠創新體系的其他部分來發展其業務的科學基礎，他們可能會失去自身的科學優勢，並因此失去主導競爭地位。
美國公司正逐步退出研究，我不認為大學和小公司進行的科學研究可以彌補這一點。業內領先的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多樣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技術和科學之間的緊密聯絡。參與研發的機構的多樣性是關鍵。我擔心，我們正在失去這種多樣性，只為了換取專業化帶來的更高效率。
多樣性喪失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企業又是為什麼不再願意從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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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ish Arora: 主要有兩大因素。一是現在有許多其他的知識來源，比如大學系統和初創公司；而另一大因素就是研究在公司內部是一種非自然的活動。企業的成立主要是為了生產並向市場提供商品和服務，而不是讓沒有明確可交付成果的活動進行，期限為4至6年，而不是6至18個月。
在企業研究的黃金時期，杜邦公司開發尼龍產品等早期成功案例得到了很多商譽。由於這些早期的成功，企業同意繼續注資。但到了某個時候，這種商譽就會消失。
微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某種程度上，微軟研究院是一個投資於基礎研究的大企業，這是因為比爾·蓋茨對它有個人的熱情。蓋茨之後，史蒂夫·鮑爾默也是這個最初系統的產物，然後他將其發揚光大。但當薩蒂亞•納德拉擔任微軟執行長時，微軟研究作為一個大型大學式系統終結了，因為他希望微軟的研究更專注於將新技術為消費者所用。
這些東西有著自然的生命週期。考慮到企業面臨的壓力，一個典型的公司很難維持研究活動。AT&T;可以投資研究一段時間，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受監管的壟斷企業，其研究是社會交易的一部分，但壟斷停止後，AT&T;基本就要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實驗室。
那麼，這些大型企業是否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不需要自己的實驗室，因為他們可以將研發工作外包給初創企業的生態系統和大學?
Ashish Arora：我們不應該稱它為外包，因為外包意味著我給你一份合同，你替我做，但這種感覺也確實存在。
我們也不應該稱它為“研發”。研究和開發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活動，開發是具有可管理端點的標準活動，研究才是問題所在。研究通常佔研發的5%到20%，所以大部分研發都是開發，開發是很“酷”的，在製藥公司，開發意味著對任何臨床試驗進行操作。而研究是指研究蛋白質的形式，或者研究疾病的活性部位是什麼，然後這又是如何轉化為治療帕金森氏症的藥物的，這就是開發問題。
在您的論文中，您談到了“技術不確定性”和“商業不確定性”之間的區別，以及它是如何影響創新的。您能解釋一下嗎?
Ashish Arora: 在製藥行業中，主要的不確定性就是“它會奏效嗎?” “某種分子或疫苗會像預期的那樣起作用嗎?” 這便主要是技術上的不確定性。在數字應用程式中，編寫應用程式不是問題，而問題在於，“人們會喜歡它嗎?”這就主要是商業上的不確定性。
我們的假設是，當只出現上述兩種不確定性中的一種時，當前的系統仍可執行良好。但如果同時出現兩種不確定性，情況就會變得棘手，而當前的勞動分工並不能很好地解決在兩個維度上都存在不確定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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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方面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您是否認為解決方案同時兼備解決高度的技術和商業不確定性的能力呢？
Sharon Belenzon:在我看來，我們對不同病毒的行為、傳播方式、它們如何停止以及它們如何在我們體內相互作用還沒有充分的科學解釋。顯然，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為發展這樣的科學理解投入任何資金是合理的，因為這筆投資基本不可能大於我們所遭受的巨大經濟和人員損失。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還未進行這項投資？我們的創新生態系統在過去三十年中發生了變化，使其更加為盈利能力所主導，這就是我們需要政府的原因。我是市場的堅定支持者，但也意識到了市場的不足。對個別企業有利的未必對社會有利——市場通常青睞實用性強的企業。
Ashish Arora: 我同意Sharon的觀點，科學是困難的，但是最大的問題在商業方面。以檢測或疫苗為例，誰願意為檢測買單? 很多有風險患病的人不想支付檢測費用，但我們希望他們接受檢測，所以現在我們需要透過一些手段來解決這個商業問題。我認為這不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透過企業研究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我們透過市場來引導創新的制度會導致這樣的問題。
在美國，是軍隊在長期資助瘧疾研究，這很合理，因為我們計程車兵會去熱帶國家，容易患上瘧疾。
Sharon Belenzon：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政府是新技術的第一大消費者，特別是在電子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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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前的某種情景再現了，中美之間的疫苗競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太空競賽，但我不認為這已經發生，想想發明一種疫苗所帶來的聲望以及潛在的拯救生命的成果。
政府以補貼的形式提供了很多支援，但是我們還沒有釐清政府資助研究和主動參與市場的下游研究發明之間的區別。只是給你錢讓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與讓你開展一個你知道受眾很廣專案是不同的。
歷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當企業可以依靠政府購買他們找到的任何東西時，它們便真的可以承擔巨大的科學挑戰，但市場本身通常不足以激勵人們去解決非常不確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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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讀芯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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