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祝良在野外拍攝蘑菇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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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祝良學習期間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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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傳
楊祝良:1963年生於雲南省曲靖市，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員、東亞植物多樣性與生物地理學重點實驗室主任，專注真菌研究30餘年，已發現4個新亞科、21個新屬、260餘個新種。他為大型真菌繪製族譜，透過編纂書籍、製作宣傳掛圖等方式，幫助人們提高防範能力，以降低雲南野生菌中毒事件發生起數、中毒和死亡人數。
在昆明，即便進入雨季，大多數食用野生菌仍無法人工繁育，不少野生菌價格依然高企。然而，曾經很貴的羊肚菌，這兩年價格卻大幅下降。“你們在市面上看到的羊肚菌，應該是人工種的。多虧咱們現在人工種植技術水平高，大家才有這樣的口福……”一進楊祝良的辦公室，映入眼簾的全是菌類期刊專著，楊祝良侃侃而談。
“我的工作主要是為大型真菌繪族譜、認‘親戚’”
中國是羊肚菌科物種的世界分佈中心，乍看一樣的羊肚菌，從分子生物學角度看，卻有30多個不同物種。從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又高產穩產的物種，談何容易?前後10多年，楊祝良團隊只要出差就在全國各地採集菌株，終於篩選出十幾種適合人工栽培的菌株。投放到市場，第一年便見到了效益。可轉年再種，有的菌株卻出現明顯退化，“有的產量驟降，有的乾脆不長。”楊祝良帶領團隊再次聚焦羊肚菌，在基因層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現在只要檢測兩個基因，就能判斷菌種是否退化、是否合格。”
研究大型真菌，既有很強的科研價值，又有廣闊的市場前景。楊祝良說:“我的工作主要是為大型真菌繪族譜、認‘親戚’。這就好比一個大家族裡可能有10多個家庭，每個家庭裡又有不同的成員。哪些能放心吃，哪些有毒，這些研究清楚了，才能進一步考慮產業發展的問題。”楊祝良說。
後來，楊祝良團隊瞄準了被業內評價“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類。他們聯合國際同行，借到了國內外重要標本館的大多數代表性研究材料，終於收集到了全球該科60餘屬約400種的2600餘份標本樣品。“借標本、分析基因組是我們非常常規的工作，雖然看似有些枯燥，但看到收集到的標本樣品越來越多，我還是樂在其中。”楊祝良說。
2014年3月，楊祝良團隊在國際真菌學主流期刊《真菌多樣性》上發表論文，首次構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統發育框架。緊接著，他們對我國牛肝菌的物種多樣性進行了系統研究，澄清了一大批分類混亂的菌種;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被國際權威專家譽為牛肝菌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楊祝良說:“能出這樣的科研成果，不是因為我們多高明，而是得益於我們國家的發展。”
“沒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沒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楊祝良的科研離不開實驗室分子生物學技術的應用，但去野外發現新的野生菌，依然是楊祝良最大的期盼。他說:“沒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沒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1998年夏，楊祝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科考。生於雲貴高原的楊祝良沒想到，自己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處產生了高原反應。心跳每分鐘120次，躺在床上像跑步，“跑”了一晚，第二天連走路都吃力……科考隊長勸楊祝良回去，楊祝良想都沒想便拒絕了。他說:“要是不堅持住，以後永遠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這會成為我科研生涯中的一個短板。”
一週後，楊祝良身體逐漸適應，甚至比最初照顧他的同伴走得還快、爬得還高。他說:“那會兒就想把耽誤的時間補回來，抓緊機會考察。”也是在那次科考中，楊祝良意外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發現了野生菌。“一般認為野生菌應該長在植被茂密的林下，可為何出現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題目……”楊祝良說，現在，自己的學生到了野外，車一停就會全都鑽進大山。野外採集雖然辛苦，卻能夠給科研人員帶來重要的啟發。
楊祝良對於科研始終全身心投入。他曾大年三十沒有離開研究所，也曾堅持每週六天半時間“泡”在實驗室裡。在國外讀博期間，他還花了兩年時間，到野外森林中尋找不能人工栽培的鵝膏菌幼齡個體供研究之用，最終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新觀點，後來還被外國同行收入到研究著作中。
1997年底楊祝良完成國外學業回國，他立即開展研究、申請專案並獲得批准。恰在此時，楊祝良收到國外研究機構的邀請，但他選擇了留在國內。“國家培養了我，正是出成果的時候，我不能離開。”楊祝良說。
“科普有時候比科研論文更重要”
雖然從事的是基礎研究，但楊祝良並不想躲在象牙塔裡。“選擇研究方向時，要結合大眾生產生活的需要。”他說。
在世界每年誤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有90%以上都是因誤食劇毒的鵝膏菌所致。中國共發現了12種劇毒鵝膏菌，其中一多半要歸功於楊祝良團隊。“劇毒鵝膏菌含有一類環肽分子，可能對癌症靶向治療有幫助。從基因的角度研究為何會演化出這類毒素，還能更好了解整個地質歷史時期蘑菇的進化規律。”楊祝良說。
上世紀90年代開始，雲南山區和半山區出現100多起“不明原因猝死”，一直沒有找到原因;民間生出各種謠言甚至迷信的說法。中國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聯絡到楊祝良，並透過與國內多學科、多個研究團隊聯合攻關，最終發現事件背後的元兇之一是毒溝褶菌。於是，除了撰寫科研論文，楊祝良還和同事們編寫了科普宣傳冊，教當地人掌握這些毒菌的特點，遠離它們。“不明原因猝死”現象少了很多，迷信謠言也不攻自破。
“科普有時候比科研論文更重要。”科普活動沒法申請專案，也無助於職稱晉升，但他說，科普也是科學家的重要工作。“科研語言要準確專業，但科普得通俗易懂。”楊祝良團隊2015年出版了《中國鵝膏科真菌圖志》，可以幫助大眾區分可食用和有毒的鵝膏菌。“記住兩點，普通人就可避開大多數毒蘑菇:一是‘自己不熟知的蘑菇不吃’;二是‘頭上戴帽’‘腰間繫裙’‘腳上穿靴’的蘑菇不吃。”楊祝良說。
近些年，雲南省發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機率已大幅下降。而這背後，既有食品安全、疾控部門的努力，也與楊祝良這樣的科研人員的深入科普密不可分。
如今，楊祝良最喜歡別人叫他“蘑菇先生”。“這還是一位小學老師起的。當時我去給一所小學做科普，老師介紹我時叫我‘蘑菇先生’，我覺得特別準確，我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
因為熱愛 所以執著(記者手記)
對科研，楊祝良近乎痴迷。為了蒐集科研材料，他和同事跑遍山山水水;為了早點獲得科研成果，過年期間他也會去“泡”實驗室。越是遇到科研難題，楊祝良越有動力。做科普，楊祝良樂在其中。他提出的兩個標準，讓高大上的科研成果成為雲南山區群眾吃菌的常識，極大減少了因為誤食毒蘑菇導致的中毒事件。
因為熱愛，所以執著。楊祝良說，研究蘑菇是一項偏冷門的學科，但他從不覺得自己是在“坐冷板凳”。業界的認可，還有被叫做“蘑菇先生”，讓他始終內心火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