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應用是黨建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的創新，能夠提高黨建工作的覆蓋面和黨建工作的效率。
資料革命不僅在經濟領域催生了新經濟業態，重塑傳統商業，而且在其他領域迅速拓展，快速推進。目前多地正積極運用大資料加強、改進和創新黨建工作，探索大資料助推黨建工作的新路徑。但大資料在商業領域的倫理爭議以及社會要求加強對大資料資本的監管提醒我們，在將大資料應用到黨建領域時，要防止陷入“資料迷思”，辯證分析大資料的功用價值，穩妥推進大資料黨建健康發展。
警惕“資料鴻溝”
大資料的建立和執行首先依賴資料工具的使用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大量資料。不同黨員資料工具的使用和資料資源的產生是存在差異的。相對於城市黨員，農村黨員與其存在明顯的“資料鴻溝”，這不僅表現在農村黨員資料素養相對較低，也表現在農村黨員資料工具（智慧手機）使用相對較少，資料資訊量少。特別是對於邊遠貧困地區的黨員來說，他們的資料資訊量就更少。能見度和曝光度少的農村黨員，大資料的教育、管理、服務和監督等功能就很難充分發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61歲及以上的老齡黨員達2657.7萬名，佔比接近三分之一。考慮到城鄉差距、地區差異等其他因素疊加，相當一部分老齡黨員資料素養和資料能力有限，沒有智慧裝置，也沒有接入網際網路，如果單純依靠大資料平臺推進黨建工作就會遺漏這部分老齡黨員。老齡黨員在思想宣傳、政策宣講、榜樣示範、聯絡群眾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遺漏這部分黨員，黨建功能是不完整的。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老齡黨員因為身體、經濟等原因更加需要黨組織的關懷幫助，遺漏這部分黨員，黨建的服務功能也是不完整的。
“資料鴻溝”不僅影響黨建覆蓋黨員，也會影響黨建覆蓋普通群眾。目前大資料應用的主要工作方式是抓取網站資料（主要是地方政府網站資料）來分析研判基層的黨群關係，評估基層黨組織的履職盡責情況。這種做法透過收集相當多的資料資訊來分析判斷地方黨群關係，相比傳統調研方法，收集的資訊量大面廣，收整合本相對較低，不受收集者主觀因素影響。但這種做法不利於部分資料資源比較貧乏、資料能力比較弱的群體，特別是資訊弱勢群體和社會邊緣群體。大資料應用如果過度依賴這種資料抓取方式，資料的收集是不完整的，容易忽視資訊弱勢群體和社會邊緣群體的訴求。因此，必須為大資料植入價值導向。
警惕“資料迷思”
資料本身表現出的外在“客觀性”，使社會大眾獲得了“大資料是中立的”的價值認知，這使得人類社會容易對大資料的工具價值產生迷思乃至崇拜，甚至認為“大資料即真理”。在資料迷思下，海量資料和資料分析技術的“客觀性”被認為可以彌補和糾正人類決策的不客觀和不公正。由此，決策過程過於依賴大資料分析，將本應富含價值關懷的決策交由大資料分析來決定。這就顛倒了大資料分析在決策過程中的輔助角色，使其從客體轉換為主體，演算法判斷進而取代了人類判斷。因此，我們要避免在推崇大資料工具理性的同時遺失公共決策的價值理性。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資料崇拜”容易助長黨建系統的官僚主義。“客觀、中立”的大資料和大資料分析為官僚逃避責任提供了“避風港”和推脫的藉口。受官僚制自身特性的影響，將決策推卸給大資料分析這個“專家系統”，一方面可以迎合公眾對大資料“客觀、中立”的認知，另一方面可以使擔責履責“機器化”。這種過分依賴大資料的現象，實質上是一種“技術異化”。官僚系統的推諉避責特性又容易強化“技術異化”，進一步助長科層官員相互推諉、不負責任等官僚主義問題
警惕“資料壟斷”
在大資料應用領域，目前應用的大資料系統和大資料平臺相當一部分來自商業機構，是由商業機構設計開發、輔助執行和提供服務保障的。即使黨建大資料平臺是黨建部門自己建設的，但核心演算法多來自大資料公司。大資料的資本屬性使得商業機構本能地具有逐利衝動。在目前大資料相關法律不健全的情況下，技術的傲慢與逐利的衝動之下容易形成“資料壟斷”，使大資料黨建平臺和系統淪為資本的“附庸”，背離大資料黨建的宗旨。
大資料公司受資本逐利的影響，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容易將黨建平臺的大資料用於自身的商業開發，從而造成黨員資料和黨組織資料的洩露。這不僅牽涉黨員的隱私問題，更牽涉黨的政治安全問題。此外，黨建大資料的儲存安全也值得重視。目前黨建大資料的儲存主要依賴商業機構。這些大體量的資料儲存於商業機構，本身的安全性值得追問。儘管這些資料所有權不是商業機構，但是商業機構憑藉自身的技術優勢，客觀上“佔有”這部分資料。如何監管這些大資料公司，保護黨建資料的安全，值得深思。
推動大資料應用的路徑
大資料應用在推進過程中面臨的上述問題要求我們高度重視、辯證分析大資料的功用價值，推動大資料黨建健康發展。
首先是完善培訓內容，提高黨員幹部大資料辯證分析能力。目前各地都非常重視黨員幹部的大資料培訓，但課程內容偏重大資料技術和大資料經濟，相對缺乏大資料的社會科學思考課程特別是倫理價值思考課程。學習內容上的不均衡性，使得基層黨建工作者在推進大資料黨建工作時，容易忽視內含於大資料的倫理價值以及社會影響。因此，要補充大資料社會科學方面的培訓內容，加大資料倫理的培訓課程，幫助黨員幹部深刻認識大資料技術的“雙刃性”，辯證認識大資料的功能，更全面地理解資訊社會的特徵和發展規律。
其次是建立省級大資料黨建平臺，加強對大資料應用的領導。目前大資料黨建平臺以地方和基層為主，省一級的大資料黨建平臺相對較少。這容易造成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基層大資料應用平臺不聯通不互通，導致“資料孤島”，不能充分發揮大資料的功能；二是基層黨建大資料平臺因觀念、經費等原因，資料隱私保護不到位，資料安全問題更容易發生；三是基層腐敗使得資本力量侵蝕基層黨建相對更容易。建立省級層面大資料黨建平臺，有助於統一資料建設標準，為資料互聯互通提供條件，破除“資料孤島”。而且，省級層面的政治領導對資料安全的認識更深刻，也更加註意資料安全的各方面保護。
再次是創新大資料應用管理模式，完善大資料規制和監管。各地在大資料產業上基本施行包容審慎政策，一方面鼓勵和扶持大資料創新，另一方面對大資料產業進行包容性管理。包容審慎政策是根據數字經濟的特點制定的監管政策。但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以及黨建的政治功能要求我們在黨建工作領域不能簡單照搬照抄，必須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規律和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性質，創新大資料應用管理模式，將政治建設擺在大資料應用的首位。對參與黨建平臺建設的各類大資料主體進行嚴格的資格審查，對相關的大資料技術實施全過程監管。
最後是注重黨建和大資料應用相結合，構建網上網下同心圓。大資料應用是黨建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的創新，能夠提高黨建工作的覆蓋面和效率。但不能就此拋棄其他黨建的工作方式，數量龐大的老齡黨員群體絕不能被黨建工作“落下”。他們不僅是黨建工作的服務物件，更是黨建工作的重要力量。深入一線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不能因為資料技術的便利性就放棄與群眾面對面、心貼心的交流溝通。以往經驗在網際網路時代依然有用武之地。數字時代，以往經驗不可荒廢，要加強以往經驗和大資料黨建的結合，走好線上群眾路線和線下群眾路線，繪就網上網下同心圓。
作者：花勇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