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進步和財富的增長，首先是體制和文化；其次是錢；但從頭看起而且越看越明顯的是，決定性因素是知識。
首先是體制和文化；其次是錢；但從頭看起而且越看越明顯的是，決定性因素是知識。
為獲取英國最新技術的“秘密”所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派出考察者——訓練有素的代理人——去觀察、報告並且僱走技術熟練的工匠。因此，1718年到1720年期間，在移居國外的蘇格蘭人約翰·勞的慫恿下，法國發起了一場尋求英國技術人員的有系統的活動，包括尋求鐘錶製造者、毛紡工人、冶金工作者、玻璃製造者、造船工人，約有二三百人之多。這個運動使英國人感到十分不安，以致他們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某些技術熟練的工匠移居國外。這是涵蓋一個多世紀的一系列這種措施中的第一個，它涉及的行業也不斷增多。
但是，這種法規並沒有構成一道封閉性的障礙。在一個實行高度保護主義的社會里，並非每一個人都已經對潛在的國際競爭抱有警惕。試以金屬製造技術為例——因為這種技術同軍備和機械有關而成了特殊的寵物。（人們為了能更好地屠殺所以就進行屠殺。）在1764年到1765年期間，法國君主政權派遣加布裡埃爾一讓·雅爾參觀了英格蘭的採礦和冶金設施。英國人對這種情報的價值十分麻木，所以雅爾在設菲爾德和英格蘭東北部的鑄造廠和鍛造廠受到了良好接待。後來發表了的雅爾備忘錄迄今依然是關於他那個時代技藝的寶貴情報資料。英國在計時技術方面取得的進步也是一樣：計時是航海優勢的關鍵；1769年，航海部允許法國來訪者開啟並且察看約翰·哈里森的革命性船用時鐘，其理由是這種時鐘應該為全人類作出貢獻。（當哈里森曉得這件事以後，他大發脾氣。）
有些地方和行業對來客並不歡迎。在五金行業中心的伯明翰，每一個製造商都有自己的竅門和把戲。那裡的工匠把每一個陌生人都當做敵人，到了偏執狂的地步。他們不僅對外國人如此，對英國同胞也一樣。亞瑟·揚是一位不尋常的旅行家兼觀察家，曾經寫到過他在這個繁忙城市所受的敵對性的接待。他說：
我在任何別的什麼地方也沒有比在伯明翰更加感到失望。在那裡，由於製造商們過分小心，我沒能獲得即使是最普通性質的任何資訊。看起來，法國人帶走了他們的幾項訣竅，因此對這個城市傷害不小：這使得他們極為小心，什麼東西也不讓陌生人看到……
所有這一切並沒有阻止伯明翰的製造商們從事自己的間諜活動。英國並不是擁有值得學習或盜竊的技術的唯一國家（雖然截止到當時，英國在這種潛在的竊取物件中佔有最大的份額），而且英國的製造商們比起他們在歐洲大陸的對手們來說，同樣是無所顧忌。此外，跳探戈需要兩個人，而技術熟練的工匠們如同學者和藝術家一樣，把整個的歐洲當成自己的家。例如，法國五金工人最寶貴的秘密之一就是通常在黃銅或青銅上面鍍金——鮮豔、明亮、一派富麗堂皇，因此十分有利可圖。馬修·博爾頓因為同詹姆斯·瓦特合夥製造蒸汽機而贏得了聲譽，但他最初的起家本領卻是製造紐扣、帶扣、錶鏈、蠟臺以及各種各樣的五金製品。博爾頓為了把法國的這種技藝學到手，把錢和人派到四面八方；還勾引法國的工匠和能手，如果可能就連同他們的工具一起收買。最終，他取得了成功，認為自己不僅是聰明的商人，而且是愛國者。與此同時，博爾頓自己也是別人多次試圖勾引的目標。瑞典特別迫切，他甚至本可以從那裡求得一筆酬金。
人們不可能總是分清好奇、探索和徹頭徹尾的間諜活動之間的界線。關於這個課題的一位著名研究者寫道，“許多外國人……蒐集有用的情報……從來不秘密地幹任何事情。”但他又說明，許多“來訪者”本身就是鐵器製造商、別的製造商、化學家、工業檢查官或者是某種訊息靈通的觀察者。他們到英格蘭來並非為了參觀名勝古蹟。例如，伊尼亞斯·德·溫德爾名義上是炮兵軍官，但更貼切地說，他是鐵器製造商世家的後裔和法國政府挑選的工具。他以為自己有天賜的鼻子、眼睛、舌頭和手腕，並且認為所有這些都是必要的：
……我們發現詳細檢視英國的製造業沒有任何困難，人們需要的是熟練掌握它的語言，不表現出任何好奇心，要等到飲了潘趣酒的時刻，才告訴自己可以博取製造商們和他們的工頭的信任，人們必須避免由大臣們或勳爵們作推薦，因為那沒有什麼用處……完成這樣一種使命，年輕人很不合適……為了有益地仔細觀察事物，應該對機器起碼具有某種見解，因為人們總是看著機器採取每一個步驟，其中往往會濃縮著製造的工序。
更為重要的是技術人才從英國流向大陸：如果能聘用到具有多年第一手經驗的人，又何必硬要去瀏覽一番呢？只要是有現成知識的人，就能把它傳過來。即使在後來科學傳播和透明的時代，即使有樣品和裝置，即使有藍圖和明確的說明書，某些技術仍然要憑經驗才能學到手。（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打得火熱，法國人丟失了自己幾個主要的武器製造中心，而又急迫需要他們的75毫米野炮的補充。這是他們的一種關鍵的火炮，是他們武器的驕傲，其零部件設計如此精巧，以致開炮的時候，一杯放在炮車上的水也不會灑掉。他們違反自己一切的保密規定，把藍圖送到了美國——完全無用。直到一批工人到來向美國人手把手交代了其中的訣竅，他們才得以有了在火力和穩定性方面可媲美的補充火炮。）
但在這方面，18世紀的招募技術人員的代理人卻碰到了英國工業的一個突出的特徵：勞動分工。任何一名工人也只是知道一小部分的生產工序。有一位名叫勒圖克的法國代理人（在英國化名約翰遜）抱怨說：
任何工人都不能向你說明操作的全部環節，因為他長期被固定在只是一個很小的部件上；聽他介紹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會充滿謬誤。但是，正是這種很少令人瞭解的分工促成了勞力的價廉、產品的完美以及製造廠商財產的更大的安全。
雖然專業化使得招募任務更加艱鉅、成本更高，但是這種做法還是很合算的。這種外來移民中有些人是請來的：外國政府花錢請他們前來，並且幫助他們在企業中立足。但這些外流人員中有些人是出於情感原因而出走的——就像有位名叫約翰·霍爾克的人，他是一個對當局不滿的詹姆斯黨人，被法國商務局長丹尼爾·特魯丹招募到了法國，成為毛紡織品和紡織機械的製造商，而且擔任了外國製造品檢查長。另一些則具有強烈的個人原因，像邁克爾·阿爾科克——他在1755至1756年期間攜帶情婦外加一點貪汙的錢財出走，拋下妻子兼合夥人，讓她來面對破產。這位妻子最後又同他團聚，可能她就是原先策劃這個騙局的同謀。到後來，阿爾科克和他的兩個女人顯然設法做到了三人同居，住在盧瓦爾河上游的拉夏裡。在那裡，阿爾科克製造鍛件和五金製品，並且盡力教給法國人一些關於精煉鋼的知識。
然而，大多數外流人員並沒有迫切的原因定居國外。他們到國外是為了錢。試以科克里爾一家為例。父親威廉·科克里爾原是一名機械師，在1800年前後被收買來到韋爾維耶（當時屬於法國，現屬比利時）。韋爾維耶是毛紡織業中心，收買威廉的是企圖過渡到工廠工業的一家手工生產者組成的公司。按計劃，科克里爾要向他們提供從纖維到紡紗的配套機器元件。（這一工作用機械完成時必須把任務分解成一連串工序。）威廉·科克里爾懷有自己的宏圖大志，本來會愉快地供應整個的工業（請不要忘記，我們是在談論當時的帝制的法國），但是他卻受到同新僱主所籤合同的約束。毫無關係。他的女婿從事機器製造業，當1807年威廉的合同到期的時候，他在冶金行業的古老中心列日開辦了自己的工場。
1813年，威廉·科克里爾把他的企業交給了他最小的兒子約翰，而約翰則轉而從事多種經營，生產重工裝置：水壓機、蒸汽機、水泵等。這時候，比利時已經被併入荷蘭，荷蘭國王則把科克里爾公司看做是他王冠上的一顆寶石：“無所畏懼地把你們宏偉的企業繼續辦下去吧，請記住荷蘭的國王始終有錢來為工業服務。”有了這種和其他的支援，有了更多的物質鼓勵，約翰·科克里爾繼續擴大了他的事業——冶鐵，建造汽艇和機車，在亞琛（在附近的德意志境內）開設鋅礦，在普魯士開設多家毛紡廠，在巴塞羅那開設棉紡廠，在蘇利南開設糖加工廠，在法國南部開設多家高爐，在遙遠的俄羅斯開設商店、工廠、鐵路工程。但是，這位全球企業家——有位法國人把他稱為“一位最好被說成是思想博大而無國籍的英裔列日人”——的麻煩在於他太眼高手低了。儘管有雄厚的銀行支援，他卻在1839－1840年的危機中破產了，不久之後去世。於是，公司改組，成了比青銅和它的創始人的生命更持久的一座紀念碑。
多數英國的外流人員和科克里爾家族一樣，但都是不出名的普通人，都是受高薪引誘的工人，其工薪比在國內要高出兩倍。（英國的工薪通常可觀地高於海峽對岸的工薪，但是這些熟練的工匠和機師在後進國家是稀有的商品。）實際上，他們當中有些人本來是由英國製造廠家和出口商派出執行任務，來護送機器並使其保持執行，後來才發現自己在國外比在國內更受珍重。更多的人則是受到老工友的勸誘，來應招的。
請記住，這種行為大部分是違反英國法律的。為了阻止外國的競爭，英國早已禁止了多數機器的出口（但不禁止蒸汽機出口）以及技術工匠向國外的移民。在這方面，英國是遵循著一條十分古老的傳統。例如，在中世紀的義大利，穆拉諾的玻璃工人和威尼斯兵工廠的造船木工只有在遭受死亡的痛苦時才獲准移居國外。這種約束延遲了知識的擴散，但在監視手段並不完備的社會里，卻無法阻止知識的擴散。英國的情況即是如此：在19世紀最初的幾十年裡，數以百計、甚至是數以千計的工匠移居國外，其中多數人都是自願的，少數人是戰爭中被俘虜的。
英國人員外流並非獨此一家。法國人引進了具有冶金技術的德國人；俄國人引進了荷蘭人、德國人以及瑞典人。法國人抱怨德國人，說他們行為不檢點、忘恩負義。（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這些人是那些離家出走、投奔新的工作崗位的人。）在這方面，有位鐮刀製造商這樣抱怨他的德國人，他說：儘管他們有種種優點，儘管待遇較為優厚，沒有他們國內的那種軍事紀律，但他們工作起來隨心所欲，還得趁高興勁兒，而且“一心想方設法爭取被開除”。並非人人都是這樣持否定態度。有一位工程師曾經指出，有外國工人在法國工作這一事實，對法國工匠具有一種有益的影響，完全根除了他們“獨立自主的虛假觀念。這種觀念好長時期以來促使他們把自己當成給他們以生計的那些人的主子”。（這是一個經常討論的主題。僱主們不喜歡依賴自己的工人，設法用資本替代勞力——因此才有了棉紡業的初始機械化和強迫建立工廠的做法——這往往不僅是受金錢考慮的驅動，而且也是受權力考慮的驅動。）
但是，金錢也起作用。勞動的分工使移居國外的工人很難洩漏所有的秘密，但是資本的分工卻使某些僱主把自己的產品銷售到國外並且教會外國人如何使用它。尤其是出現了新的專門機器製造行業，他們盡其所能在一切地方尋找市場。可以理解的是，這些新發明的機器的英國使用者喜歡對其保密，因此才有了對機械出口的總體禁令。（但是不包括蒸汽機的出口，因為最初蒸汽機不適用於製造業。而到了18世紀80年代，它們在紡紗廠中找到了用途的時候，已經無法再讓博爾頓一瓦特公司接受出口禁令了。）這種機器促銷活動在富足的英國當地生產廠家不樂意買而外國對手卻樂意買的時候就事關重大了。於是，機器製造廠家就成了隱蔽的“顛覆分子”，促進國外的競爭而在第三市場上暗中損害自己的同胞：“（機器使用者）在技術上的自力更生伴之以保守秘密，可能是一種無言的自殺默契……”
關於知識擴散，就談到這裡。從長遠來看，對於後進國家更為重要的是科學和技術學校。不管把標準定在中等還是高等的水平上，這類學校的目標都是培養更高層次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並且為智力自主奠定基礎。在這方面，法國人率先在1794年開辦了“工科大學”（原名為“中央土木工程學校”）。其最初設計是一所軍事學校，目的是培養工程兵和炮兵軍官，因為工程兵和炮兵都是關係到技術知識的兵種。（任何一個勇敢的傻瓜都能揮舞一把騎兵的馬刀。）但自從建校開始，革命政府就聘請了一批拔尖的科學家和數學家前來任教，而這些人長期下來就使這所學校從軍事課程和訓練轉變到灌輸數學、基礎科學和技術能力。這所學府的富有競爭性的特色——入學考試、公佈名次、部分課業完成的名次、畢業的名次——吸引了法國最優秀、最聰穎的人才；所以，雖然這所學校繼續向軍隊輸送軍官，但這些人並不是拔尖的學員。那些“X”佼佼者——法國人根據代數未知數符號這麼稱呼他們——都進入了私營企業和公營企業，並且形成了法國工程學和技術統治的精華。他們領導了法國鐵路的建設和管理；學習並且應用了英國最新的冶金技術；指導了國外的公共建築工程；而且到了20世紀，逐步領導起法國一些最大的高新技術公司。
工科大學的教學不妨說太高深、太理論化了。那些想進而投身工業的畢業生通常還要在礦業學校或是土木工程學校進修研究生課程——這兩所學校都建立於“舊政體”統治時期。在那裡，他們學的是應用科學和技術並且接受上崗培訓。與此同時，法國企業界逐漸感到需要建立另外一所學校，同工科大學一樣，但在開設課程方面要更加實用。這就是“中央工藝製造學校”。該校於1829年由私人建立，1856年併入國立學校系統，用作培養工程師和企業經理的基地。中央工藝製造學校的學生不及工科大學的“X”學生威信高，因為該校歷史較短，其入學競爭不那樣激烈；但是它那較大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在一些較新的部門中，諸如在汽車業和航空業中，它的畢業生要比“X”學生們幹得更好。
除了這兩所關鍵的、綜合性的學府之外，各種地方學校紛紛建立：各種工藝職業學校以及往往由僱主創辦的各類專業學校，其培訓側重於某些特殊部門：里昂的化學工業、貝桑松的鐘表製造業和米盧茲的紡織業。這種培訓中，有些目的在於彌補以往的徒工制度消失了的遺憾。最後，一些較古老的技術機構，如工藝學院——它最初是博物館——也開始授課，往往是針對成年人，這些學員們已經超過正常學齡，但想使自己趕上最新的發展。
法國的這些創舉成了更東邊一些國家的指示燈。尤其是工科大學在布拉格、維也納、蘇黎世甚至遠至莫斯科等地方激起了效仿的熱潮。此外，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相關學校的組合。例如，德國人發展了培養中層技術管理人才的行業學校網路；而且建立起越來越多的一批技術高等學校——第一個1825年興建於卡爾斯魯厄——它們都按大學水平進行教學，造就了幾代的化學家和工程師。最後，德國人在各個綜合大學內推進科學教學和研究工作。這是實驗和探求的利刃，而且教學實驗室的創立（尤斯圖斯·李比希於19世紀30年代首創）使教育制度臻於完善。到19世紀末的時候，這種教育制度變成了全世界的欽羨目標和楷模。
依靠正規教育傳播技術和科學知識，產生了重大成果。首先，它幾乎總是促使以抽象事物和理論為內容的教育轉化為各種各樣的新老應用方法。我想強調的是新的應用方法。其次是開闢了通向具有巨大經濟潛力的新知識門類的道路。
請拿這種教育方式同英國的“透過實幹來學習”的教育方針加以比較，因為後者曾經推動過工業革命。只要技術依然是各項改進的積累，只要發明依然是已知的各種技藝的重新組合，那麼，這種教育方式就曾經是十分有成效的。（即使如此，人們也不能不對英國人進修的能力感到驚訝：它培育出大量適用的天資和人才，其中不少都是自學成才的。）但是，從18世紀末葉往後，由於技術可能性和探究的疆界外移，探索超越了感覺經驗的種種教誨。
新的趨勢在兩個領域中，即在化學和電力領域中，找到了最大的回報——在這兩個領域中，取得成就都是由於科學知識的進步。先前的化學部門依然是一種工業烹調法：混合、加熱、攪拌，去其糟粕，留其精華。它們並非停滯不前。隨著生產廠家追求規模經濟，它們尤其從機械化中受益——採用了更大更快的窯爐、攪拌機、研磨機，等等。另一個進步的來源是廢物利用的創新（例如，煤氣用於照明），有些時候這樣做是為了遵守懲治汙染的法規。（利用廢物總比受到控告或受到罰款要好。）但是，革命性的進步卻發生在有機化學的新領域中，直接派生於關於碳基分子的研究。這些打開了通往多種應用的大門，首先是在染料方面（對紡織業至關重要），然後是在藥品和攝影方面，最後在接近19世紀末的時候，是在人造物質方面——即我們泛泛稱之為塑膠的方面。
電早就為古人知曉，卻未被理解，自18世紀以後，好奇的專家們拿它做遊戲，幾乎就像玩玩具。這種實驗本來能夠產生實用的結果，因此，本傑明·富蘭克林才發明了避雷針。但是，系統地把電力用作一種能源並且應用到工業生產過程中去，還必須等到19世紀，等到伏特、安培、法拉第等人進行研究之後。這些人的名字已成為科學術語，永垂不朽。第一批工業方面的應用雖然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卻規模很小：電池（電流的堆積），它可以驅動電報和時鐘；電解技術，可以專門用來電鍍金屬和刃具。這兩項應用都是在1850年之前發明的。但是，隨著發明發電機來生產大量電流以及建立配電系統，電力事業迎來了繁榮局面。最重大的刺激物就是托馬斯·愛迪生的白熾光照技術（1879）和電動馬達。這證明了間接費用的投資是值得的。
在化工和電力兩方面，學習和能力都依靠正規的教育。這些現象憑感性認識是難以理解的；解釋這種現象需要圖解和模式，而且其基本原理只有在課堂和實驗室裡才能最好地學到。在這方面，歐洲大陸依靠學校教學來發展和傳授新技術，獲益匪淺。追趕一躍成為領先，而英國則深陷在習慣的羅網中，落在了後面。
此外，在英國的電力事業中，地方自治加重了困難。有些地方，市立的煤氣網成功地抵制了電氣化；在另一些地方，英國建起了多層重複的電力網，每一個網都有自己的電壓設計和硬裝置。後來的改進措施只是加長了選單。時至今日，英國的電器購買者還必須應付多種多樣的插頭和插座，而且顧客必須向店家點名要哪一種可以應用的現成裝置。英國經濟在這些新的部門中成長了，一如它曾經在那些舊的部門中成長——就像頭朝下腳朝上。
科學和技藝的這種聯姻開創了西蒙·庫茲尼茨所謂的“現代經濟成長”的時代。不僅是有一批非同尋常的發明使得第二次工業革命變得如此重要——其中包括內燃機液體和氣體燃料的應用，透過電流來分配能和力，物質的系統轉換，改進了的通訊（電話和無線電），由新的動力源驅動的機器的發明（機動車輛和家用電器）。而且還有高於一切的正規傳送知識的作用。
科學和技術的聯姻曾經以一些結合作為先導。人們可以把這種求愛上溯到中世紀，追溯到應用天文知識來改造航海技術（緯度的計算），追溯到把數學應用於彈道學，採用擺錘來建造更準確得多的計時器。而且還可以回溯到蒸汽機，那是一次科學經驗主義的不朽勝利。但是直到19世紀的晚期科學才走到前面而成為技術的先導。這時，想要成為發明家和難題解決者的人感到開始自己的專案之前先通讀文獻是有益的；或者就此而言，先讀書再構思自己的目標——幹什麼以及怎麼幹。
因此，被趕上並且被超過的是領先者——革新者。而且因此一切舊的優勢——資源、財富、權力——都被貶值，而思想被認定優於物質。從此，未來的大門是向著一切具有這種品格、這種雙手、這種頭腦的人敞開著的。
工業烹調法的秘密
我們已經看到，在製造“白色兵器”（劍和匕首）、刀和剃刀、刃具和銼（對於精密零件的製造至關重要）方面，鋼總是首選的金屬。起初，鋼是熔爐中熔鍊出來的一種偶然副產品，因為熔爐溫度不夠高，不能夠產生均勻的融體，而且是隨同軟硬不均的鐵，生產出一些鋼。後來，隨著以更高的溫度執行的高爐的發明，人們必須經過多道工序才能從生鐵中獲得鋼。一種方法是對金屬重新加熱，把其中的碳進行足夠的氧化，使其含量降低到1.2%－1.5%。其結果並不均勻（在正確的時刻立即停止，很不容易），因此就有了當時不同用途的各種型別的鋼。質量最好的應用於槍炮和精緻刀劍，質量較差的應用於犁鏵和鐮刀。
另一種方法是去除碳來獲得熟鐵，然後再加碳來獲得鋼。完成加碳工序一律要把熟鐵錠裹一層碳，加熱使之浸透，然後再錘鍊。目的是透過擊打的方式使複合金屬物所含的碳分佈平衡並且使成品質地均勻——有點兒像揉麵團。而且正像透過摺合、擠壓、再摺合、再擠壓揉出更為均質的麵糰一樣，這種滲碳鋼的最優產品也一樣，要使其摺合，再錘鍊，反反覆覆多次才行。所以，成品就成了多層鋼錠；其層數越多（亦即，摺合和揉搓的次數越多），這種金屬物就越柔韌堅實。這種產品最優秀的範例就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刀。這種刀500年之後依然保持鋒利和閃光。歐洲的多層鋼在17世紀初首創於紐倫堡（紐倫堡是一個工具和儀器製造業的古老中心），立即就被英國人學到了手。法國人直到1770年才學會了這項技藝。
但是，即使武士刀在均質性方面也無法同坩堝鋼相比。所謂坩堝鋼就是把鋼加熱成液體，使其碳新增劑完全熔合。坩堝鋼發明於1740年，發明人是一位英國的鐘表製造商，名叫本傑明·亨茨曼。他對獲取質地較好的金屬材料來製造彈簧和銼刀有興趣，顯然是出於職業上的利益。這項技藝被英國壟斷了大約70多年——並非因為沒有企圖仿效的人。
尤其是法國人不惜花費巨資來了解這個秘密。法國在鋼方面相對較弱，合乎情理地把這一點視為一種嚴重的政治缺陷。科學上的萬能博士、因自己的溫度計而名聲卓著的勒內·安託萬·德·列奧米爾（1683－1757）在18世紀初聲稱，他發現了他自己比作“鍊金術士的點金石”的秘密，為了把鐵轉化成鋼建立了一家“皇家工廠”，並且為自己的事業獲得了政府一筆慷慨的補助金。他失敗了，因為他以為答案在於新增硫磺和正確的鹽類。他從來沒想到過碳的作用。他還以為，法國的鐵用於鍊鋼完全合格，不像英國人那樣為了鍊鋼還需要從瑞士進口質地更好的鐵。他本應環顧一下四周。
“這種分析上的謬誤以及這種‘愛國的選擇’將在法國長期被接受，將加劇民族工業的落後。”隨後，另有一些人也站出來大吹大擂，說他們已經制造出能夠同英國和德國的產品相比的鋼。根本就沒有成功。最大的推進發生在加布裡埃爾·雅爾1765年出訪英國之後。雅爾本人打算生產滲碳鋼，但是得到的卻是低劣的成品，主要是因為他們像列奧米爾一樣，使用的是法國鐵。他在1769年去世，事業中斷。另有一位姓杜亞美的機械師，是雅爾的旅伴而且是政府大臣杜爾哥的門徒。他被布羅伊伯爵僱用，而伯爵本人是一座鍛造廠的廠主並且接受著一項大約15000裡弗赫的政府津貼，要從事類似的實驗。15年之後，政府不得不承認杜亞美毫無進展。主動進行嘗試的冶金業者更少了。毫無疑問，法國的確需要鋼而且很想了解怎樣鍊鋼。
於是，那位英國人登臺了，就是伯明翰的邁克爾·阿爾科克。關於此人，我們在上文裡已提到過了。他告訴法國人說，此事沒啥了不起：鍊鋼很容易；難的是要煉出好鋼。於是就在商務局長特魯丹·德·蒙蒂尼（就是曾經派雅爾和杜亞美去英國參觀的那個人的兒子）的幫助下，他開辦起自己的一座工廠並生產出滲碳鋼和坩堝鋼的樣品。他從未超出生產樣品的階段。
與此同時，阿爾科克的兩位合夥人主動離去並且在盧瓦爾河上的昂布瓦斯（因其皇家城堡而更為有名）買下了一座小型的銼刀鍛造廠。這個鍛造廠吸引了舒瓦瑟爾公爵的興趣，促使法國政府（又是在特魯丹·德·蒙蒂尼的支援下）發起興建一家生產優質鋼的“皇家工廠”，並且每年向其補助兩萬裡弗赫。但是，這種補貼卻帶來了禍因：必須使用法國煉製的熟鐵。這家企業在裝置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建起6座大型高爐，40個動力錘，80座鍛爐，而且從事了一個接一個的實驗。毫無用處。它從來沒煉出過坩堝鋼，而且它的滲碳鋼也沒能讓人信得過。
其他企業或多或少也具有良好的關係並抱有同樣的決心，也都參加了這種競賽，特別把目標定在製造良好的銼刀上，因為隨著機械化的進展和金屬品代替木料，銼刀變得越來越重要。一個這種企業設在多菲內地區，獲得了省長和奧爾良公爵財團的支援。首先，它從低處著眼：製造長柄大鐮刀用的刃具和雜用五金製品。但後來卻因貪汙盜竊陷入困境。拿錢總是比掙錢要容易一些。
法國冶鐵工業歷史學家丹尼斯·沃龍諾夫作出瞭如下總結：在列奧米爾以後的60年中，法國的鍊鋼工業依然在“原地踏步”。一次又一次地宣佈成功，卻都證明是虛假的。這並非是因為那些政府檢查官容易上當受騙或者好獻殷勤，而是因為他們更多地強調這種金屬的理論純度而不是強調它的效能（硬度、鋒稜等等）。在形不成規模經濟的情況下，他們卻被說服“接受”了關於規格重要性的觀點。其結果就是報廢、沒有出路以及商業的失敗。
隨後，發生了大革命及拿破崙上臺。這就更加原地踏步了。只是到了19世紀20年代，法國人多虧了一個叫詹姆斯·傑克遜的英國外流人員的幫助，才學會了煉製坩堝鋼。德國人學會這種技藝比這早了大約10年，基本上是靠自己努力。一個名叫約翰·康拉德·菲謝爾的瑞士人是一位對外國企業具有敏銳觀察力、孜孜不倦的徒步漫遊參訪者——他的鼻子和眼睛無處不在。他學會冶煉坩堝鋼大約是在1805年。
要把工業烹調法學到手，僅僅有配方、藍圖，乃至個人的見證，還是不夠。
天賦之才不夠用
在19世紀中葉，生物鹼奎寧對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因為在印度瘧疾使平民和軍人衰弱不堪甚至喪生。奎寧並不能治癒這種疾病，但它可以減輕症狀。當時，奎寧是從金雞納樹的樹皮中提取的，而金雞納樹則是秘魯的土生植物。英國政府透過世界著名的倫敦皇家植物園，作出艱鉅努力來從秘魯獲取金雞納樹種子，培育它們發育成幼苗，然後把它們栽植在印度，但其結果卻令人失望。印度依然依賴高價從爪哇進口，因為荷蘭人已經在爪哇取得了較為成功的移植。英國人本來會更喜歡他們自己的供應。
威廉·亨利·珀金1838年生於倫敦，是一個建築工人的兒子，同印度沒有什麼聯絡。他父親希望他能當一名建築師（社會地位上升），但從早年開始，他就想從事化學。1853年，他年僅15歲，就進了新興辦的皇家化學學院，其後接受一位德國科學家奧爾斯特·威爾海姆·霍夫曼的指導。這位德國科學家很喜歡這個男孩，聘用他當自己的助手。霍夫曼使珀金認識到了尋找方法合成奎寧的重要意義，而珀金把這個問題帶回家去，帶到他家的宅院中裝置起來的一個小實驗室裡去。他沒有找到製造奎寧的方法，但漸漸地他獲得了發自石腦油的一種凝結物（煤焦油的一種成分），呈苯胺黑色，他接著從中取得了苯胺藍或苯紫顏料。（化學向來都是一門奇緣巧遇的科學。）
珀金十分機敏地認識到自己的發現物的價值。他的藍色著色物質能用作一種優質染料，所以當時只有19歲的珀金在申請專利之後，就利用他父親和哥哥的資金興辦起製造這種染料的一家工廠。這樣就結束了他在皇家學院的學習。從這第一次幸運成功到有意謀取的其他成功中，珀金不久就變成了百萬富翁。接著，他又來了一次急轉彎：他回到了他最初的愛好，即實驗和理論化學。此外，德國的化學工業正在把英國的化學工業遠遠地甩到了後面。
這第一種人造染料是理想的材料——是十分重要的煤焦油顏料工業的開端。一經珀金提供了暗示，英國的、法國的、德國的和瑞士的化學家們就紛紛轉向這一任務，人造顏料的彩虹出現了——紫紅色（品紅），洋紅（原名為“馬讓塔”——magenta，系根據一場流血戰鬥的地名而命名），一系列的紫色，整個茜素屬的各種紅色、各種粉紅色、各種橙色以及各種黃色，還有一種因為在汽燈下也不變藍而引起轟動的綠色。這些顏料反過來又刺激了對時新織物的需求，並且使歐洲富裕國家的婦女放棄了她們傳統的經濟和陰鬱的黑色。（今天更加富裕了，她們中許多人又回到了穿黑的時尚，甚至在婚禮上也這樣。）但是，從長遠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導致更廣泛的化學發展的新技藝分支：新的發光物，藥品（阿司匹林、六O六、各種巴比妥類藥物、奴佛卡因以及另外的十幾種藥品），攝影材料，人造肥料以及順延下來的塑膠——所有這一切都通常具有預料不到的、偶然性發現物的成分。
由於珀金的貢獻，英國領先於這一新的工業部門。英國具備了這樣做的一切條件。首先，它擁有一個巨大的、從傳統上說基礎良好的重化學工業，當時生產著鹼、酸和鹽。其次，它擁有碳基製造業的一切成分；任何國家也不能生產比它更多的原料煤焦油，任何地方也沒有它的煤焦油價格那樣低廉。最後，它為紡織品染料提供了全世界最大的市場。然而，在一代人的時間內，這一工業卻離開了英國的海岸，在德國並且在較小程度上在法國和瑞士落了戶。到1881年的時候，德國生產著全世界人工染料的一半；到了1900年，則達到80%到90%之間。主要的德國生產廠家對工廠、科研和裝置進行大量投資，不論豐年歉年，都能夠逐年支付20%以上的股息。這是歷史一卜最重大、最迅速的工業轉變之一。
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明顯的違背比較優勢和相依條件“規律”的現象呢？這是因為除了珀金和其他幾位時髦人物之外，英國並沒有進行創造發明所需要的那些訓練有素而且具有天賦的化學家。毫無疑問，它沒有像在歐洲大陸上見到的那麼多、那麼訓練有素的化學家。所以，當旅居英國的霍夫曼、卡羅和他們的德國同事被具有誘惑力的優越條件吸引回國的時候，英國的有機化學工業就萎縮下去了。形成對照的是，在德國，大型合夥公司崛起並且繁榮起來：赫希斯特公司、巴斯夫（BASF）公司、拜耳公司、愛格發公司等，都圍繞著第一流的化學家和化學工程師而建立起來，配有裝置良好的實驗室大樓並且同高等學校具有密切的聯絡。
這樣一種人才彙集合併創業和以研究為導向的文化，其重要意義在人造靛藍的史實中充分顯露出來。其中曾經有一種供合成用的合乎邏輯的候選物種：一種主要顏料，碳化合物，以高昂的成本從外國植物（菘藍和其他植物）獲取。在1880年，A.拜耳教授合成了它並且把這種製作方法賣給了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兩家公司認定值得合作。他們彼此都需要對方。用了17年的時間、獲得152項專利、花了數百萬馬克之後，他們依然沒有一種在商業方面可行的技術。有一條走不通的路，是採用一種不同的合成法，也是由拜耳進行的；但是它所需要的甲苯如此之多，以致煤焦油工業部門如果要供應這麼多甲苯，就會讓苯和萘之類的副產品把市場淹沒。而報廢產品是化學工業及其附近居民的災禍。它們也是對開展新的研究的強有力刺激物。
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轉而求助於坐落在蘇黎世的ETH大學（瑞士公民工科大學，又稱綜合工科大學）研究出來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以萘為起點，而萘在當時是幾乎沒有利用價值的煤焦油蒸餾副產品。但是，這種方法也有在實用和商業方面的難題，花了幾年時間才解決。巴斯夫公司走了一條路；赫希斯特公司——它有權使用這種製造方法——卻又一次根據蘇黎世工科大學的研究，走了另一條路。巴斯夫公司投入生產的時間要早一些（於1897年，相對於後者的1904年而言），但赫希斯特公司的技藝證明要好一些。在化學界像在商界一樣，做單槓後翻轉不只是一種方法。
在這方面，如同在其他許多事例中一樣，新的技術給陳舊的方法以及賴其為生計的人們招來災難。在3年的時間之內，巴斯夫公司生產的靛藍多得等於從25萬英畝土地上收穫的那麼多。在這件事情上，大輸家是印度人，因為他們培植並且出口天然靛藍：從1895至1896年共達18.7萬噸；從1913至1914年，下降到1.1萬噸。這種染料的價格則下跌了一半。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在現代化學領域中已經把世界其餘國家遠遠地拋在了後面——拋在後面如此之遠，以致那場戰爭中的戰勝國對德國工業專利權實行沒收，也沒有立即給德國的國外競爭者們帶來好處。美國最大的公司雖然擁有最優秀的美國化學工程師，卻也不知道如何對待這些化學工業專利權或者如何使它們運轉起來。所以在20世紀20年代，他們聘用了一批德國化學家。工業諜報被裝上馬鞍馱回家去了。（本文節選自《國富國窮》）
《國富國窮》
[美]戴維·S·蘭德斯 著
ISBN：978-7-5011-9037-9
新華出版社 2018年10月
定價：6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