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璟璟
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靈活就業從業人員規模達2億人左右，撐起了“零工經濟”新業態，包括外賣配送、快遞員、主播、甚至密室設計師等崗位。更靈活的就業，讓許多人有了補充收入的渠道。最近，平臺對從業者如外賣騎手的管理制度、平臺是否應負責從業者的社保等，再次引起多方熱議。（21世紀經濟報道）
大量的靈活就業人員，支撐起了零工經濟的蓬勃發展。之於此，還有另一種表述，那就是“非正式用工”。既然是“非正式”，那麼必然就有模糊性、不確定性，也必然更容易引發爭議和糾紛。到底是受僱還是自僱，能不能享有社保等福利保障？諸如此類的根本性追問，體現在個案中，往往表現為個體的困境。
現實中，所謂的“靈活就業人員”，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就是有著清晰的自我認知，明確知曉自己屬於“非正式僱傭人員”，是不享有企業福利保障的；還有一類，就是自以為是“員工”而其實是“零工”，他們被置於“勞務派遣”等巧妙的制度安排下，糊里糊塗就被剝奪了享受企業社保的權利。後者，通常是維權案件的主要構成人群。
從理論上說，“靈活用工”與“靈活就業”是雙方各取所需、互惠互利的，然而從實踐反饋來看，“零工經濟”卻在很多時候演化成了一方對另一方的利益蠶食，甚至表現出極強的負外部性，給全社會都造成了“擾動”。為此破題，很難從固有的法律制度中求解，也很難訴諸於市場自發博弈達致新的平衡。而只能寄希望於一套更具專門性和適應性的新的社保制度的出爐。這種新的制度，在框架設計充分考慮到了“零工經濟”的特殊性，同時也應當是強制的、剛性的。
新的用工模式，需要新的制度配套。只有實現了社會保障對靈活用工者的全覆蓋，才可最大程度趨利避害，實現新用工形態的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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