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華為被“斷供”、中美“脫鉤”的事情沸沸揚揚，讓我們對於中國科技創新的關注度，上升到了一個新層次。
縱觀大國崛起，無一不是以強大科技創新能力為支撐的：
工業革命將英國推向世界龍頭地位，大英帝國先後超越法國、加拿大、印度等強國，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一個商業貿易圈，成為“日不落帝國”。
德國亦是如此。自查理曼大帝時代起，德國就非常重視教育和科研。在19世紀60年代，德國的兒童入學率就高達97.5%，國民素質空前提高。
德國後來湧現出蔡斯、西門子、科赫、倫琴等一大批耀眼的科學家；誕生了世界第一臺大功率直流發電機、第一臺汽車等…對教育和科研的大量投入，讓德國站在世界前沿。
二戰後的美國，更是一個創新的國度，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那麼，中國的創新，究竟該如何更好地走下去呢？
為此，我們悉心採訪、編髮了這組專題稿件，彙集了不同學者的觀點和聲音，於近期陸續刊出。
口述：吳國盛 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
採訪：夏昆
來源：正和島
這麼多年來，美國科技實力為何能引領全球？中美之間，最根本的差距在哪裡？
是什麼阻礙了中國的科技創新？政府、教育、科學界以及全社會需要做出哪些改變？
以下是正和島對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吳國盛教授的專訪。在當下的大轉折時期，他的觀點犀利而又警醒。
Enjoy！
對於中美兩國的科技實力，我認為國人應該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一個國家的綜合科技實力，也是由這三個方面所決定的。但凡有一項存在短板，那麼它的科技實力就是偏頗的。
二十世紀三個偉大的發現，無線電、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為什麼都出現在美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基礎、應用以及開發研究都非常強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礎研究方面，美國一直保持著高度關注並不惜重金投入。
二戰後，美國創辦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FS），為其基礎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援。
我們的文化中，缺少對科學、真理和創造的支援。
整個近代史和現代化轉型中，我們所強調的科學，很少單純地是為了追求真理、展現個人創造力、好奇宇宙的奧秘，大部分強調的是為了救國救民、為了振興中華、為了一些文化訴求。
在一些人看來，你搞科學，要麼像陳景潤一樣為國爭光，要麼像錢學森一樣保家衛國，要麼像袁隆平一樣解決吃飯，什麼效果都沒有，那還能叫科學？
所以，我們的科技創新，從骨子裡就包含著“應用性目的”。
這幾年科技領域的創新，尤其如此：像國家看準的，以國家財力為支撐的，集中力量辦起來的工程，它們的發展都是比較明顯的，比如我們的高鐵、航空航天。
可真正的原始創新是需要想象力的，基礎研究薄弱，我們的原創能力就始終上不來，就好比別人是從頭做起，而你只能拿過來做一些區域性上的改進，但這是暫時的、是不可持續的。
當然，在國家一開始的階段，我們需要這種模仿、這種迭代，需要這種“從1到100”的創新。
但是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國，我們更需要的是“從0到1”的原始創新。這才是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根本。
所以，
當然，這個路途很可能道阻且長。
從長遠來看，中華民族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培育起我們的科學文化。
在中國文化裡，很容易把科學和技術相等同。其實這二者有本質的區別：
技術其實是一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事情。
而科學則是含有創造性的，最終是根植於人性自由的維度，
這需要教育界、科學家們，以及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而其中至少存在三大問題，我覺得也必要和大家闡釋清楚。
首先是教育方面，在科學文化的培養上，主要有3大症結：
目前這種死記硬背、單純記憶和服從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加快改革，鄭也夫老師有一句話我覺得講得特別好，他說：“
千里馬必須在自由遼闊的境地中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而拉磨的那些驢、騾子從事的是比較單純的簡單勞動，
鄭老師還有一個預言，他說：“凡是在中國接受過初等教育和大學教育的學生，將來都不可能成為原創性的科學家。
儘管這個說法可能驚悚，但背後折射的問題，我認為是非常嚴重的。
就像我們開玩笑說，
現在，我們的書記和校長中，有很多人按照官場那一套系統來辦學校，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學校應該和文化機構一樣，有一套自己的運作邏輯，但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把文化機構當“官場”來辦，比如校長一般都會有任期，但校長為什麼要有任期的限制呢？
校長是一個特有的文化職業，一個好校長可以幹一輩子，這樣他才能更好的把教育理念持續地貫徹在學校的經營建設之中。
說實話，教育思想的轉變還是比較難的。我們現在的教師隊伍中，有很多人就是在僵化、守舊的教育思想下培養出來的。
現在高教領域向先進教育理念看齊做得還是不錯的，但初等教育還是比較封閉，死角特別多，像最近暴露出來的體罰、兒童自殺等事件，就反映出了我們初等教育的問題，這還只是冰山一角。
比如院士成了學術資源的主要提供和接受方，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焦點。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國家這幾年也在做出改變，像中國自然科學基金這個機構做得就不錯，它有一整套匿名評審機制和同行評價制度。
國家應鼓勵這樣的自我調整，而不應該不聞不問，甚至是打壓，總之，科學家共同體內部要形成一個合理的資源分配機制。
我認為社會上要有一種正確的風氣，不要一窩蜂，好像重視一個科學家，某個領域的科學研究就要有重大的突破，如果科學家失敗了，就覺得這個人有問題或者怎麼樣。
過去我們一談創新，就強調要面向市場、面向科學前沿，而一個好的科學文化還要面向全民，要讓全體公民有科學意識，要在社會上營造一種對創新的容錯和鼓勵氛圍。
在當下，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功利主義，對於創新的氛圍是一種極大的損傷。
從科學的根本來說，一切創造性的發現和研究本質上都是非功利的。
保持一顆超越功利之心才能進入創造的狀態，不能老想著做出來有什麼好處，有什麼用處——
而這一點也是中國的文化比較欠缺的一部分，我們功利文化的傾向實在太重了。
我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學術共同體內部的榮譽頭銜，其實就是人為製造的一種科學界功利系統。
一些發達國家科學的發展中也有榮譽系統的存在，但它是科學共同體自發組織起來的。
打個比方，西方評獎走的不是申報制度，沒聽說需要哪個諾獎得主先填寫一張申請表。
而中國的獎項基本都要事先申報，是求出來的，
而且申報往往還會造成浮誇的風氣，就是自己吹自己，科技界和學術界也有很多例子，一些造假的事件不就是這麼來的嗎？
另外，我們在評獎的時候還要講究地區平衡、行業平衡以及人際關係平衡，長此以往，你獲了獎大家也不會認為你真的達到某個水平，而是歸為平衡的結果。
這裡面往往還存在一些訣竅，以至於有些人就專門玩起了這種獎，比如相互串通，這次你評我，下次我評你，完全起不到什麼激勵的作用了。
顯然，對於科學界的獎勵機制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一有機會我就講，我說評獎這個過程能不能不要讓人申報，這一申報就變了味，我們可以讓專家來提名，然後內部討論，慢慢地讓這個獎形成口碑。
像民間辦的“未來科學大獎”就沒有申報這一說，由同行專家提名，然後專家委員會進行評選，這樣的獎才是一個巨大的榮譽。
而現實卻是，
你做科學不是為了追求真理，你獲得榮譽也不是因為人們認識到了你的真理而向你由衷的致謝，當科學研究變成一個賺錢的生意時，民族還能有什麼希望。
所以，
當然，最根本的還是要培育起人們對真理的熱愛，對宇宙奧秘的好奇，這才是驅動科技創新的源頭所在。
否則，即便某些東西暫時做的還不錯，但從長遠和整體來看，最終還是會落後的，甚至連翻盤的機會都沒有。
那麼，該如何破解這樣一個科學文化上的功利主義的難題呢？
我認為這是一個系統的事情，好像找不到一個可以解開所有問題的關鍵，實際上更多的是一種對全民覺醒的呼籲和呼喚。
從大的方面來看，科技創新問題其實是文化轉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近200年來，中國社會的轉型是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從保守轉向開放，這個轉型是全方位的，但它還沒有完成。
從小的方面來說，我們的科學家、教育界以及每個個體都可以在這場轉型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科學家都不說話，一些人悶聲發大財，一些人憤世嫉俗，這樣肯定不好，很多事情沒有現成的方案，只有讓科學家多發言才會形成比較平衡的態勢，要鼓勵科學家講話。
談到科學文化時，我始終在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影響是長遠的，
目前來看，我們的公立教育機構比較龐大、慣性很大，也難以輕易轉向，這是一個較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把公立教育放在基本部分，讓大家都能夠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然後大力發展私立教育，以此來推動教育思想的轉變，如果教育不放開，我們長遠的科學創新文化將會受到巨大的傷害。
有一個事實需要講清楚，中國的現代化程序是被迫的，不是我們自身文化發展的結果，而是被西方文明裹挾進來的，所以有些事情會讓我們感覺很彆扭。
但我們要理解這個彆扭，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彆扭裡有哪些東西是我們能夠接受的，哪些東西雖然是我們內心不願意接受卻不得不接受的，哪些東西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或者是應該加以避免的，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想，這也是我們今天談論科學文化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