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記者從南京房地產市場獲悉，已有多家售樓處接到相關部門電話通知，要求拆除現有的人臉識別系統，這在全國尚屬首例；同日，繼杭州市富陽區法院宣判之後，“人臉識別第一案”一審原告郭兵寄出了上訴狀。
一段時間以來，由人臉識別技術應用而引起的糾紛、爭論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其實，關於使用人臉識別的條件，立法已有所涉及，如我國網路安全法第41條明確規定：蒐集、使用個人資訊應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
上述三項原則中，合法與正當比較容易把握，但實踐中也很難成為人臉識別技術運用的障礙。特別是在民商、經濟等私法領域，原則上法無禁止即為允許，因此，只要事先公開收集和使用人臉資訊的方式、範圍並徵得個人同意，合法性和正當性就算具備了。與之相比，必要原則就顯得過於抽象和難以把握，實踐中也越來越容易成為爭議的焦點問題。如在“人臉識別第一案”中，法院確認了動物園使用人臉識別不違法，但對於使用的必要性問題並未涉及，而是運用合同變更的相關規定予以處理。現實中，由於立場和利益不同，使用人臉識別技術是否必要，不同人看來恐怕會大相徑庭。因此，對這個標準有必要進一步細化，使其更加易於把握和判斷，這樣，當事人面對類似情況就有所依憑，監管和司法工作也就可以做到更加準確合理了。
應該說，我國立法正在著力解決這個難題。個人資訊保護法草案第13條就對合同領域內的必要性標準進行了明確：處理個人資訊，應為訂立或者履行個人作為一方當事人的合同所必須。換句話說，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只有舍此則合同根本無法訂立和履行時，才算必要。我們可以對照一下售樓中心安裝人臉識別系統的必要性：別說客戶前來考察房源和協商購房事宜，就算是簽訂購房合同，識別人臉都不是必要的吧？更何況你非要安個“戴了口罩也能識別”的系統？就這一問題，有關方面的把握完全正確，通知拆除合情合理。
同時應當看到，人臉識別是新技術，但它要運用的領域大部分還是傳統領域。人臉識別技術產生之前，大量經濟行為和民事活動早已在進行之中，嚴格說並不存在缺之不可的情形。因此，在判斷新技術運用在傳統合同關係中的必要性時，還應當考慮這一技術如果不加運用，是否會極大增加一方當事人的合同成本。很多情況下，新技術的運用的確帶來了便捷，但並非最佳選擇。例如你在北京辦個公交卡，就不必提供個人資訊，既方便又快捷。這種做法，很值得當前急於上架人臉識別的商家們借鑑。
退一步講，即使某些情況下人臉識別既必要又經濟，也應當為合同相對人的不同選擇預留出替代方案。例如，前不久，94歲老人被抬進銀行做人臉識別的事兒，就顯露出科技運用對人缺乏必要的尊重，究其實質還是人對人缺乏尊重。仍以公交為例，就算刷卡技術既方便又成熟，公交車上還是為現金購票者留著一個投幣箱，這是一種人性化處理。須知科技是為人服務的，如果在盈利邏輯和科技進步面前，人們的選擇面不是越來越寬，而是日益生活在必然性之中，這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恐怕會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