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計劃”（TTCSP）日前釋出的《2020年度全球智庫報告》中，中國共有8家智庫再次進入全球頂級智庫的百強榜單，比上年增加一家；智庫數量也由2019年的507家增至2020年的1413家，排名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智庫數量在快速增長，影響力也有所提升，同時，民間智庫表現活躍，有一家已進入“百強榜”。
智庫增生反映國家發展邏輯
中國智庫已經進入“青春期”，這是由中國總體的發展程度、發展態勢決定的。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富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巨大提升，民眾生活水平顯著改善，國家能力壯大，同時問題和挑戰也與成就同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內部治理和處理外部關係的複雜性空前增強，其中很多問題是新問題，不僅自己沒有碰過到，其他國家過去也沒有碰到過，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智慧資源不是現成的，而需要重新認識和創造。
規模越大的國家，複雜程度越高，對知識、思想和制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擁有如此巨大人口規模的國家實現過工業化、城市化和全民社會保障。近代以來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最有效的知識體系，頂多也就處理過3億人口規模國家（即美國）的問題，然而美國今天呈現給世界的，已是不停的內部紛爭，它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制度出了問題，知識供給方面也出了問題。中國今天需要為自己而思考，14億人口規模國家的治理，需要新的知識體系，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無法直接提供的，只能在借鑑一些外部經驗的同時自己動腦筋去創造。中國今天之所以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於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就是要回答一個宏大的問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中國的知識創造也要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提出方案。
民族復興需要有知識體系及知識生產機制的更新。當前中國智庫的“井噴式”發展，有點像百年前美國崛起時刻的樣子。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上半葉，美國無論在知識生產還是知識生產機制上，都發生了正規化變革。突出表現在大學學科體系的重建及以智庫為代表的新型知識生產機構的興起。今天在世界各國大學普遍開設的國際關係理論課程，作為一門學科首先在英國出現，但它被普遍納入大學教學體系卻是在美國，現今流行的兩大國際關係理論：理想主義（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都是在20世紀上半葉成長興盛於美國並傳播到全世界。民間智庫作為一種知識生產機制，也在同一時代大量於美國出現，典型的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外交關係協會及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等，它們在生產知識、傳播知識並影響公共政策上，扮演了前所未見的重要角色。二戰結束後，美國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等新的國際治理體系，為19世紀下半葉以來困擾列強的那些世界性問題提供瞭解決方案。
智庫建設要重視質量和倫理
正如凱恩斯所說，從長遠來看，人類社會大的變化，常常是由人口、技術和經濟的結構性變動產生的。相比二戰剛剛結束之際，當代世界在人口、技術和經濟等重要方面都已舊貌換新顏。中國是這個“新世界”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既是新元素，也是新動能。回應這樣一個新時代，當代中國的智庫發展，既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援，又表現為民間的自生自發創造。一個比較顯眼的變化是，一些民間智庫正在脫穎而出，活躍在經濟、社會和公共外交等各種議題與領域。中國的大學近年來也在大力加強智庫建設，去年新增的那些智庫，大多就是在大學設立的。無論是官方、大學還是民間智庫，都已成為當代中國的知識生產機制中的組成部分，透過組織會議、撰寫報告等各種方式，它們所發出的聲音、提出的建議，有些已轉化為中國各級政府的決策，也成為推動中外交流的一支生力軍。
成規模的智庫建設對中國來說才剛剛上路，真正有深厚知識積累和較強分析預測能力、對世界產生較大影響的智庫數量還不多。如何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如何將智庫成果轉化為政策行為、影響社會，特別是，民間智庫如何在中國發展，這些問題都還有待破解，需要在廣泛吸收國外智庫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同時，在為智庫發展歡欣鼓舞時，為使知識生產真正造福於社會，對國外智庫發展中的一些弊端，我們也應當引以為戒。
比如，當代美國智庫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智庫成為政治權力、資本意志與知識資源三者的“接合部”，鞏固的是精英階層的利益。里根時期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曾指出，現在的華盛頓已經不似以前由政府官員運作，而是被各種遊說團體和智庫控制，由金錢操控，白宮正變成一個財閥政治中心。美國的智庫大多是由大公司出錢資助建立和維持日常執行，超級富豪們“既不喜歡政府，也不喜歡交稅”，如果智庫僅僅反映商業精英的意願且能深刻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當代美國政治重新陷入一些美國學者所說的“階級政治”覆轍也就不足為奇。以往美國在政府、大公司與智庫之間的“旋轉門”機制曾被人津津樂道，殊不知這在最近幾十年來，也逐漸成為美國各強勢精英集團間的利益加持機制。智庫是為公共福祉的願景而生，如何保證在長期演化中仍能保證知識與建言的公共性，這也是中國智庫發展需要探索的問題。（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