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紛呈的北京冬奧會已經圓滿落幕。比賽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但一些西方媒體在報道時，常與人權話題掛鉤。然而，北京冬奧會給大多數運動員留下美好的記憶。冬奧會的組織者、防疫工作者和志願者們，為這次體育盛會付出大量心血，贏得多方肯定與讚揚。這些真摯且充滿人情味的互動，在TIKTOK等短影片平臺上經常可以得到佐證，從而構成與一些西方主流媒體敘事不相容的一個平行的資訊世界。
這再次表明，依靠群眾的力量進行誠摯的民間交流，能夠有效對沖反華資訊造成的負面影響。據我瞭解，很多德國青年和我一樣，很少看德國的電視或紙媒，短影片等新媒體是我們獲取資訊的主要方式。我們更熱衷於到世界各地親身體驗當地的真實狀況，而不是拿著別人的二手資料來書寫自己的人生。我想，新媒體傳播平臺或許可以成為打破西方對華輿論“圍城”的主方向。
我在推特上駁斥過不少對中國的汙衊，在這一過程中，我感覺到，與西方反華輿論進行正面對抗，中國輿論界還存在三個明顯短板。
其一，在西方社會，中國可以發聲的渠道太少。它們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擠壓中國人和對華友好人士的表達權利。因為傳播真實的中國形象，我招來德國《世界報》的誹謗。在我將其訴諸法庭並且勝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僱主會透過搜尋引擎瞭解我在網際網路上的活動，他們大多不願僱一個深度牽扯到中美衝突的員工。同時，我對中國的維護，讓一些偏見極深的德國人覺得是一種冒犯。這些非常荒唐的現象在德國是真實存在的。這也難怪有人對我說，輿論控制是美國應對中國崛起的最後一道屏障。
其二，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普遍。太多從冷戰時期走過來的德國人在用德國和歐洲的歷史經驗看待中國，這一認知偏差帶來的偏見早已上升到政治信仰的高度。有時候我自己都難以判斷，究竟是因為一些西方媒體抹黑中國而產生部分西方民眾對中國的偏見，還是反華媒體本就是因為迎合民眾的固有對華偏見而生。不過，那些對華偏見極深的人大多缺乏對世界的好奇心，並且充滿在我看來十分可笑的價值觀自戀。
其三，一些西方輿論習慣性指責中國那些對外發聲的主體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這一貶義的描述，是一種對中國海外聲音具有殺傷力的指控。推特上為中國發聲的一些媒體和人士，會被標籤上政府官方的身份，目的就是為了讓讀者將其視為“政治宣傳”。不少被矇蔽的西方讀者會將“政治宣傳”等同於“虛假資訊”，從而拒絕認真對待。
基於這些原因，將破除西方反華輿論“圍城”的重點放在加強民間對話上，是一種合理的策略。民間交流是一項具有高度策略性和技巧性的活動。中國民間對外國的瞭解仍然相對偏少，因此進行中外對話首先需要認識到在人的層面上彼此差異很小，進而構建共情的心理，以使自己闡述的事實順利送達對方。我活躍在社交媒體上，相對熟悉那些西方人怎麼看待中國，因而在表達對華看法時，不會使用羞辱西方社會和價值觀的口吻。這是一個重要的中外交流策略。
還需要提醒的是，將西方視為一個對華抱有敵意的整體是錯誤的。舉個例子，在中國網際網路上，似乎很多人把德國綠黨看成是一個對華充滿惡意的組織。事實卻是，德國每個政黨裡都有對華友好的人士。比如我的朋友Juergen Kurz，他是綠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一直以來都在黨內外奔走促進中德友好，傳遞中國真相。當然，中國主流媒體和外交人員十分注重將西方反華勢力和廣大民眾區分開來，但不少普通網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不同。
展示真實中國，最終還是要透過每個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具體互動來實現。面對疫情過後開啟大門湧入的外國人，相互都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相處。因為每發生一次惡劣的溝通，都可能使西方媒體上多一個現身說法證實那些媒體謊言的人。這種情況，在德國發生過很多次了。（作者是德國女大學生，本文由馮玉銘翻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