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高調進場，有的黯然退出：中國足球大洗牌背後的城市競逐
上海灘足壇大佬范志毅曾說過：用不懈的鬥志，成為城市的楷模。他還記得，1995年申花隊為上海奪得全國冠軍後，足球頓時成了整個城市快樂的源泉。
反過來，這也是為什麼，今年3月蘇寧撤資江蘇足球，且沒有做好過渡交接工作，球隊迎來實質解散後，大量江蘇球迷為之黯然神傷。
近年來，中國職業足球迎來了一輪又一輪洗牌，有的高調進場，有的黯然退出。這背後，無不折射出職業足球之於城市的象徵意義，以及各個城市對於職業足球不同的理解和思考。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注意到，總體來看，職業足球依然是屬於那些經濟發達城市的優先選項，中超球隊依然大量集中於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
但今年以來，隨著中國足球新政的出臺，新一輪洗牌過後，河南洛陽、河北滄州等二三線城市也得以入局，迎來了透過足球提升城市形象、打出城市名片的機會。
江蘇憾失“江蘇隊”
江蘇隊，戛然而止。
2月28日，江蘇足球俱樂部發出一紙公告，由於各種無法控制的要素疊加，俱樂部無法保障繼續征戰賽場，即日起停止運營。
到了3月下旬，中國足協正式公佈的新賽季准入名單中沒有江蘇隊，這意味著，這支發軔於1958年，起步於1994年的中國老牌職業俱樂部走向了實質性解散。
公開資料顯示，江蘇足球俱樂部此前由江蘇國企國信集團投資運營，2015年轉手民企蘇寧集團。球迷們指責稱，蘇寧此番在沒有找好接盤者的情況下停運俱樂部，這是對江蘇隊和江蘇球迷的不負責任。
蘇寧甩手引發的震盪甚至“出圈”了。
4月4日晚，著名主持人孟非在微博上曬出和球員周雲以及主持人黃健翔的合照，稱“兩個江蘇球迷請江蘇足球的英雄周雲吃飯，三十歲就退役，這酒喝得不是滋味。”
周雲系江蘇本土球員，此前在江蘇隊效力十餘年。江蘇隊停止運營後，周雲心灰意冷中選擇了退役，儘管他還處在球員的黃金年齡。
前央視名嘴黃健翔是江蘇人，孟非雖出生地是重慶，但也是長期在江蘇工作生活的“新江蘇人”。不難發現，球迷對於俱樂部的感情往往是一種基於地域性的自發行為。
江蘇隊去年首次奪得中國足球頂級聯賽冠軍之後，江蘇省人民政府也向俱樂部發出賀信，稱讚俱樂部“為江蘇人民贏得了榮譽、增添了光彩”。
江蘇隊早年徘徊於低谷時，就像家裡孩子成績總上不去一樣，也是備受江蘇人民牽掛。據揚子晚報網報道，2007年底，時任江蘇省委主要領導到新華日報和揚子晚報視察時，提出了一個令江蘇球迷非常關注的話題：江蘇足球為什麼遲遲衝不上中超聯賽？報道稱，省委領導的關心，令人大受鼓舞。
但如今，由於種種原因，經濟大省江蘇將暫別“江蘇隊”這一招牌。
據《體壇週報》報道，江蘇俱樂部停止運營後，由於俱樂部負債累累，儘管有企業願意出手相救，但最終還是因債務問題無法達成一致。
職業足球俱樂部，經濟發達城市優先配置
事實上，江蘇隊淪落至斯，除了感慨於奪冠後三個月就停運，也覺得不可思議：江蘇這個經濟大省，似乎不該養不起一支足球隊。
畢竟，高水平職業足球俱樂部往往是經濟發達城市的“專屬”。尤其是前幾年，各路資本紛紛入局足球，各傢俱樂部開啟“軍備競賽”。
就比如蘇寧，2016年初，作為江蘇本土民企的佼佼者，蘇寧入主江蘇隊後僅兩個月，便豪擲超7億元引進大牌球星。巴西前鋒特謝拉轉會費5億元左右，將中國足壇轉會費紀錄大幅重新整理。
此外，廣州隊的投資方恆大集團，河北隊的投資方華夏幸福等等，過去幾年也都在不遺餘力地砸錢引進大牌球員。
如此“燒錢”，對於缺乏一定財力和巨頭企業的二三線城市來說，往往只能望而卻步。
資料顯示，2016賽季中超聯賽的16支隊伍中，有8支，也就是半數，來自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這三大城市群。
到了“軍備競賽”達到頂峰的2019賽季，三大城市群的球隊有多達11支，剩下的5支也要麼來自省會城市，要麼來自副省級城市（大連）。
與之相對應的是，來自東北、貴州等地的球隊，由於投資方財力相對有限，引援力度跟不上那些瘋狂“燒錢”的球隊，紛紛從中超聯賽中降級。
英國體育經濟學家西蒙•庫珀在《足球經濟學》一書中寫道，歐洲足球之所以強大，原因之一就是歐洲一直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區，有供養職業足球的經濟基礎，也有生長職業足球的社群土壤。
這一理論在中國不斷得到印證。2018年底，“最強縣級市”江蘇崑山入局職業足球，成立了由崑山國資控股的崑山足球俱樂部。
資料顯示，儘管是縣級市，崑山地區生產總值已突破4000億元。有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崑山開始關注公共服務品的建設以及城市品牌的塑造。崑山俱樂部目前依然是國內少有的縣級市職業俱樂部。
中性名+限薪，二三線城市迎來機會
不過，隨著中國足協“限薪令”和中性名政策的施行，中國足壇迎來了又一次洗牌，這讓二三線城市看到了機會。
所謂限薪，即對俱樂部球員的年薪劃定了上限，這能夠有效制止各俱樂部以明顯超出正常範圍的價格高價引進外援，搞“軍備競賽”，引導俱樂部理性投資。
“中性名”政策，則是強制要求各個俱樂部的名稱中不得帶有投資方企業的名字，而是更加突出城市文化和特色，以符合國際慣例。比如天津泰達更名為天津津門虎，雲南昆陸更名為昆明鄭和船工，等等。
這無疑給試圖透過投資俱樂部直接產生廣告效應的企業，潑了一盆冷水。但同時，也為有意透過足球俱樂部宣傳城市形象的地方政府提供了機會。
一方面，企業投資足球的動力在“中性名”政策下多少有所降低，於是更歡迎新的投資方加入，減少投資壓力。另一方面，限薪政策又顯著降低了俱樂部的投資成本，也減少了非理性投資帶來的風險，這讓地方政府開始變得有興趣起來，而且也不再侷限於那些財政收入超強的經濟發達城市。
比如河南“第二城”洛陽。
中國足球新政出臺後，河南建業俱樂部面臨更名，需去除企業名“建業”二字，建業集團也有意最佳化俱樂部股權結構，緩解集團的投資壓力。隨後，洛陽市政府及時入局，最終促成河南俱樂部主場落戶洛陽，球隊一度也更名為洛陽龍門，後由於河南球迷強烈反對，改為河南嵩山龍門。雖不再有洛陽二字，但還是融入了洛陽地標景點龍門石窟的元素。
據洛陽網報道，洛陽市體育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打好足球這張牌，對於宣傳和展示洛陽城市形象，意義重大。
還有河北“第四城”滄州，將原石家莊永昌俱樂部運作至滄州落戶，並更名為滄州雄獅（滄州別稱“獅城”）。
據滄州市政府官網，今年1月30日，滄州建投與永昌地產集團正式簽約，滄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雙雙出席簽約儀式。
報道稱，雙方正式合作後，將共同以足球名片提升滄州城市形象，充實民眾文化生活，推動區域產業升級，以體育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經濟發展，增強滄州競爭力與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