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西安9月25日電題：全運觀察：“業餘選手”奪冠之後
——全運會小眾專案中的社會力量（上）
新華社記者
“業餘選手”奪冠！在第十四屆全運會的山地腳踏車賽場，貴州輪跡腳踏車運動俱樂部的米久江戰勝衛冕冠軍呂先景奪得男子越野賽金牌，這讓人們將目光投向這項小眾運動的同時，也不禁開始暢想：社會力量辦體育已到了收穫成果的時候？這一樣本是否能夠在其他專案上覆制？在諸多從民間走向競技舞臺的新興、小眾專案上，社會力量是否可以發揮更大作用？
（小標題）解剖“輪跡”樣本
記者查閱本屆全運會秩序冊發現，除輪跡俱樂部外，還有Feng Racing、羚銳製藥等車隊，以及以個人身份參賽的運動員。
米久江的教練、輪跡俱樂部負責人陸正虎介紹：“自上屆全運會開始，國家體育總局已經允許社會俱樂部和個人參加全運會山地腳踏車專案。”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山地腳踏車專案的優秀運動員有一大部分集中在各職業俱樂部。
“叫我們業餘隊其實不準確，可能應該叫職業俱樂部。”陸正虎說，“我們的訓練、保障，都是參照專業隊進行的，除了科研差一些。”他說，像俱樂部此次拿到季軍的大學生陳科宇，冬訓最多一天要騎行200公里，七八個小時不停。米久江則是從2016年開始便全身心投入訓練比賽。
俱樂部車隊能在訓練專業性上有保證，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腳踏車專案的市場化程度較高。
“腳踏車運動在我國普及度廣，我們運動員的比賽機會比體制內的專業運動員還要多。疫情之前，商業賽事一週在全國各地能有五六場，隊員還得挑著去。”陸正虎說，“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養活’高水平選手，因為俱樂部結餘資金較少，運動員的收入還是依賴賽事獎金。”
此次全運會上，輪跡俱樂部被納入貴州省代表團進行保障。這是因為俱樂部和貴州省體育局2018年就簽訂了聯合組隊協議。體育局保障俱樂部外出參賽、訓練的食住行等基本經費和部分器材費用，俱樂部負責主抓訓練。
這份協議規定，俱樂部培養的運動員可以選擇留在俱樂部，也可以選擇去專業隊；已有五人做出了選擇，他們仍在俱樂部訓練。
不過，在身份上，俱樂部車手和省區市代表團運動員還是存在區別。
在我國，運動員每年都要在國家體育總局的系統內完成註冊工作，這關係到運動員的身份歸屬認定，關係到國家隊運動員輸送單位認定，也直接關係到俱樂部這樣的社會力量能否獨立組隊參加全運會。根據《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運動員代表資格規定》，“院校、俱樂部的註冊運動員可以透過雙重註冊的形式代表省、自治區、直轄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行業體協參加十四運會”。而輪跡的車手們只在俱樂部名下進行了註冊。對此，省體育局並沒有表示異議。
“如果註冊在省隊名下，他們就參加不了商業賽事了，商業賽事一般要求是‘業餘選手’，或者專業運動員退役滿兩年後才能參加。”陸正虎介紹。也是由於米、陳二人只在俱樂部名下注冊過，出現在全運會上的便是“貴州輪跡腳踏車運動俱樂部”，而非“貴州隊”。
“但我們也不同於本屆全運會中其他俱樂部或者個人，我們還是屬於貴州代表團。”陸正虎強調說。
（小標題）俱樂部與全運會：能不能上誰說了算？
俱樂部隊伍成功“打卡”全運會，更像是由山地腳踏車專案市場發育程度、體制內外隊伍競技水平、俱樂部與主管部門意願和特定的運動員註冊規則促成的一例個案，在其他一些新興專案中似乎沒有被複制。而影響俱樂部能否出現在全運會舞臺上的，有以上幾個變數，也有專案從業者、管理者對全運會性質界定的因素。
本屆全運會秩序冊上，除了山地腳踏車、鐵人三項和棒球之外，其他競賽專案運動員中未再見到直接代表俱樂部、高校，或以個人名義參賽的選手。事實上，攀巖、滑板等新興專案中，不乏出身“草根”的運動員。
一名全運會組委會官員對記者透露，直接影響俱樂部名字能不能出現在全運會上的是註冊制度。
“十四運會的規定是，如果運動員不能在俱樂部名下注冊，那麼他（她）就不能代表俱樂部參加全運會。”他說，能否註冊的決定權在各省級體育主管部門。
“每個省（區市），或者火車頭這樣的行業體協，只有一個註冊賬號，由省（區市）體育局管理。省隊的運動員就直接註冊上去了，有一些隊伍採取省隊俱樂部合辦的形式，如果體育局同意的話，是可以以俱樂部的形式註冊的。”
根據這位不願具名人士透露，各省（區市）決定是否同意俱樂部註冊的考慮因素，包括俱樂部是否專業實力夠強、是否能夠透過市場養活自己，也包括與省裡的合作關係是否密切。
“男足就有很多用本省職業俱樂部梯隊參加全運會的例子，省裡也自然會給這些俱樂部註冊權，並且是雙重註冊，這是合作緊密，並且俱樂部專業實力和運營能力都相對成熟的例子。”
而一些新興專案的俱樂部，有些仍停留在“愛好者俱樂部”的階段，即愛好者來俱樂部裡玩一玩；業內沒有成體系的商業賽事支撐運動員維持生計和高質量的訓練，“這樣的俱樂部和行業生態，可能省級的體育管理部門是不信任它能持續培養高水平人才的”。
比如，攀巖界的多名人士都認同，雖然在中國最早從事和推廣攀巖運動的是高校和社會力量，但目前中國攀巖的職業化程度仍不高。中國攀巖在速度專案上取得的成績，也是在攀巖被確認入奧、專案被納入舉國體制保障體系、國家體育總局啟動了跨界跨項並與各地共建國訓隊之後取得的。而在人才培養週期更長的難度、攀石等專案上，從俱樂部成長起來的潘愚非、張悅彤等國內名將，雖然能在全運會上摘金，但在國際賽場上的競爭力仍然不夠。
小輪車專案的發展也印證了這一點。山東小輪車隊主教練朱延介紹，2017年全運會時，該專案才允許社會俱樂部參賽。但由於國內的小輪車場地大多集中在專業隊的訓練中心，不像國外作為社群的公共設施存在，更少有市場化的賽事舉辦，因此專案普及率不高，少有社會俱樂部選手能達到全運會參賽標準。
記者詢問了幾家向省級隊輸送隊員的攀巖俱樂部負責人，他們均表示，在自己的認知裡，全運會就應該以省（區市）隊為單位參加。一名俱樂部負責人還說：“有的專案，運動員以什麼身份參賽區別不大。專案社會化程度高，各省隊選材還是得從俱樂部裡來，而且高水平的教練員有一大部分目前暫時都還在俱樂部，雙方形成共建機制，最後覆蓋的還是同一批運動員。”
而本屆全運會滑板競賽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也表示，隨著滑板入奧併成為全運會正式競賽專案，俱樂部選手在競技舞臺上可能會慢慢變成“陪跑”的角色，俱樂部入全運會意義不大。
“滑板的街頭氣質不會變，產業鏈條也可以很長，俱樂部是這個生態裡非常重要的單位。但從競技角度而言，全運會畢竟是全國競技體育比拼的最高舞臺。”他說。（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