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自述：1995年，我是在怎樣的心情下回國任教的？
郎平，中國女排裡的傳奇人物，力挽狂瀾將國家女排隊從世界排名第八帶到奪冠。
那麼在1995年，郎平究竟是在怎樣的心情下回國任教的呢？
這一切，都要從郎平的自述中尋找答案。
1994年11月，郎平帶八佰伴世界明星隊在香港打完最後一場比賽。
正準備回美國之際，接到了中國排協的電話。
電話裡，中國排協讓郎平先回北京一趟，說是有事相商。對於這個電話，郎平心中是有數的。
1993年和1994年這個階段，是中國女排隊伍最困難的階段。
自從輸給韓國隊後，中國女排計程車氣便一瀉千里，整個隊伍都一蹶不振，導致1994年世界錦標賽結束，中國女排在世界上排名僅僅第八。
那時的郎平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時刻關注中國女排情況的她，被這個排名嚇了一跳，整個人瞬間就不好了，一整天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這不是女排原有的水平，中國女排不至於打這個成績”，郎平心想。
但是排名是真實的，郎平只得接受。
郎平知道，早在巴塞羅那運動會時，女排隊員們計程車氣就出現了問題。
1991年，郎平剛生下女兒白浪正在美國坐月子。美國電視臺不轉播中國女排比賽實況，郎平急地坐立不安，只能苦苦等待結果。
望眼欲穿換來的不是捷報，而是一個個的壞訊息：中國女排在小組賽中輸給荷蘭隊，無望奪魁；巫丹吃的中草藥被國際排聯誤認為是興奮劑……
接二連三的問題，令中國女排計程車氣嚴重受挫。而體育競技，尤其是團體體育競技，比的就是士氣。
早在奧運會比賽開始前，為了給女排們鼓勁兒，已經有八個多月身孕的郎平還曾專程坐12個小時的車，前往美國聖地亞哥去探望女排的姑娘們。
想起這些，月子中的郎平坐不住了，幾經折騰終於撥通了國際長途，找到了張蓉芳仔，細地詢問事情的原委。
張蓉芳知道郎平難過，但還是一五一十的確認了郎平的種種疑惑。
郎平難過極了，這是誰都不願看到的結果。
情緒稍作平復，郎平第一時間撥通了遠在北京的父親的電話，拜託父親一定要代自己前去看望、安慰女排姑娘們，告訴女排姑娘們，自己永遠支援她們，不要氣餒，來日方長！
然而，中國女排計程車氣仍舊沒能恢復起來。1994年年底，女排中的老隊員們接二連三地辭職，隊長賴亞文雖心有不甘，但仍舊提起了筆，信中賴亞文難掩悲傷情緒。
談論辭職信時，賴亞文仍舊激動：“我從12歲就開始練習排球，打了整整12年，沒想到落得‘世界第八’的結局。現在是中國女排隊伍情況最糟糕的時候，如果不換教練，中國女排肯定起不來了，儘管很不甘心，但是我也不想幹了。我才24歲，原本還可以再好好打幾年的。”
停頓了好一會，賴亞文又接著說：“1995年初，國內各大媒體爭相釋出訊息，說要換教練，郎平有可能參加主教練的競選，我的心中一下就燃起了希望，要是郎平回來帶隊，女排就有救了。”
“要是郎平回來帶隊，女排就有救了”，沒錯，中國排協也是這麼想的。
他們撥通了郎平的電話，待郎平到達北京後，與郎平做了一次長談
談話中，袁偉民直接開門見山：“中國女排最缺乏的是教練的凝聚力，離亞特蘭大奧運會只剩一年半的時間，不容許我們慢慢來了，你能不能考慮回國執教？”
郎平沉默了，這意料之外的請求令她一時間不知該如何回答。
她知道袁偉民一向不求人，但是將中國女排拽出低谷這份重擔，這份信任，太重太重，郎平不敢輕易作出承諾。
況且這時候，郎平的婚姻出現問題，正在處理離婚事宜。
離婚之事，郎平不想過多的人為自己擔心，所以只告訴了媽媽和好友勞爾。
八年前，郎平兩手空空前往美國打拼，參加了許多比賽，膝蓋做了三次手術才好不容易有了大房子、綠卡、車子、事業、家庭和女兒。
如今兩人感情破裂，所有當初努力合二為一的，都要再次重新一分為二，甚至連女兒浪浪都不例外。
這種撕裂的血淋淋的痛，是無法言說的。
那個時期，郎平身心俱疲，不僅要處理好工作，還要做離婚後的安排，整個人時時刻刻都處於煎熬中。
婚姻裡，郎平一直努力做個賢妻良母，可結局還是事與願違。
郎平說：“生活實在不是一個簡單對錯所能夠概括的，你盡力了，也未必能使生活美滿如意，這比打球難多了”。
離婚是已經決定好的事，只剩下手續和其他相關，沒了婚姻，郎平在美國還有蒸蒸日上的事業和幾分不錯的薪水。
但是，一旦決定接受回國執教的邀請，郎平就要放下八年來在美國得到的一切，重新開始。
實際的困難和祖國的邀請，令郎平舉棋不定，心情翻江倒海。
美國這邊，郎平除了在墨西哥大學當助教，跟八佰伴世界明星隊的合同還未完全徹底解除，另外還有其他的幾個工作合同，如果選擇回國執教，這些都是要一一處理的事。
私自單方面解除合同，所要賠償的違約金是天價的。
離婚協議裡，車子、房子、院子等郎平都給了前夫，自己除了女兒什麼都沒要。
幾乎淨身離開的郎平是無力支付高昂的違約金的，何況離婚所帶給女兒浪浪在生活上的影響，讓郎平感到愧疚。
作為一個母親，她深深感到對女兒的虧欠，而虧欠，也使郎平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但是那時候，郎平幾乎都沒有過多地考慮過這些，也沒有考慮過回國後的待遇。
接到袁偉民邀請後，郎平滿腦子只有一個問題：我行不行？這個挑戰我究竟要不要接？
那段時間，郎平一直和中國體委保持著頻繁的聯絡，國事、家事，郎平都想處理好，可是偏偏又都不知所措。
郎平知道，回國執教沒有那麼簡單，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變故，說是一年半，可一旦回國又怎麼可能只有一年半？這不是出門旅行，說走就走，說回就回。
郎平糾結時，她的美國好友勞爾結合郎平的實際情況，為郎平作出了深入分析。
勞爾說：“你在國家隊這麼多年，乾的那麼苦，壓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況那麼好，孩子那麼小，你怎麼能回去呢？你應該安下心，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可以開始新的生活，重回建立新的家庭，再說你還有那麼多的合同，這樣大的犧牲值得嗎？”
這些利弊得失，郎平全都想過，可是邀請郎平的，是她深愛的祖國母親。
宛如一個常年在外的遊子，遇到困難的母親遠隔重洋打電話來請求幫助，孩子能無動於衷、心平如鏡嗎?
1995年初，中國排協正式釋出更換教練檔案，郎平的電話被打的次數更多了。
球類司司長給郎平發去電傳，其中的一句話讓郎平徹底破防，那句話是這樣的：“郎平，祖國真的需要你！”
郎平哽咽了，作為一箇中國人，郎平同每個國人一樣深深地愛著自己的祖國。
她能扛得住失去所有，卻唯獨扛不住來自祖國的一聲：“祖國需要你！”
郎平不再猶豫、擔憂、彷徨、迷茫，她知道，女排在國人心裡有著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
尤其是1981年起取得五連冠後，“女排精神”更是滲透了祖國的角角落落，所有人都在傳頌著“女排精神”，“女排精神”整整激勵了一代中國人。
如今，女排遭遇困難陷入低谷，國家肯把這個重任交給自己，那是對自己的託付與信任。
如果能把女排帶出低谷，不僅是對自身價值的挑戰，也是報效祖國的最好機會。
自傳中，郎平說：“我也反反覆覆考慮，也許，正因為沒有了家庭，心裡空出一大塊，才需要有東西填補；也許正因為女兒還小，不懂事，我還可以抓緊時間幹兩年。為了國家，為了對得起託付和信任，個人做出點犧牲又算什麼。”
回國！回去力挽狂瀾！郎平終於做出了最終的決定。
郎平決定回國執教的訊息如一枚橫空而出的炸彈，炸出了國內幾乎所有的媒體。
一時間，街頭巷尾，大大小小的報紙爭相報道。
美國那邊也引起了不小騷動，墨西哥大學排球隊的隊員們為郎平開了歡送會，送給了郎平一套合體的運動服。
一個經常給郎平送烤菠蘿乾的球迷老媽媽，還專程去郎平家給郎平送了一大包菠蘿乾。
那是郎平在美國最喜歡吃的零食，平日裡在墨西哥大學排球隊當助教時，郎平經常吃老媽媽的菠蘿乾。
朋友、球迷，郎平道別了一次又一次。
剛租的房子肯定是要退了，這個比較好辦，付清罰金就可以；綠卡直接找美國移民局就好了，也不是很難辦。
最難辦的，是美國墨西哥大學和其他幾個合作合同問題，這筆違約金數目太大，郎平一時間想不出很好的辦法。
她並不準備讓中國體委和排協來承擔這筆錢，一來體委和排協也不富裕，二來這會在國內造成相當大的輿論，郎平不想這樣。
但是問題總要解決，就在郎平一籌莫展不知道去哪裡弄這筆錢的時候，一向支援體育事業、在80年代深受“女排精神”影響的中國企業家——朱樹豪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朱樹豪主動找到了袁偉民表示：願意幫助郎平解決回國執教的困難。
不僅如此，朱樹豪還讓其在美國的律師專門找到了郎平，與郎平的律師一起，處理完了合同問題。
一切準備就緒，戰士只待啟航。收拾完東西后，郎平發現，辛辛苦苦奮鬥了十多年，到頭來，自己只剩下兩個箱子和女兒。
想起女兒，郎平心如刀割，她想去香港看看女兒，可是郎平不敢，馬上就要回國打一場硬仗，而這場硬仗，是沒有退路的。
她必須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剋制住自己的感情。
“把感情封閉一段時間”，郎平對自己說。
1995年2月14日，郎平上了飛機，為了不得到過度關注，郎平只告訴了自己的好友勞爾。
那天正是情人節，勞爾送了郎平一大捧紅玫瑰，承諾1996年奧運會會去看郎平。
飛機上，郎平看著窗外的雲朵，聞著玫瑰花香，突然覺得很孤獨，眼淚不由自主流下來，滴進玫瑰裡。
情緒平復後，郎平深吸一口氣，在飛機上做起了訓練計劃。
早在答應回國時，國內排協就將關於奧運會的一些重要資料傳給她，眼下，郎平腦子裡回憶著資料，開始做賽前的大致安排。
寫著寫著郎平停下了筆，突然覺得自己很大膽：郎平，你膽子夠大的，回去接這樣一支隊伍，你哪來的勇氣！
郎平想著，隨即又搖搖頭：我沒有衝動，我是三思而後行的。
早在2月初，郎平便給排協詳細寫了一份關於如何執教、如何將女排隊帶出低谷的書面報告。
報告中分別從心態調整、訓練內容等方面詳細闡述了郎平自己的想法，想起那份報告，郎平心中安定了不少。
十個小時的行程很快結束，上飛機前，郎平跟自己北京的幾個朋友透過電話，特意囑咐千萬不要去接機，也不要搞出任何大陣仗。
“我不願意興師動眾，不想把風聲搞得那麼大，我希望大家把我回國執教的事看的平常一些，就是工作，像所有的人一樣，為國家盡力而已。”
郎平在自傳中寫道。
然而郎平忽略了國內記者的熱忱、能力和彪悍程度。她回國的時間和班機早已被記者們調查得一清二楚，飛機場外，數百名記者早已等待多時。
央視記者直接扛著攝像機、打起照明燈等在機場，郎平的回家，註定不會如她所願般平靜。
果不其然，一下飛機，郎平便被閃光燈晃花了眼，暈機讓她搞不清狀況。
等看到機場人山人海，郎平的第一反應是：是哪個貴賓來中國了嗎？郎平邊想，還邊頻頻回首往身後看。
記者們不知道郎平的想法，一擁而上，舉著話筒轟炸般對郎平提問。
郎平被擠得東倒西歪，完全沒辦法回答記者們的任何問題，機場方面終於找來了保安，架著郎平迅速離開了現場。
當喧囂歸於平靜，郎平終於反應過來：她到家了！呼吸著祖國的空氣，郎平心情格外好，她很快接受了各地媒體的採訪。
採訪中，面對記者的提問，郎平極其懇切地對記者們說了一句話：我不是神，大家給我機會，也要給我時間。
是的，“鐵榔頭”郎平不是神，只是個人，還是個女人。
在一群男教練中間，郎平顯得格外突兀顯眼，而就是這個女人，要代表國人、帶領中國女排，與世界級的男教練、強隊抗衡。
中國人民是很能理解郎平的，很快許多報紙就刊登出了十分暖心的文章，文章真情實意，滿滿的都是對郎平的理解與祝福。
一位賣西瓜的大嫂，看到文章，三伏天用板車拉著自己剛摘下來並且精心挑選的西瓜，走一二十里路，送到郎平所在的體育館給郎平打氣。
柳州市委聽說女排經濟困難，立馬組織國內企業捐款，國內企業紛紛慷慨解囊，很快就籌到了將近一百萬的訓練經費；老總李東昇輾轉找到郎平，為女排成立了“郎平基金會”。社會各界的理解與心意，感動的郎平不知如何是好。
為了讓女排姑娘們得知這些募捐來得多麼不容易、心意多麼貴重，郎平帶領女排姑娘們參觀了李東昇集團的生產線。
郎平動情的對女排姑娘們說：“不要把來自社會各界的幫助當做理所當然，湊足這些募捐款，工人們要生產、賣出多少臺電視，這每一分一毛都是他們的血汗。”
郎平跟女排姑娘們下狠心了：不幹也得幹！還要好好幹！玩命地幹！
郎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絕了各大媒體記者隔三差五的採訪。
郎平說：“工作還沒開始，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我倒希望記者們少寫我、少關注我，等女排輸球了，我倒希望他們多關心、多鼓勵；如果女排贏球了，也不要把我們吹到天花板，太高了，容易摔下來。實事求是是吧，不要一會高，一會低，保持恆溫。不要炒作我，也不要捧我。我是中國人，我只是把自己這些年在國外學到的、看到的帶回自己的祖國。”
沒有豪言壯語，只有臥薪嚐膽。
郎平帶著女排的姑娘們開始了艱難刻苦的訓練，她把女排姑娘們稱作“12根筷子”：
“筷子牢牢捆綁在一起，就不容易折斷了嘛”，郎平說。
1996年，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國女排在被各國記者不看好下，闖進了決賽，奪得亞軍。
這是一次極大的突破，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郎平和女排姑娘們克服重重障礙，取得了如此優異的成績，重新回到了世界強隊的佇列，這是國人們的驕傲。
中國人民沒有因為郎平沒有能夠帶領中國女排奪冠而指責郎平，大家都知道中國女排姑娘們經歷了什麼。
“亞軍”已經是很好的成績，宛如一名優等生，遭受嚴重心理創傷後成績下滑至倒數，隨即又在極短的時間內重新突破、調整自己將成績一躍提升到年級第二。
世上雖無感同身受，但是其中的辛酸苦難，稍微想想，就知道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奧運會結束後，郎平被評為“世界最佳教練員”。
隨後的日子裡，郎平帶領中國女排所向披靡，於2015年、2016年、2019年榮獲三次世界冠軍。2021年9月，郎平卸任中國女排教練。
如今的郎平，終於可以享受稍微清閒點的生活。
微博上，她時不時就會跟球迷們分享自己的日常：談論健康、談論手錶、談論神州十三號。
從1995到2021,當初的一年半變成了26年，這26年裡，郎平沒有讓祖國同胞失望，也沒有辜負自己。
她用汗水和時間向世界證明了郎平可以、中國女排可以。雖然郎平已經卸任，但是她為中國體壇、中國女排作出的貢獻，我們將會永遠銘記在心
參考文獻：《郎平自傳：激情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