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月初至今，已陸續有二十多支分別來自中國四個級別聯賽的俱樂部確定退出並解散。最新傳出訊息的是拉薩城投，他們本週二正式宣佈解散。
這無疑是中國足球開展職業化以來最凌冽也是最讓人頭腦清醒的一個春天。那些漫無目的的鉅額投資、混亂無序的經營理念、抱著投機心態作出的一系列業餘操作，在多年的累積疊加後，最終導致了這些俱樂部的崩盤。突發的疫情是一個因素，但它可能只是起了導火索的作用，根源問題在於那些俱樂部早已周身沉痾痼疾，積重難返。
球隊的解散，引發了多米諾骨牌式連環效應。一隊和梯隊逾千名球員面臨待業在家、無球可踢的局面，他們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一定是去其他俱樂部尋求上崗機會，這就可能擠壓他隊球員的生存空間，從而迫使一些老隊員過早退役，或是年輕球員得不到應有的發展空間。
在寫這篇文章前，我們先後聯絡了多名遭遇球隊解散的球員，絕大多數都以正在討薪扯皮、準備起訴以及試訓期間怕說錯話留不了隊為由婉拒了採訪。當華麗表象褪去後，我們無意中發現球員這份職業的一些真相——在動輒百萬、千萬年薪的背後，是進退、沉浮全不由己的無奈。在這裡，前浪和後浪的界限模糊了，他們都被共同的命運推擠著往前趕。
這些球員中大部分還沒有找到下家，而即便是幸運再上崗的球員也發現自己的人生已被徹底改變了：他們變得謹慎和忐忑，多疑並且不再輕易相信承諾。
還有一些夢想也不可避免地失落了。
“現在大家找球隊，第一條標準，這隊只要能按時發錢就可以了。”如今正在武漢三鎮俱樂部試訓的熊飛在電話裡說，“錢多錢少都不計較了，按時拿到錢，大家就謝天謝地了。”這樣的聲音，正在天南地北的俱樂部裡被一再重複。前些日子，因為華南虎解散而再就業的門將邱盛炯在去到嘉定博擊後的第一句話就問，“這裡能準時發薪水嗎？”
所有人都像驚弓之鳥，欠薪和球隊解散這種事情經歷過一次，就足以摧毀一名球員一些基本的信念。要重建這些信念，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算上遼足，熊飛職業生涯共效力過六傢俱樂部（包括租借），一個說不清是可悲還是可笑的事實是，他在這六家中幾乎每一家效力時都碰到過麻煩：
2007年熊飛20歲，剛上武漢光谷俱樂部一隊，被租借去了同城的雅琪俱樂部，“呆了三個月，老闆不玩了，球隊解散了。”好在當時工資仍由光谷支付，因而沒被欠薪；回到光谷，一年後的10月，俱樂部因不滿足協對李瑋鋒的判罰宣佈退賽；熊飛又輾轉加盟南京有有，球隊其實從2007年起就開始欠薪，但他去的時候並不知道；申花是他職業生涯效力時間最長的俱樂部，然而在朱駿時代，他也一度被欠薪；2018年去了遼足，至今被欠逾百萬元。
“不能多說，說了都是淚。”他輕笑了一聲。熊飛的經歷是中國球員的個例嗎？他認為，“很可能有比我更坎坷的。”他的運氣是背了一點，但這樣的經歷背後也折射出一個很多人之前未曾留心的現實——在中國的職業俱樂部，尤其是較低級別的俱樂部中，欠薪是一個多麼普遍的現象。在中國足球的這本字典裡缺少了很多構成足球運動基本要素的詞語，比如“穩定”這個詞。“拉薩城投也解散了，我聽說他們去年還挺穩定的，今年也引進了不少人，但是你看，現在說解散就解散了。”
他覺得也能理解，“搞足球投入過大，資金鍊斷裂也正常。”但理解和接受不是一回事，尤其是在32歲上再經歷一次，心境勢必和當初不同。“那時候年輕，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對未來還有很多夢想，覺得只要找個地方踢球就行，以後總會好起來。現在年齡越來越大，要承擔的責任更多了。而未來在哪裡，不知道。”
總的來說，他對於這次被遼足欠薪事件心態不算很差。“不知道是看多了還是什麼，心裡就有一種麻木的感覺。”
熊飛後來認真想了想，整個2019賽季，遼足應該只發了三筆錢。“中途發過兩場比賽獎金，保級成功以後又發了些獎金。而且還是踢了比賽的人才能多拿到點，沒踢比賽的那些也拿不了多少。”
即使這樣，球員還是堅持把賽季踢完了，把中甲席位也保住了。“都是玩命一樣踢，想著只要把位置保住了，就還有希望，所以我們所有人在場上都很團結。”在這個過程中，俱樂部曾經多次向隊員許諾，一定會補發拖欠的薪水和獎金。“遼寧的情況是屬於，欠薪欠出信任來了。因為他們欠管欠，最後到了工資確認表簽字前總歸會給你。”熊飛在2018賽季加入遼足的時候球隊已經開始欠薪，但是最後薪水如數補齊了，差了比賽獎金沒發，他想就算了。“就是這樣，所以我們都很信任俱樂部了，沒想到今年是真的不行了。”
他之前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透露，自己這一年被欠薪超過了百萬元。現在人也去不了瀋陽，隊裡一些當地和臨近城市的隊友就代表大家一起去找體育局協商。不管錢多或少，總是自己的血汗錢。“真的是血汗錢……”他重複一遍，陷入了沉默。這一年裡，他曾在兩個月裡兩度在球場上遭受重傷，一次頭部被踢傷縫了12針，一次嘴角縫了30針。“但你沒地方說理去，說理說不通啊。擺在眼前的情況就是俱樂部沒錢了，你說找足協吧，也管不到這個事。因為不光是你一傢俱樂部這樣，大環境如此。要麼自己找律師，還得走程式。但還是要爭取，能要回多少是多少。”
他好歹踢了十多年職業聯賽，有積蓄，不至於讓生活出問題。“隊裡的年輕球員就慘了，有的把剛買的車給抵押了，有的房貸還不起，想盡各種辦法借錢。普通球員不指望靠踢球能大富大貴，但這份職業至少要能負擔得起他們的房貸和車，當一個球隊欠薪達到一年，那球員的正常生活是根本沒有辦法維持的。”
熊飛家在武漢。1月22日遼足結束在佛山的冬訓，球員各自回家過年。他睡了一晚醒轉來，發現已經封了城。而與此同時，另一個不祥的預感正在凝聚成形：到此刻為止，隊員們心裡都已很清楚，這球隊早晚得散了。
“你很難描述這種情緒，一方面是身處疫情中心的武漢，另一方面又面臨著失業的可能，內心是雙重的擔憂和焦慮。那會兒開始聯絡球隊了，但大多因為疫情都沒集中。即使有隊，我也出不去。晚上睡不著覺，各種琢磨各種糾結。”要做好最壞打算，就是失業。“實在不行就乾點其他事吧，但能幹什麼？除了踢球啥也不會啊！”這時候，他開始朦朦朧朧地意識到，這其實是一個自己遲早將面對的問題。有一天，當他真正退役之後，他將被迫面對這個現實。“我不是那種會做長遠規劃的人，退役以後的事到那時候再去想也可以。但現在如果就不踢的話，好像太早了。”
三月，大地回春，武漢的疫情好轉了。武漢三鎮俱樂部在黃石開始集訓，熊飛過去跟著練到現在。雖然他們目前還只是中乙球隊，相比遼足又降了一個級別，但在這個特殊時期，球員們不約而同感慨“眼下還能有球踢就可以啦！”作為一家中乙俱樂部，武漢三鎮的投入和運營算得上穩定，並且立足於青訓，讓人感到他們長久立足於中國足壇的決心。
熊飛是浩浩蕩蕩的球員失業大軍裡的一個，他感嘆，“找個球隊真的太難、太難了。不說其他隊，就遼寧隊還有一大幫人沒找到隊呢。那咋辦？你不還得生活嗎？”從年前到年後，來武漢三鎮試訓的球員達到小20人，而在以往，一支球隊的試訓球員都是個位數，基本不多於5人。在其他低級別俱樂部裡，前後多達數十名試訓球員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不管年輕的還是年齡大的，不管是前浪還是後浪，好像都在找工作。”他說，“這陣子，陳濤、周海濱這些個85一代的都退了，他們還是有名的。你說還有多少個沒名氣的，他們不踢也就不踢了，默默無聞地來，默默無聞地離開……有球踢就得珍惜。”
尷尬的不僅是30 球員，曾幾何時非常吃香的U23球員如今正面臨著也許更加嚴峻的形勢。
出生於1997年的遼寧隊員阮喆祥告訴我們，他在今年3月的時候打聽了一下，驚聞僅U23就有兩三百號人在找球隊。“這隻能靠自己了，”他說，“沒有其他辦法。”阮喆祥現在正在其他的中甲球隊試訓，他此前在武漢卓爾試訓了一個多月，以失敗告終。但因為在中甲已經有一年的比賽經驗，在圈子裡也獲得了一點關注度，因此當遼寧無力支撐的訊息傳開後，有球隊已經聯絡到他，他現在還沒有下定決心。從武漢結束試訓到現在，已經過去近一個月的時間了，這段時間他賦閒在家，阮喆祥還是想盡快確定自己的下家。
雖然他並不太擔憂自己的前途——他覺得再不濟自己應該也不至於沒有球踢——但他也不得不接受現實和理想之間的差距。
2011年，當時在魯能的阮喆祥因為骨齡超齡被推薦到遼寧隊。在那裡，他2014年進預備隊，2018年進了一隊，均為超前選拔。阮喆祥曾經這樣規劃自己的未來：在遼寧隊踢兩年主力，然後登上中超的舞臺。畢竟在過去很多年裡，他眼見球隊裡的老大哥們都是人往高處走，他們離開後，轉會費就夠俱樂部維持生計了。
“在遼寧隊賺的錢不是很多，這個我心裡也清楚。但我想著如果在遼寧隊踢好了，別的球隊也能看得見。一個人賣了錢，就能養活球隊不少時間。我將來要能賣個好價格，對自己也好，也能為球隊做點貢獻。”
到阮喆祥進一隊的時候，遼寧已經降入中甲。球隊當時已經開始欠薪，他回憶，“2018年拖欠了下半年工資，獎金是從上半年10場之後就沒有再發了。”他沒有積蓄，“平時的日常開銷都靠家裡人給錢，也沒辦法。”
按足協原先的規定，各職業俱樂部最晚要在1月15日遞交上賽季工資確認表。今年，足協宣佈中甲、中乙、中冠聯賽球隊的工資獎金錶提交時間由原來的1月15日延至1月31日，以便那些陷入財政困境的球隊有更多時間籌措資金補發給球員，讓他們完成工資獎金錶的簽字。阮喆祥回憶，1月15日前，俱樂部老闆來了一趟。“和我們說，真的沒有錢了，但希望我們籤個字，能在足協那裡過一下，最後沒有和大家達成一致。當時我就挺清楚了，這個隊可能就要解散了。”
球隊年後原本打算去濟州島拉練，但過完年就沒有再集合。所有人都在家等通知，摒到3月份，球隊一些老隊員都呆不住了。“去俱樂部，發現俱樂部已經人去樓空。再打老闆電話，也打不通了。大家就開始行動了。”
35歲的老隊員郭純泉是瀋陽當地人，他被俱樂部拖欠了220萬。目前他已經決定退役，專職討薪。他和其他一些球員在和俱樂部溝通無果後，找到了體育局。但去了很多次，對方先是找藉口搪塞，最後終於表示，這事和體育局並沒有關係。遼足隊員感到很傷心，5月末，“新遼足”在瀋陽豎旗，這讓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成了不被需要、沒有利用價值的人。體育局這條路一旦也走不通，那麼剩下的就是起訴。起訴要先走中國足協的仲裁程式，之後才是司法程式。
阮喆祥聽說，“幾個當地的老大哥們自己找了律師，要代表大家打官司。但現在具體進行到哪一步，我也不清楚。”他在宿舍裡還留下一些私人物品，朋友們幫他打包裝了兩隻大箱子，打算回頭寄給他。在遼足度過了近十年時光，最後只剩下兩隻箱子，阮喆祥想起來，覺得有些恍惚。
兩個月前，他和女朋友也分了手，因為“給不了她更多的安全感”。阮喆祥如今沒有球隊，沒球可踢，家人整天為了他乾著急。他老家在江蘇，12、3歲離家到現在，已經習慣了萬事靠自己。“這一路走來都是我一個人，生存靠自己，和所有球隊接觸都是靠自己。我就跟他們說，路是我自己走的，只要我沒有遺憾就夠了。”
他覺得自己對球隊解散和欠薪這個事還算看得比較開，“這兩年經歷的事情，以後去任何球隊都算是種經驗。每個球員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一直想得比較開。你在年輕的時候經歷過一些事情，以後再碰到什麼，就能看得很淡了。這對自己的人生也是一筆財富。”
賦閒在家，阮喆祥偶爾會想起2013年那場比賽。當時他所在的遼寧青年隊和科威特國青在銀川踢了場國際邀請賽，CCTV5臺還專門進行了直播。全家老少都圍在電視機前，他們看到他首發，看到他戴上隊長袖標，看到了他的進球，最後看到遼寧的勝利。他說，“把我爺爺給高興壞了。”阮喆祥曾經以為，這會是他足球生涯的第一個高光時刻，以後這樣的時刻會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他曾經對一些事情深信不疑，那時候他還沒有嚐到過夢想破碎的滋味。
2011年，阮喆祥剛到遼寧隊。他是梯隊的小球員，遇上主場比賽，他總是在場邊做球童，有時候也幫著抬擔架。那年，球隊拿了聯賽第三，進入了亞冠附加賽；那年，球隊的雙後腰是肇俊哲和秦升；那年，站在場邊的阮喆祥心裡想，“啥時候能為這樣的球隊踢比賽呢？那可真的是很光榮的事啊。一定會的！”
當他終於實現這個夢想的時候，卻驚覺遼寧隊早已不是曾經的遼寧隊了。
過去幾個月裡，我們聽說了很多讓人傷感的故事。有的年輕球員為了養家餬口，在待業期間不得不去開網約車賺點生活費；有的人因為沒錢買機票找球隊試訓，還巴巴地等著已經解散的俱樂部補發被拖欠的薪水。
在那些被迫流向市場的球員中，大部分還沒有找到下家。幸運一些的，可以找到低一級別聯賽的球隊，一些人則可能不得不改換行當了。對於那些踢球之外沒有任何技能傍身的球員來說，這不啻一個悲劇。
有媒體近日撰文炮轟遼寧宏運投資人，稱他們早就打算跑路。往往是這樣，個人犯下的錯誤需要由一個無辜的群體付出代價。但願這些球員不會被白白犧牲，但願這次中國足球職業化程序中的波折能讓更多人吸取教訓，並繼而作出修補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