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莱坞电影，常有描绘遥远丛林中惊悚刺激的“猎头族”的场景。在一些早期探险家的记录中，“猎头族”也是充满了神秘色彩。一般大家总觉得这种神秘族群离我们很遥远，但一些考古发现似乎却在说明：“猎头族”在岭南大地上，曾经存在过。
猎头习俗曾经很普遍
猎头习俗一般被发现存在于一些原始社会末期的部族当中，人们在血族复仇与掠夺战争中，猎取敌人的首级，并通过一定的祭祀仪式加以顶礼膜拜，以达到风调雨顺、保佑平安的目的。很多部族的战士们还认为，通过猎头及进行相应的仪式，死者的力量和勇气会被吸收进自己的体内，使自己获得更强大的力量。猎头的习俗分布范围很广，仅从中国的范围来看，从古代的僚人、乌浒人、滇人到近代的佤族、黎族、台湾高山族、傈僳族等，都曾有过猎头的习俗。
但在更高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中猎头也可能存在，如南美的早期印第安社会中，以及中国的商周时期。而且与史前的猎头族不同的是，进入文明时期的猎头，常常是通过军队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来实现。抓获的战俘大多用于祭祀活动。
大量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猎头习俗的普遍存在，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址中，这种踪迹时常发现。著名的陕西西安半坡一房址内发现有一个人头骨，湖北桂花树一墓葬内，在随葬陶器当中也有一个人头骨，青海岳都柳弯一墓葬里，女主人身下同样随葬着一个人头，在河北、山东等地的龙山文化墓葬内，随葬有多个人头骨，女性头骨均有剥头皮的迹象。此外，云南、浙江等地的古代墓葬中，也时有发现一些无头墓葬。很多死者似乎并非正常死亡，因此被研究者推测正是猎头习俗盛行的标志。作为战争胜利品的标志物还包括耳朵、手、头皮、头盖骨等。
很多猎头勇士最终的结局也是成为他人猎头的对象。很多部族习惯认为，越是杰出人物和陌生人，在被猎头后的巫术力量就越大。
商周之后，猎头的习俗逐渐消失，但“斩首”的数量，仍常被视为军功的标志。
古代猎头或为祈求丰收
那么中国最早的“猎头族”是否源于复仇呢?一些专家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在有关猎首的最早古文献中，所记录猎首祭祀的对象，是明确指向“田神”的。如三国时期的《南州异物志》记载：“交广之界……奉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这无疑给今人一个启示：猎首产生的最早原因是为了“祭田神”。
根据人类学者李果的说法，猎首“祭田神”，即所谓“祭谷”、“祈丰”的习俗在近代中国范围内仍能观察到。如，佤族和高山族外出猎首的时间，一般都是每年的谷物播种或收获时节，或者是在作物歉收的时候。早年一些南方民族在下种前，常把种子拿到祭人头的地方去祭过，并掺上一些祭人头的灰土，相信这样可以保佑谷子长得好。猎回人头后，往往插在屋外的竹竿上，人头下面放一箩火炭，让人头的血滴在炭上，然后将炭灰分给全村各户，撒播于田中。即使在猎头习俗已经式微之后，台湾的泰雅族人仍在收获之后集合于祭场祭献新谷。壮丁会从山上砍下芭蕉树头，刻上眼耳鼻口等，做成人头形状，接受献祭。
从目前考古资料所见，中国境内似乎长江下游江浙地区出现的猎首习俗遗迹最早，也最集中，如河姆渡文化等。有可能，这里也是中国猎首习俗起源最早的地点。
那么，重新回到人首柱形器上来。研究者发现，在有关的猎首祭祀活动中，将人头置于柱体顶端的做法，是最具特征的。台湾泰雅人将人头猎回后制作招魂竿，人头置于木柱顶端;邹族将酒洒在人头嘴上，将长竹竿的上端分开为三叉，挟人头于其间，树立在树下，要到第二年才能换下。云南一些地方的佤族人和马来西亚的猎首民族都有将木桩顶端雕刻成人头像的做法。这些都与人首柱形器非常类似，可以说，人首柱形器正是这种标志物的模写。
在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提筒上，镌刻着头戴羽饰的武士提着敌人人头的图像。从时间上来说，西汉时期南越一带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猎头习俗逐渐消亡。但显然，这种根深蒂固的习俗，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存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人首柱形器——最神秘的岭南青铜器
1962年8月，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清远三坑马头岗清理1号东周墓时，发现一件特殊的随葬品——这件青铜器由青铜立柱和青铜人首两个部分组成，通高35厘米，其中人首高11厘米。这件器物就是广东考古发现史上首件被称之为“人首柱形器”的青铜制品。这以后，这种特殊器形在广东地区的春秋战国墓里发现多件，在广西同期的墓葬中也有发现，但出了岭南地界，就不见踪影。专家们认为，它是最具岭南特色的青铜器。
罗定市博物馆研究员陈大远详细描绘了一次人首柱形器的发现，指出在罗定背夫山墓出土的这些青铜器“两两配对放置，前后两对相距2.8米，每对两柱之间相距25厘米，而且前后两对的大小尺寸略有差异。出土时4件均竖立放置”，“在两端人首柱外均放一石块用作摆放祭品”，推断“人首柱可能就是巫师用来镇墓压邪的法器”。并且根据考古发现，岭南秦汉以后墓葬无此葬俗。
陈大远认为，中原礼制文化进入岭南后，岭南部族受到其影响，部分接受了礼制文化，但也不是全盘接受，仍保留有不少越族的民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岭南神器——人首柱”。
岭南青铜人首柱形器集中在西江流域的大中型墓中，迄今已经出土数十件之多。关于它的含义和用途，专家们歧见纷呈，至今尚无定论。
人首柱形器是猎头习俗的象征物
多数专家都认为，人首柱形器与历史上的“猎头习俗”有关联。曾发掘罗定背夫山墓的广东省考古所专家邱立诚认为：“人首柱虽是猎头习俗的一种反映，但同时也是当地土著人埋葬习俗中存在的等级观念的显示，应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因为在墓葬中都是一组4件，而且是墓葬规模为大中型的才有这类人首柱形器，在广宁铜鼓岗，封开利羊墩这些墓群中并不曾有人首柱形器，凡是出人首柱形器的墓，周围并不见有大批墓葬，可见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这种葬礼，因此推测，这种可安装于它物之上的器具，当系较有身份的部落头人或部族酋长，方国贵族所拥有。平时作象征权杖之物，死后则作为殡葬祭器，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
还有专家进一步补充说：它是一种被赋予特别内涵的随葬物——是当地流行的“猎头”风俗在器物和葬俗上的反映。从崇尚人头、猎头到将人头铸刻在器物上，说明它被赋予了某种原始宗教的神秘观念。
古籍载，古越人有猎头食人的风俗
无论人首柱形器与猎头风俗有无关联，学者蒋廷瑜指出，从古籍中，我们的确可以找到越人猎头食人风气的记载。如《墨子·鲁问》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楚辞·招魂》也说：“魂兮归来，南方不可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楚国之南即是岭南百越之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仍盛行猎头食人之风。
根据《南州异物志》等书的记载，到汉晋时期，生活在岭南的乌浒人还有猎头食人之习。《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七钦州风俗条也说：“僚子专欲吃人，得一人头，即得多妇。”乌浒和僚都是百越后裔，这种习俗是一脉相承的。“‘越人俗信鬼’，对死者进行祭祀要用猎获的人头。而用人头祭祀的永久化，就是用铜铸成祭祀人首插在棺架的立柱上。”
恶心慎入!前苏联大饥荒的恐怖人吃人
苏联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又是人类最先进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人民不仅享有最完全的民主，而且都能过上最满意 生活——上帝许诺的一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可以得以实现。
这招牌够吸引人的了，然而，事实上，挂羊头的，往往卖的是狗肉，就在苏联这样牛逼哄哄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而且，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更为奇特的是：饥荒发生后，苏联当局却极力隐瞒欺骗人民，还一如既往地宣称自己国家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不仅作恶，而且伪善。
然而，历史真相终有明朗之时：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至一千万人!每天饿死二万五千人。但是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三点二至三点三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万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一九七三年前的档案曝光，这一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前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罪行。“每分钟有十七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二万五千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在饿殍遍野的时候，斯大林把搜刮出来的小麦向美国出口了四万吨，以吸取西方资金，表示苏联的“强大”。俄罗斯的普京政权认为，这场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的，因为全苏联普遍遭殃。乌克兰是重灾区?还是普通受害区之一?
我们不妨做个这样的推算：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三十年代大约三千多万人(一九八九年统计为四千一百万;同期苏联人口二点二亿;苏联解体前人口二点八亿，乌克兰为五千一百万人)。
如果像莫斯科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全国都一样的话，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五千万至六千万人!即使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一千万，另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最少死亡人口在两千万，加上乌克兰的一千万人，最保守计算，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集体农庄运动，苏联的死亡人数在三千万以上。那么，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是怎么爆发的呢?
首先，是其强行推行“农村集体化”的结果。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1932年至1933年间，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苏联的“一五”期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当时被当作集体化的敌人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大逮捕，后来这些都被枪决了。到了1930年初，国家强行把几千户“富农家庭”装上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带，任凭他们死活。为完成这次一千多万人的大迁移，国家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多名年轻的党员，经过两周的培训，组成“二万五千人大队”。这支大队专门负责迁移“富农”和组建集体农庄。
大队的成员残忍、冷酷而又干劲十足，把被他们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工作的正义性，“用机枪围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认为自己“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
1930年的3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把一半以上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他们把村子搞得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民愤越积越大，四处潜伏着反抗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好下令停止集体化行动，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工作人员没有实行“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减少了一多半，但是在庄家顺利收割之后，集体化运动就又一刻不停地开始了。
集体化的低效率、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以及1932年的欠收，造成了前苏联可怕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就是在整个欧洲史上也是空前的，1932年至1933年间，有七百万人死于饥荒，按人口的比例算，这已经相当于中国大饥荒的规模了。
一位前苏联的官员后来对饥荒的惨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彩，但他们还没有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毯子，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
其次，斯大林政权的胡作非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首先他们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让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
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着，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执行着第二个任务，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死去。
更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灾难发生后，苏联当局真相处心积虑的隐瞒。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要想把它掩饰起来，使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能的。透过层层铁幕，人们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斯大林政权为了掩盖罪恶，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参观访问。
消费品官方接待，宴会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一些“波将金的村庄”在外国人还没到之前就已经安排的非常妥贴了，被欺骗的西方人就出来为斯大林政权说话。 曾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
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索伊说：“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他故作幽默，歪着脖子不住地发出质问“莫非他们是被什么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
斯大林政权掩饰饥荒的另一个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垂死阶级残余分子”和国外的反苏势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日子里，克格勃夜以继日地揭露“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
被他们揭露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被怀疑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甚至宣布说，在国家许多机关部门“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克格勃接二连三地揭露出农村的破坏阴谋，为斯大林所认定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肥料，使其越发肆虐的疯长泛滥。一个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官员坚持说，那些没被驱逐浄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
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抱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斯大林则回答说：“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把农民的饥饿说成是反苏维埃的战争，这样的话也只有斯大林才能说得出来。纵观发生在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大饥荒，前后经历了由强行推行集体化而造成大饥荒，人为地阻隔灾区人与外界联系而加重灾难，制造假象欺骗世人掩盖罪恶，把一切罪行都推到“阶级敌人”和“反苏势力”头上。
历史悬案：苏联“大清洗”究竟杀了多少人?
苏联“大清洗”，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在1936-1939年发动肃反，共逮捕了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大清洗”期间，苏联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139个联共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消失”了。难怪托洛茨基说：“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这些仅仅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这已经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谜案。
说法一：苏联官方认定350-450万人
“大清洗”运动中的镇压人数，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
首先看看俄罗斯人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此人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是当时少数能够看到最机密档案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1989年出版的着作《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有多处涉及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人数和规模。据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数字等比较权威的资料分析，在1937和1938年这悲惨的两年里，大约有350-45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60-80万人是判了死刑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对被镇压者的人数作一个保守的估计。”沃尔科戈诺夫说：“我有许多文献，它们似乎可以间接地证明，350-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
这一结论与两年后苏联公布的官方说法比较接近，但仍有出入。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作为官方说法，无论是资料来源还是调查结果，均有一定可信度，但统计显然不够全面。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些人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范围。
苏联的许多大型建筑工程，如地铁、水电站、运河用的都是劳改犯。这是非常残酷的人力使用方法，例如被派到北极圈工地劳动的劳改犯，他们的服装和其他装备都是无法在那里生存的，更不用说劳动了。这些人据说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的劳动，然后就会“消失”。这部分死亡人数至今官方仍未能提供确切的数字。
而且，只有中央一级公布数字也是不够的，如果不配以各地区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统计，统计数字很难做到全面准确。特别是“大清洗”时期，无法无天现象极端严重，地方各级“肃反”机构乱抓乱杀事件相当普遍，有许多数字已无法统计。
在苏联“大清洗”和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不仅仅有“按反革命和最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还有许多按其他原因被判罪的，如所谓“破坏集体财产罪”、“破坏国家财产罪”、“破坏生产罪”、“破坏劳动纪律罪”、“不能完成播种计划罪”，等等，其中有大量过不当罚、罪不当判的受害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颁布的“麦穗法”，一些人只是在集体农庄麦田里揪了几穗麦子，就要被关进劳改营达10年之久。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决的。其实，他们作为“破坏分子”，犯了“破坏集体财产罪”，属于政治罪。
类似的例子在那个时代非常多。如在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尔区，两个少年因为夜间牧马时在集体农庄菜园里摘吃了3条黄瓜，他们就被法院判了8年徒刑。事实上，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还有30万人因为没有出工、没有完成劳动日的任务、捡了“麦穗”以及其他问题被判刑。
这场镇压运动还波及到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载，得靠师徒代代相传。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转变到八小时工作日、七天工作周和禁止职工擅离企业和机关职守》的法令。依据法令，职工擅离职守、迟到或早退，要判2个月到半年(还要扣除25%工资)就地劳动改造。按照这种“破坏劳动纪律罪”，仅在1940年下半年，就有209万人被判刑。
可见，无论“破坏集体或国家财产罪”，还是“破坏劳动纪律罪”，许多因“重大反革命罪”之外而判刑的人，都不在上述官方历次统计之列。
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说法二：俄罗斯民间认同2000万人
关于“大清洗”镇压人数，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同的数字是2000万人。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权威人士是亚·雅科夫列夫。1987年年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下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处理平反问题，由雅科夫列夫领导。在叶利钦时代，雅可夫列夫继续这一工作。在此期间，委员会为250万人恢复了名誉。毫无疑问，他是能够接触到所有有关材料的人。
雅科夫列夫在其着作《一杯苦酒》中说，“目前尚无根据可靠文件得出的、能准确反映全国性大悲剧规模的确切数字。”但是他认为，被镇压的天才学者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一杯苦酒》提供了一些比较确切的数字。1954年内务部长C.克鲁格洛夫报呈赫鲁晓夫：1930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雅科夫列夫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压低了——没有列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人数，也没有在集中营中的死亡人数，遭镇压的农民和被放逐的少数民族的人数也被忽略了。如果加上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和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受害人超过了1000万。
2000年十月革命节前夕，雅科夫列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曾向俄罗斯总统建议，成立统计政治镇压牺牲人数的各部门联合委员会。“准确数字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最终哪怕得出一个大体数字，”他说，他们有多少人?是谁?在什么地方?有哪些类?不仅有被枪毙的，还有饿死的，“要知道，有1000万人是饿死的，死于有组织的饥荒。一次是死于余粮收集制，而另一次是在乌克兰，在我们的南方城市死于有组织的饥荒”。
如果把后面这些数字全加上，斯大林时期，被直接镇压的人数当在2000万左右，占全苏总人口1.9亿的1/10。难怪胡乔木曾经感叹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就引证了2000万人的说法。他写道，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人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
说法三：中国学者考证处死仅80万人遭质疑
相比之下，中国苏联史专家吴恩远的考证要保守得多。2002年，他就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进行了详细考证，得出的结果是，从1937年2月斯大林发出“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出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斗争的号召开始，到1938年底大规模镇压运动结束，苏联因政治原因，直接或间接被处死的在80万人左右。
吴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等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以及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为据，考证出“大清洗”期间，因政治原因被判刑130-150万人左右;劳改营在押人数114万人;判处死刑69万人;流放和驱逐出境2.84万人。
吴还统计了集中营死亡的囚犯情况。1937年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死亡的犯人是2.54万人，1938年是9.05万人。
综合以上数字，吴认为，“大清洗”期间的镇压规模不超过350万人，其中约80万人被处死，与学术界公认的2000万人相去甚远。
吴恩远据此撰文认为，“大清洗”人数被夸大，中国学者受到了西方学者的误导。他在题为《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的论文中说，苏联在“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蔑视法制是极端错误的，触目惊心的镇反内幕发人深思。但西方学界有意利用一些肆意歪曲、夸大的数字，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
对这一考证结果，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郑异凡表示质疑。他认为，吴恩远的考证结果仅仅限于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内，而且是按照合法程序判处死刑的人数，决不是斯大林时期遭镇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
郑引证1997年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该书对斯大林时期各种类型的镇压牺牲者数量做了一个总结，仅在1937-1938年，内务部就逮捕了157.5万人，有134.5万人被判刑，68.7万人被枪毙。
《共产主义黑皮书》罗列的被害人数清单如下：
1.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这是剥夺富农政策和国家掠夺性的没收集体农庄的苦果;
2.有72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其中有68万是在1937-1938年;
3.1934-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1930-1933年的情况没有准确的数据，
但在30年代总数约为40万;
4.有60万人是作为被驱逐出境者、迫迁者和特别移民死亡登记的;
5.有将近220万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
6.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的集中营和流放区。
按照《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统计，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的总人数为1622万，其中各种死亡人数为800万左右。
《共产主义黑皮书》还提供了另一组数字：到1940年1月1日，全苏53个劳改营和425个劳改流放区共关押167万人，一年后为193万人;有20万人关押在监狱中，等待判决或者发送集中营;18000个内务部管理处管理120万特别移民。尽管这些数字是被大大缩小的，但从中仍能窥见30年代涉及苏联社会所有阶层的镇压规模。
1000万富农被消灭
史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清洗”是对社会主义历史上一种恶的现象的笼统说法，泛指苏联20世纪20-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
如果基于这一广义理解，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还应当包括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时期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大量农民。这些人因不愿参加集体农庄，或不按规定出售粮食，而死于各种迫害，包括：被直接枪毙的;流放途中因恶劣的条件而死亡的;到达流放地因恶劣的气候和生存条件，缺乏起码的物质装备而死亡的。
这些人没有被列入镇压、迫害、枪毙的名单之内，和那些遭镇压的各级官员、学者、作家等不同，后者多数得到平反昭雪，而他们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平反，连死亡的确切数字也难以统计。但他们是遭受镇压的最大群体，则是不争的事实。
最早正式透露这一死亡人数的是斯大林本人。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尔谈话中透露，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对话：
丘：“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斯：“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丘：“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斯大林举起了双手，“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4年。”
丘：“这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富农吗?”
斯：“是的。”
丘：“结果怎样呢?”
斯：“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所‘消灭’了。”
关于镇压富农的人数，曾任苏共中央委员的罗·麦德韦杰夫，在其专着《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说，在1933年联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有报告称，从1930年初至1932年底，有24万个富农家庭被迁往边远地区。
“这个数字显然偏低。”麦德韦杰夫说，消灭富农分两个阶段：1930年10月以前，迁往国内北部地区的富农家庭有11.5万个;1931年2月，通过了关于富农外迁的第二个决定，一年内就有26.6万个富农家庭外迁，这样，外迁家庭总数就达到了38.1万户。
这还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根据执行外迁任务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关的报告，这些数字没有包括那些迁入实行全盘集体化地区的人，以及当作“小富农”被迁出的几十万中农和贫农。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供了剥夺“富农”的大致数字，总共约120万户，以每户平均6-8人计算，约800-1000万人。
揭秘前苏联人兽杂交试验内幕 残忍的乱伦
通过对人和黑猩猩的染色体组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它们的区别只有1.5个百分点。莫非人类和黑猩猩真的是近亲不成?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科学家就认为，自人类和黑猩猩从进化阶梯分道扬镳之后，他们还继续保持暧昧关系达4百万年之久。而且还有过共同的后代。然而，所有这些生物界杂种都只是实现培育出人和猿后代荒唐主意的前奏而已。
通过对人和黑猩猩的染色体组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它们的区别只有1.5个百分点。
莫非人类和黑猩猩真的是近亲不成?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科学家就认为，自人类和黑猩猩从进化阶梯分道扬镳之后，他们还继续保持暧昧关系达4百万年之久。而且还有过共同的后代。然而，所有这些生物界杂种都只是实现培育出人和猿后代荒唐主意的前奏而已。
据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大学博士戴维·列伊奇说，自人类和黑猩猩从进化阶梯分道扬镳之后，他们还继续保持暧昧关系达4百万年之久，而且还有过共同的后代。戴维和他的同事是在对我们祖先的基因进行研究之后做出的这一轰动一时的结论。
人类和黑猩猩的后代?
俄罗斯医学博士、遗传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安东·克留科夫认为，人类为这种种间“乱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很多科学家也认为，虽然此事不宜宣扬，但艾滋病确实是这种人与猿交媾的可怕后果。
科学家称人类和黑猩猩有过共同的后代，并且人类这种“乱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不明白人类这种种间“乱伦”的后果，科学家们自己想使人和猿猴杂交。前苏联批准了一项秘密计划，同意成立一家实验室来造出一批力大无穷、大脑迟钝、没有痛感、能吃苦耐劳又不挑食的生物，打算培育出“活的战争机器”，同时又是“役马”，一些在采煤矿井、西伯利亚建设工地和北极地区可以使用的廉价劳动力;也讨论了可以用那些在实验室培育出来的生物来做器官供体的问题。
著名科学家伊里亚·伊万诺夫此前做过不少各种动物杂交实验，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此项重任便落到了他头上。他在克里米亚新阿斯卡尼亚动物实验基地曾培育过斑马骡、大羚羊和半纯种野牛，还使白鼠和鼠海豚、灰兔和家兔杂交。
前苏联曾批准造出一批力大无穷、大脑迟钝、没有痛感、能吃苦耐劳又不挑食的“役马”
伊万诺夫计划的具体详情直到80年后才由俄罗斯历史学家予以公开，但当时是得到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支持。法国人把他们在新几内亚的金迪亚研究中心让给了苏联人，而此前法国人一直在那里做人工繁殖实验和动物细胞实验。
伊万诺夫虽然对遗传差异一窍不通，但还是用人的精液去给雌性黑猩猩和大猩猩进行授精，反过来又用猿猴的精子来给非洲女人授精。在开始施行授精之前，无论是雌性动物还是女人，作为实验对象都要先进行麻醉。后来听说还果真有了既能干活又很听话的后代。
前苏联科学家用人的精液去给雌性黑猩猩和大猩猩进行授精，反过来又用猿猴的精子来给非洲女人授精。
1929年，决定在苏联本土建立一家猿猴繁殖基地，地点在格鲁吉亚的苏呼米。好像还从非洲往那里运来了有孕在身的黑猩猩和生下的孩子，可在途中他们都因得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死去，其症状很像今天说的艾滋病。伊万诺夫因有辱使命而于1930年被捕，判了5年劳改，1932年3月20日莫名其妙死去。
据克留科夫博士说，在伊万诺夫被捕和死去之前还出过一件很怪的事：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有个工作人员放走了所有剩下来的杂种，自己也在深夜里跑了出来。之后便出现了好些传闻，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老人都在说，甚至二战之后山里还能碰到一些“像大猿猴的野人”，有可能它们还果真是从繁殖基地跑出去后一直活下来的杂种。
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埃尔顿爵士在质询时获知，在过去三年中，英国一直在“秘密”进行人类和动物的杂交胚胎实验，并且已经制造出了155“人兽”胚胎。
虽然人兽混合胚胎遭到了很多英国人的反对，但在英国，这种实验有法可依。那么这155个“人兽”胚胎究竟如何制造?它们真的是“秘密”进行的吗?
1929年，苏联从非洲往那里运来了有孕在身的黑猩猩和生下的孩子，二战后还能碰到一些“像大猿猴的野人”。
对于人和动物的混合胚胎，英国政府最先是禁止的。
但在2008年，在经过公众听证后，英国颁布了《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案》，一定程度上放开了这方面的研究。
“人兽混血”的背后：人类进步还是毁灭
在过去数年中，美国科学家将人类的干细胞加入到了许多动物的胚胎中，“秘密炮制”出了许多实验性的“混血赫迈拉”产品，例如猪体内流着人的血液的“人猪赫迈拉”，羊体内的肝脏80%的成分属于人类的肝脏的“人羊赫迈拉”，老鼠头颅里加入人的脑细胞的“人鼠赫迈拉”等。
万物之初，本没有名字，更无标准形态，人将狗说成叫狗，于是狗就成了狗，人将猪叫成猪，于是那个样子就成了猪……有人说是上帝创造了万物，有人说是女娲捏造了人形，但更多人相信那一切不过是一种必然的巧合。
这样的信息让有的人感到“不寒而栗”，浮想联翩：“当人的器官在动物的体内生长，拥有人类细胞的猪或老鼠，是不是会像人类一样思考，却和动物一样行事?”并断言：“它们所带给人类社会的恐惧，早已超越了人类认知的界限和人类对科学成果的接纳空间”。
然后开始大发反科学的陈词滥调，什么“科学不是上帝，不应成为代替自然进行生物选择的主宰”(看来人类从事了上万年的动植物育种———人工选择———也都该禁止)，什么“即便是基因改造和生命个体重组，也不能完全以人类的功利主义为基本目的，它必须适应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恐怕没有一个生物学家知道这“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又如何去适应?)。
甚至预言：“今天，如果这个魔咒以发展科学为名，制造出一个个‘赫迈拉’，人类除了等待传说中杀死赫迈拉的英雄柏勒洛丰降临，还能等待什么?”真够吓人的。
之所以导致这种恐慌，部分原因得归咎于编译者的故弄玄虚。这些实验都是公开的实验，《华盛顿邮报》的原文中丝毫没有“秘密”的意思，但到了编译者笔下，就成了“秘密炮制”，好像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暗中实验似的。编译者将这些实验产品称为“赫迈拉”，这是对英文chimera走样的音译，更准确的音译是喀迈拉，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种前身像狮子、中部像山羊、后身像蛇的吐火怪物。
这个典故也容易让人产生恐怖的联想，想到了“《山海经》中那些形态各异的怪兽，《生化危机》里赋有攻击力的人造怪兽，并不是遥远的事”。
喀迈拉或嵌合体既不稀奇，也不是什么吓人的东西
其实，“喀迈拉”是生物学上非常常用的一个术语，也是在生物界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喀迈拉”一般意译成“嵌合体”，指的是来自不同个体的生物分子、细胞或组织被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生物体。孪生子在同一个子宫中发育时会发生细胞交流，大多数孪生子体内都携带着某些来自其同胞的细胞，他们都是嵌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