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男人偷情术颇有些现代痕迹，敢情现代男人偷情都是古代人教的。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为了赢得女人爱，男人只能去变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男人偷情有先贤遗风。
按说，古代男人社会地位高，家中可以三妻四妾，出外可以青楼妓馆，在性问题上应该不会感到压抑。但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特别是在女人的问题上，男人似乎永远也感觉不到满足。大概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的缘故，孩子永远是自己的好，老婆永远是别人的好。难怪那些有名帝王的后宫有着成千上万的小老婆，还四处搜寻人间美色;难怪民间传说唐伯虎家里有八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还去纠缠秋香;更难怪网络间曾流行过的一句歌词：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采白不采。
据史料记载，唐代贞观三年二月，大臣杜如晦升为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因为选拔官吏之事异常繁冗，需要连续值班，太宗李世民念其辛苦，就派宫女两名前往侍候。此时的杜如晦四十五岁，身体倍棒，精力充沛，皇帝送礼，自然笑纳，一连两个月乐不思家。
此事居然被他老婆知道了，至于是谁泄的密，笔者不清楚，书上没有写。一场家庭风波就此掀起，老婆骂他没良心，有了新人忘了旧人。杜如晦却振振有词：皇上安排的，我能拒绝吗?要吵架找皇上吵去。这不是废话吗?他老婆吃了豹子胆，敢去找皇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让我想起现在男人偷情，也会说如此借口，或陪领导娱乐，或有客户相邀，不一而足。
在唐代高宗主政时期，还曾发生过一则有趣的故事：和静县主(李元吉之女)的丈夫叫薛元超，因为好学又善于文辞，参与过《晋书》的修撰，所以结交了一帮文学朋友，免不了经常有诗词唱和之类的应酬，和静县主对此颇多怨言。
永徽五年(654年)，他出任饶州刺史，离开了京城，应酬更加多了，还与不少歌女保持着那种关系。和静县主也不是吃素的，她只是喝醋，毕竟是李世民的亲侄女，高宗李治的亲堂姐，派人回京向皇帝告状。
不久，李治就下旨责问薛元超，为何让和静县主受委屈?薛元超回答说：陛下，都是这酒精闹的，臣已打算戒酒了，您瞧好吧!把偷情的事情归罪于喝酒，因为酒可乱性，是个不错的借口。现代男人发生婚外情，这样的借口也很常见，类似“酒后乱性，蓝颜知己变成性伴侣”的文章比比皆是。
宋代是盛产“河东狮”的朝代，了解陈季常生平的读者可能会记得他当时的借口：调剂生活。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陈季常的一帮朋友都是文化人，文化人聚在一起主要的事情是喝酒聊天诗词联句，时间一长，就感觉极为乏味，就需要歌女舞女前来助兴。苏东坡领教过“河东狮”的厉害，就劝陈季常说，算了吧，嫂夫人要是听见，还不跟你急啊?陈季常说，没关系的，她也就闹一阵子，过后就没事，不用管她。
红楼梦第七十九回的回目“薛文龙悔娶河东狮，贾迎春误嫁中山狼”中的河东狮，是指薛蟠的新婚妻子夏金桂，这个薛蟠就是位永远不知道满足的家伙，他不光对女人偷情，也对男人偷情，其借口正是调剂生活：时刻需要刺激，否则似乎活不了。据赵炎统计，调剂生活之借口，也常常被现在的男人使用，工作累，压力大，找个女人调剂一下偷偷情，至于老婆闹腾，随她去吧，反正不会闹翻天。
南宋孝宗时，江西九江的一个小官吏背着老婆养外宅，当时恰好是孝宗皇帝大力整肃吏治的时候，于是，有好事者举报，说此君有违圣人教诲，与皇帝对着干。这个罪名可大可小，养小老婆不算大罪，但是抵制皇帝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弄不好会被杀头。
这个小官赶紧跑到府衙自首，说自己是一时糊涂，被美色迷了心窍，女人是祸水，都是美女惹的祸。后来，知府大人将此事如实上报，负责风纪的官员提出意见：着即罚俸一年，留用，以观后效。看到这，有些眼熟吧?现如今，被美色所迷，是最正常不过的借口了。
还有一种偷情借口是报复老婆的。《红楼梦》里的贾琏，娶小妾，养粉头，嫖下人，几乎无所不为。王熙凤虽然经常喝醋，却不敢明着指责他，只好时不时抱怨几句。贾琏的回答是，还说我呢，昨天让你换个姿势你还不肯，没劲透了。言下之意，你王熙凤不肯做的事，外面有大把人愿意做，所以，我只能去外面偷情，至于责任嘛，对不住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无独有偶，明朝还真发生过类似贾琏的故事。洪武年间，河南某县一乡民状告秀才张书臣涉嫌风化案，理由是皇帝朱元璋曾下令，严禁身有功名的读书人嫖娼宿妓，而张书臣经常光顾青楼，属于顶风作案。在公堂上，张书臣则反告其妻与人通奸，自己是不得已才与妓女交往的，原来也是出于报复。这样的例子，在现代似乎不少见吧，你不仗义，也休怪我无情，老婆偷人，老公也去偷人，要偷大家一起偷，这才不亦乐乎。
民间有句俗语：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又不如偷不着。从各种偷情故事来看，失败者占绝大多数，自古如此。运气好还能全身而退者少之又少，而不幸运的就会留下心灵创伤。现代男人偷情，大多受到古代人的影响。比如，有些人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偷情，有些人喜欢在清晨的时候偷情，有些人喜欢在上班的时间偷情等等，都能找到古人的影子。从偷情场所来，现代人或喜欢公园，或喜欢酒店，或者干脆就在家里，都存在古人遗风。说古代男人教坏了现代人，绝非是赵炎在冤枉古人。
古代男人喜爱抱小姐暗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据说，古时的许多男人，有把玩女子小脚的嗜好，越是小的脚越受欢迎。为了迎合男人们这种病态的审美嗜好，女子们的脚是越缠越小，被誉为“三寸金莲”的脚是小脚中的精品。也有更胜一筹的，有的女子把脚缠的比“三寸金莲”还要小，以致无法行走。这些女孩因裹足致残，出入需要身强体壮的男人来抱也就不足为奇了。
裹足是贵族妇人的专利，贱民阶层的女子是被明令禁止缠足的。
明朝中叶时有位叫黄冈瞿的文人，写过一本《徵君九思》，顾名思义，当然是希望书中所提的建议能够分君之忧。不过他的建议都很是庸常，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倒是其中有一条弱敌制敌的“妙策”异想天开——建议在御边时对敌人要“诱化其俗，令彼妇女习中国法，俱束缚双足为弓样，使男子惑溺，减其精力，惰于击刺”。这个建议虽然荒唐，但是反过来推想，倒是指出一项事实——缠足是一个国家、民族腐朽、堕落的表现。
对女子来说，缠足是为了追逐美，那么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人也这么想么?显然不是。
明朝有一本《女儿经》在民间刊行甚广，后来清同治年间贺瑞麟将它订正为《改良女儿经》，内中对女子缠足作了解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由于脚小的女子能够得到男人的特别青睐，女子们把脚缠的越来越小，出现了女子因脚太小行动不便，进进出出需要他人抱着走的“抱小姐”，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
那么，为什么要千缠万裹来拘束?这是因为圣人的教诲。元代的伊世珍在《瑯环记》上说：“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有了这样的教诲，女子因小脚而不良于行，便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甚至于出现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也就不足为奇了。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便云：“宜兴周相国以千金购一丽人，名为‘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难移，每行必须人抱，是以得名。”
女子缠足，在当时是一种教养，这样的教养流行于贵族家庭之中。因为女子缠足之后出行不便，则自然限制了谋生能力，在经济上必然完全依赖于男方，而平常人是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不干活的女子的。所以缠足虽然是风气所趋，但是官府也不是什么女子的足都让缠的。明人沈德符《野获编》云：“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可见，裹足是贵族妇人的专利，贱民阶层的女子是被明令禁止缠足的。
清人《鼓儿词》中便有这种说法：
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
同是一般裙衩女，为何脚步两样声?
既然天足者被视为贱民，则老百姓但凡经济许可，必然会千方百计地要爬升自己的地位，以至于缠足的风气一变成为家家户户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其实多数父母让自己的女儿的缠足，说起来，也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个好的婆家罢了。河南安阳便有歌谣云：
裹小脚，嫁秀才，吃馍馍，就肉菜;
裹大脚，嫁瞎子，吃糠菜，就辣子。
彭遵泗的《蜀碧》上说：“据蜀时，偶染疟疾，对天曰：‘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众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将焚之，必要以最窄者置于上，遍斩无当意者。忽见己之妾足最窄者，遂斫之，其臭达平政门为乐……”
“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可见到了明末，女子缠足人数已众。
明亡清兴，生气勃勃的清朝统治者就怎么也看不惯缠足了，从顺治二年(1645年)起就下诏严厉禁止。元年(1662年)又诏禁女子缠足，违者罪其父母。这本是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可惜缠足的习气已经深入人心，老百姓根本就不买账，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就只好下诏免除了这道禁令，结果是连入关的旗人女子也缠起足来。以至于到了时，尽管乾隆皇帝多次降旨严责，不许旗女裹脚，害怕自己的族人也染上汉人这一臭毛病，然而事实却是越禁越缠，禁令徒成一纸空文。”
古代文人迷恋小脚：有诗人用小脚妓女鞋当酒杯
当女人足之大小不仅取决于男人的好恶，甚至攸关文化兴衰和国家命运，缠足与放足就不再是一项个人权利。
在现代人看来，中国古代妇女缠足是个“历史之谜”，至今仍难理解。缠足，何时产生?何以流传千年?
主流观点把缠足看作一种病态或变态行为，认为缠足折射出的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当长时期里的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缠足成为一种通行的社会习俗有千余年历史，小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美的体现，缠足是实现这种美的手段，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个民族中的多数男子都喜欢小足，多数女子都缠足，是否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病态呢?很显然，一个民族集体“患病”千年，是说不通的。
收益与风险的博弈
司马迁的《史记》称：“临淄女子，弹弦，呫缠”。其中呫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写的是缠足女性。杜牧诗中“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妇女是天足，五代时，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缠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广”功不可没。《道山新闻》记载说：“后主宫嫔窒息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姑娘的体态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备受皇帝赞赏与宠幸。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
只要许多人卷入其中，那么，从众的情形就将是强烈的。一旦模仿作为一种策略被采纳，那么，它就可能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惯例或者习俗。由此，皇宫内流行的缠足，被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家眷所模仿，进而蔓延到普通阶层。
从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物来看，在北宋已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缠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辍耕录》云：“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另外，从福州黄升墓中出土六双女鞋，其中一双穿在死者的脚上，五双为随葬品。平均长度为13.3至14厘米，宽度为4.4至5厘米，死者脚上还裹着210厘米的裹脚布。这已经是较为标准的缠足，与明清两代的缠足已十分接近了。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并非现代一些人所说的“陋习”、“丑恶”。连苏轼、辛弃疾这样杰出的男士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沉醉其间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用纤足妓女的鞋子“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
缠足恶俗，攸关国体
不过，现代女子均为天足，缠足现象已然绝迹。流传千余年的习俗，为何消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模仿和偏见引致的。清朝末年，体制僵化，政治腐败，在与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差距。
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偏差”：一是隐瞒信息。特别是一些官吏，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和处罚，将与外敌战败的原因归为缠足，认为小脚是中国“野蛮”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国耻”。1896年，康有为在奏折中说：“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灵。一般地，由于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们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标进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寻找与国外差距的过程中，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在寻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标。恰好，被视为西方先进文明的掌握者传教士，因为考虑传教的成绩，而采用的逆向选择策略，给那些寻找替代性考核指标的中国官员和精英，提供了指标。
据考证，缠足被刻意进行由美转丑的现代“制作”，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他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当然，这些举措的作用有限。于是，传教士打着“科学”与“文明”幌子，制造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将缠足行为置于一个非科学的、反动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认为“现代”而“文明”的人们划清与缠足的界限。
传教士把缠足看作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的医生陈微尘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当时像《万国公报》这样的教会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缠足是导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祸首，有的说缠足是害所谓“节片淫乱症”的表现，有的认为缠足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这种舆论迅速在知识界传播开来，成为主流声音。
一种典型的演化是将缠足与弱种退化相联系。张之洞讥缠足使“母气不足”，袁世凯则说缠足“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进入晚清后期，缠足与国弱民穷的关联性就不是“隐相关系”，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从中国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中原汉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扰，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并没有缠足。再稍微引申一下，缠足导致弱种退化的论调，实际上是男性中心主义话语。
另一种演化是将缠足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于是呼吁放足以解放妇女。如果说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实际上等于拿脚的形状来衡量妇女的人格，显然仍带有贬低妇女的倾向。从当时流行的言论看，天足不过是为了给“现代男子”看，是为了好嫁男学生，其思路与缠足者毫无区别。
假如“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体现了男尊女卑，从小脚美改为健康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平等”特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实还是先存了社会已经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认知，所以才从某一特定现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质来。重要的是，修饰身体的特定部位以顺应社会的审美观念(以及其它观念习俗)，应当是个人的基本权力。
还有一种是，在前两种演化的基础上，将缠足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拍摄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经北平军分会向上呈报至最高层，认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
该外人未经我政府批准，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故应予严禁。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政府一体查办。”拍摄缠足一事惊动到这样高的层次，且通令全国，正是因为此呈文说到的“国体”乃是清末以来反缠足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当时的社会精英的这些演化和上纲上线，传教士们也许始料未及吧?
传教士们是否想过，这样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传染许多亿人，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从严格的医学角度，也不能断然将缠足与妇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关联起来。事实上，现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长寿。其中，缠足与长寿有显著关系。缠足后，脚趾弯曲在脚底，前脚掌不能着地，走路时主要用脚跟，这样，只要走路就会刺激脚后跟的肾经穴位。而中医认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气虚衰。
放足以扫除积弊
在以西方为典范的“文明”成为憧憬目标的时代，许多人或者真觉得否定中国的“野蛮”象征的缠足，并不需要什么学理的依据，毕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种策略。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的制度建设，采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于干中学。
所以，当缠足被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被当作病态文化的体现，“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那么，清朝要赶上并超过西方那些“船坚炮利”的“西方强国”，首先应该模仿西方国家，让中国妇女“解放足”。这样才能保障国民身体的强健乃至国力的增加。于是，从官方到精英开始大力开展“放足”运动。
1898年8月13日，光绪帝颁发诏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诱士庶，光绪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岁者，无得裹足”。1902年清廷颁布了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晋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清廷的上谕不仅减少了社会上的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变了部分地方大员的趋向，使之成为不缠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缠足运动的参与者。官方的重视和推行，戒缠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影响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戒缠足诗十首》、《放足歌》等专稿。
还出现了专门反对缠足的妇女刊物：《天足女报》、《天足会报》、《天足会年报》等。《天足会报》就宣称：以劝导不缠足与谋利益为宗旨，以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天足会及附设的女学堂为目的。强大的思想舆论不仅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又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的结果。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把废除缠足列为将来“扫除积弊”的重要工作。1928年5月，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由内政部颁发禁止男子蓄发辫和妇女缠足的禁令，规定：“未满十五岁之幼女，已缠足者应立即解放，未缠者禁止再缠，劝导期满而仍未解放者，罚其家长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罚金，并再限令一个月内解放;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妇女缠足者，应在解放期内一律解放，期满而未解放者，罚其家长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仍限令两个月内解放;期满而仍未解放者，加倍处罚，并由女检查员强制解放之。”到1944年5月，内政部再次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其中禁止妇女缠足仍是主要条款。
这场由官方主导的持久的禁缠足运动，经过种种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对于小脚的偏好得以改变。缠足，在人们的认知中逐渐由美好变成邪恶，从而缠足习俗日益走向消亡。
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缠足绝迹了，仅有最后一块土地——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解放脚”。小脚在人们的认知中终于逐渐由美变丑，最终走向消亡。
揭秘古代那些奇葩诗人狎妓的风流韵事
中国的盛唐两宋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而青楼妓院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鼎盛的水平。这样就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文人士子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尤其是那些出了名的诗人们更加风流潇洒地走进秦楼楚馆，拜倒在石榴裙下，沉醉于温柔之乡。
而一些在官场不得志的诗人，便想在情场上寻找到心灵的慰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于是，及时行乐，纵情声色，便成了他们的生活。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正是这种纵情声色生活的真实生动的写照。因此，那些流连青楼妓院，玩妓女玩到极致的奇葩诗人便应运而生。
一、李白放浪形骸玩“双飞”
李白虽然诗名满天下，人称“诗仙”，但是一生却郁郁不得志，做了几天的翰林供奉，就下了岗。从此，这位大诗人浪迹天涯，四处漂泊。李白在大唐文坛是一个写诗高手，更是烟花柳巷的嫖妓高手。纵观《全唐诗》，李白写自己携妓而游的诗文颇多。
尽管描写十分赤裸露骨，但是那时携妓而游是被社会所接受的，无需忌讳。譬如《江上吟》：“木兰之楫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再如《襄阳歌》：“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又如《代别情人》：“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我悦小颜艳，子倾我文章。”
还如《长相思》：“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空馀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犹闻香。
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点青苔。”至于李白的“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绮食，暮宿鸳鸯之锦衾”、“秋草秋蝶飞，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等极致色情的诗句，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
唐朝学者魏颢在《李翰林集序》就说李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则奴丹砂舞青海波”。
这就是说,李白经常外出携妓而游，而且所携的都是美艳的当红名妓。最典型的就是他《东山吟》中的名句：“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李白本来一向敬重谢安。
这位东晋淝水之战一战成名的谢安，一度曾是李白的偶像，李白曾写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样的千古名句褒奖他。然而，当他真的来到东土山来吊谢公的时候，却带了个漂亮妓女来和他攀比，不仅无礼得出奇，而且无聊到了极点。谢安若是地下有知，不知道有何感想?
由于身边常有名妓跟随左右，李白便放浪形骸，不能自已，竟与两个妓女玩起了“双飞”的戏码。并将当时的情景描写酣畅淋漓。他在《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一诗中写道：“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入镜中开。”
而在《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一诗中则描写得更为香艳：“出舞两美人，飘摇若云仙。留欢不知疲，清晓方来旋。”李白不愧是李白，诗仙毕竟是诗仙，左拥右抱，一夜双飞，如此风流，令人咂舌。纵观古今诗坛，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二、杜甫携妓夜游偏遇天下雨
杜甫一生穷愁潦倒，他笔下的诗作大多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谁能想到，这样一位以为民请命为立身根本的大诗人，竟也有如此携妓夜游、风流潇洒的时候呢?他在《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一诗中就这样写道：“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雨水打湿了座席，风急浪大拍击着船头。歌妓们的红裙子湿透了，愁容满面。大家赶快把缆绳系在柳树上，风雨吹打得船上的帐幔翻卷，浪花拍击着船头。回来的路上却有如秋风萧瑟，丈八沟的五月好像就是秋凉季节。
可见，人们虽然称之为“诗圣”，但他毕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是人就得食人间烟火。说起来，杜甫可是够惨的!本来像他这位现实主义的诗人，怎么能像浪漫主义诗人李白那样明目张胆地嫖妓，只能在夜里头趁着天黑悄悄地携妓夜游。然而，真是人不走运喝凉水也塞牙。
杜甫恐怕一生也就这一次潇洒携妓走一回，偏偏遇上了风雨满天!可谓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恐怕此时连一夜风流的兴趣都没有了。不知道是上天不给力，还是杜甫的运气不太好呢?
三、元白二人同狎共享一妓女
“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下的一首题为《与薛涛》的七言诗。其中第二句中“欲逐刘郎”颇引人玩味。白居易引用刘晨、阮肇入天台遇仙女的故事，但他不说不“刘郎逐仙女”，反而说“仙女逐刘郎”，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