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给出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
一时间，我国老龄化趋势加深、劳动人口规模缩减相关话题引起热议，甚至引发各界担忧。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应对老龄化的客观现状？北青报记者对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进行了专访。
焦点数字
2020年总和生育率1.3
北青报：从数据上分析，我国少子、老龄化趋势是否到了很严峻的时刻？
于洪：这次公布的数据，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少子化、老龄化来到了一个比较严峻的时间节点？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并不存在一个数据上分明的指标，所以并不好量化。少子化、老龄化是一个需要长期观察的宏观的趋势，而我国进入这样的趋势已经有一段时间。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我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较为严峻的周期之中。正像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所表示，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北青报：2020年总和生育率1.3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于洪：此次公布的2020年总和生育率1.3显然是偏低的。从定性的角度理解，社会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时，它的回升压力会比较大，也就是说出现反弹的情况会较难。我们在观察国际上其他国家生育表现的经验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总和生育率低于1.5以后，这项指标就很难再回升至此前的水平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日本、韩国等国处于少子化困境后，其总和生育率长期较为低迷。
第六次人口普查距今已经10年有余，两次总和生育率对比虽然看起来数据有所改善，但是二者之间有可能存在计算口径不完全对应的情况，因此并不能判断认为2020年总和生育率代表着生育意愿情况的改善，这样简单的对比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相隔十年的两组数据都处在较低的区间，值得注意。
解读1
如何理解人口红利继续存在的说法？
存量劳动适龄人口超过8亿
北青报：如何判断我国所面临的老龄化趋势？
于洪：去年新生人口1200万，较前一年继续减少。新增人口连年减少，肯定表明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在持续加剧。目前从数据上来看，每年总的新生人口的下降趋势还看不到明显的逆转可能。
毋庸置疑，人口是经济增长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资本、技术一样，人口可以创造、产生价值。因此如果不考虑新技术等非常态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放缓、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减小肯定是一个不利信号。
北青报：国家统计局认为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如何理解？
于洪：关于人口红利继续存在的说法，客观上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存量的劳动适龄人口仍然很巨大，超过8亿。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社会上的担心程度也很高。这是由于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变化的趋势并不容乐观。此次普查数据显示，劳动适龄人口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减少4000多万人。
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劳动适龄人口存量很大，但持续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人口红利虽仍然存在，但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消退期。“当然，这个过程并非断崖式消退，可能会经历一个20年上下的较长周期。”
解读2
怎么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需要打造综合的政策“篮子”
北青报：为应对少子化趋势，有何建议来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于洪：像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分析的一样，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政策去鼓励、去改善这样的情况当然是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但总体上某一项政策能够有多大的效用，还是存在一定的未知因素。
我个人认为，改善年轻人生育意愿，需要俗称为“一篮子”政策的出台，多方面综合去促进。聚焦到每一个个体而言，其不愿意生育的原因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需要尽量去打造一个应对各种需求的政策“篮子”，从多方面改善总体的生育环境。打个比方，例如发放生育补贴、更多提供育儿场所、生育后妇女的职场关怀、提供学龄人口补贴、减缓年轻人住房压力等等。
北青报：面临老龄化加剧形势，应如何应对劳动力红利消退带来的挑战？
于洪：首先，老龄化群体的增加本身也会催生更大规模的养老、医疗等产业。从经济发展角度，这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其次，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素质、健康水平也都有了较大改观。因此积极采取措施让已经步入现行标准下的老龄化人口更多发挥潜力，也是一个考虑方面，比如延迟退休等。“其实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考虑到人类平均寿命增长，对于老龄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
再次，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措施，从另外的维度来降低我国对于密集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一个考虑思路。例如，外界多有讨论，人工智能更加广泛的应用或许可以弥补人口增长放缓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最后，我们当然还是要鼓励年轻人更多生育，不要让少子化的趋势更加恶化。具体的鼓励政策的制定，如前面提到的，可能要是一个较为综合考虑的政策“篮子”。
本组文/本报记者 李岩 统筹/刘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