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名字走进古诗与成语的唯一美女?

　　中华古诗词与成语的背景与典故中，涉及的人物不在少数。但一个人的名字既被写进古诗词又被写进成语里广为流传的，极为罕见。历史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仅有一人享此殊荣，她就是我国古代两晋时代的著名美女刘碧玉。

　　大家所熟知的成语“小家碧玉”的主角就是她，中华成语大辞典是这样解释“小家碧玉”的：‘碧玉：刘碧玉，汝南王妾。晋·孙绰《情人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意气重，遂得结金兰。’后用以指小户人家的女儿。”

　　据《晋书·汝南王传》记载，汝南王名叫司马义，为晋宗室，官至散骑常侍。碧玉是汝南王姬妾，汝南王对其百般怜惜宠爱。乐府诗中，有六首直接描写碧玉的诗歌传世(每首诗的内文中都点出了碧玉的名字)。

　　一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

　　芙蓉陵霜荣，秋容故尚好。

　　二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

　　三

　　碧玉小家女，不敢贵德攀。

　　感郎意气重，遂得结金兰。

　　四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

　　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晋·孙绰

　　(“破瓜”并非现代人所说的“破处”，而是古代人说的二八年华，因为“瓜”字像两个八字重叠，所以破瓜是指年满二八。)

　　五

　　杏梁日始照，蕙席欢未极。

　　碧玉奉金杯，渌酒助花色。

　　--梁·萧衍

　　六

　　碧玉上宫妓，出入千花林。

　　珠被玳瑁床，感郎情意深。

　　--唐·李暇

　　此后，碧玉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几乎成了年轻貌美的女子的泛称。许多作品中，都提到了碧玉，对其极尽赞美之语。如：

　　唐·贺知章《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像碧玉一样打扮成的高高柳树，千条万缕的柳枝都垂下了绿色的丝条。不知道这细细的柳叶是谁裁剪出来的，乍暖还寒的二月春风恰似剪刀。)

　　唐五代·吴融《月夕追事》：

　　曾听豪家碧玉歌，云床冰簟落秋河。

　　月临高阁帘无影，风过回廊幕有波。

　　屈指尽随云雨散，满头赢得雪霜多。

　　此时空见清凉影，来伴蛩声咽砌莎。

　　明·范文若《鸳鸯棒·慕凤》：

　　“小家碧玉镜慵施，赵娣停灯臂支粟。”

　　清代文人最喜欢的两位美女是谁?

　　清朝中期有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众多文人都青睐着一位英烈女性，多位文人将她采入野史笔记或写进小说中，这个人物就是林四娘。

　　我们对林四娘并不陌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第七十八回中曾写到的这个“姽婳将军”，曹雪芹花了很长的篇幅描述这位巾帼英雄，称林四娘故事是“风流隽逸、忠义感慨”的“千古佳话”，不但让贾宝玉在众多清客面前专门诵读了他的长篇《姽嫿词》，还让纨袴子弟贾环和小才子贾兰各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来赞颂林四娘，曹雪芹这么倾情一位女性是很不寻常的。

　　清代另一位文学家蒲松龄也以林四娘的题材为背景，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林四娘》，收在《聊斋志异》第三卷中。此外，另有王士祯的《池北偶谈》、林云铭的《林四娘记》、陈维崧的《妇人集》、卢见曾的《国朝山左诗抄》、李澄中的《艮斋笔记》、安致远的《青社遗闻》、邱宗玉的《青社琐记》、王士碌的《燃脂集》等，也收有关于林四娘事迹的笔记，曲家杨恩寿更是以林四娘故事编撰了六出昆曲大戏的文本《姽婳将军》。

　　按有关史料记载，林四娘应为明末清初人，因为在清初或清朝中叶时期，林四娘在社会上或文化圈中的名声很大。而按《红楼梦》中的描写，林四娘不但美丽、有武艺，而且还在丈夫恒王死后，勇敢地站出来带领恒府眷属与“流贼余党”奋战，最后“殒身于王”，是不折不扣的节烈女。

　　但在正史中，这个人物却不见踪影，无论《明史·列女传》还是《清史稿·列女传》中都未收录林四娘的事迹，就连长达12卷本《清朝野史大观》也未见有林四娘的条目，看来，林四娘这个人物有可能是子虚乌有。

　　林四娘的来历，按《红楼梦》介绍，是恒王的一位宠姬，最得恒王宠爱，被超拔统辖诸姬，但究竟是哪一个朝代人则未点明。《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身份是一位宫女，她的主子变成了衡王，只说她以17岁处女之身，遇衡府剧变，遭难而死，其鬼魂与青州道陈宝钥交往时，曾奏“亡国之音”，但所亡何国，则避而不谈。

　　不过，尽管恒王变为衡王，但其两者系谐音，显然是一个人。清代著名学者“渔洋山人”王士祯(1634-1711)在《池北偶谈》中关于林四娘的身世故事又进了一步，文中林四娘向陈宝钥作自我介绍称：

　　妾故衡王宫嫔也，生长金陵。衡王昔以千金聘妄，入后宫，宠绝伦辈，不幸早死，殡于宫中。不数年，国破，(衡王)遂北去，妾魂魄犹恋故墟。今宫殿荒芜，聊欲借君亭馆延客……

　　陈宝钥是福建晋江人，字绿崖。据其同乡林云铭在《林四娘记》中的描述，陈宝钥于康熙癸卯年(康熙二年，即公元1663年)任青州道佥事，在衙署时“夜辄闻传桶中有敲击声，问之则寂无应者。”

　　面对有“鬼魂”出现，陈宝钥率仆人及神巫驱鬼均失败，后听从士人刘望龄劝说，决定任其自然，鬼魅遂化作美女，自称林四娘，遂与陈宝钥结为诗酒朋友，并在署事上成为陈宝钥助手，帮助陈宝钥破了许多疑难案子，还惩处了不轨之徒。后来陈宝钥询其生前来历，林四娘告诉他一段凄惋身世：

　　我蒲田人也，明崇祯时，父为江宁府库官，逋帑下狱。我与表兄某悉身营救，同卧起半载，实无私情。父出狱而疑不释，我因投镮以明无他，烈魂不散耳。与君有桑梓之谊而来，非偶然也。(林四娘)计在署十有八月而别，别后陈每思慕不止。

　　陈维崧(1625-1682)所著《妇人集》一书中也收录了有关林四娘故事的内容，他称“王十一(即王士祯)为余述林四娘事，幽窈而屑瑟，盖《搜神》《酉阳》之亚也。四娘自言故衡府宫人”。

　　接下来，是所附王士祯《林四娘歌》及“小序”，序中叙述的即是陈宝钥邂逅林四娘鬼魂事迹，称“四娘貌本上流，妆从吴俗……环悬利剑，冷然如聂隐娘红线一流。婢东儿青儿皆姝丽，恒持左右，人亦无敢调(戏)者”，居三月才与陈宝钥告别。文之末后有一首伪托林四娘鬼魂写的七绝：“玉阶小立羞娥蹙，黄昏月映苍姻绿。金床玉几不归来，空唱人间可哀曲”。

　　这些文人所述林四娘事迹中，林云铭笔下的林四娘，与其他人的身世描写均不相同，一是林四娘父任江宁府库官，与王士祯《池北偶谈》中说她是金陵人虽对得起来，但多了一个福建蒲田的籍贯;二是否定了林四娘是衡(恒)王宫人身份，变成库吏女儿;三是林四娘父亲怀疑她与表兄有染，为明志而投镮自杀，并非为衡(恒)王死节。

　　既然多家文人都写到陈宝钥与林四娘的感情纠葛故事，那么，关于林四娘这个人物的出处就一定与陈宝钥有关。据林云铭说，他与陈宝钥是同乡，是他亲自聆听了陈宝钥讲的这段人鬼“奇遇”故事后，才写成那篇《林四娘记》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林四娘的事迹，最初是由清初在青州任佥事的陈宝钥“亲历”或原创编撰的，然后由林云铭正式付诸文字，故事便逐渐传播开来，又经王士祯、卢见曾、陈维崧这些文人予以丰富或改编，遂渐敷成一位节烈女子的事迹。

　　林四娘是否实有其人，我们还可从陈维崧的经历中获得旁证。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宜兴人，清初文人，其父陈贞慧，曾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坚决反对阉党。入清后，由于他伤故国之亡，一直并未能得官，故对清廷存有不满情绪，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才举博学鸿词科，任翰林院检讨，54岁时参与修纂《明史》。

　　试想，如果林四娘果系衡(恒)王府宠姬，又如《红楼梦》中描写是与“流贼”奋战牺牲，陈维崧岂会不将她写入《明史·列女传》?显然，林四娘系艺术创作中的人物是无疑的，也正因为这样，文人们撰写的鬼魂怪诞故事只能入笔记小说而不入《明史》、《淸史稿》甚至《清朝野史大观》，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而林四娘这个人物的原创者，就是那位青州道佥事陈宝钥。

　　于是，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清中叶有那么多的重量级文人对创作林四娘形象发生兴趣呢?

　　首先，我们来查找一下历史上衡(恒)王这个人物。据《明史》第一百十九卷“诸王传”记载：第一代衡恭王叫朱佑楎，为明宪宗第七子，弘治十二年封于青州，建衡王藩府，后袭传衡庄王厚燆、衡康王载圭、衡安王载封(载圭弟)、衡定王翊镬、末代衡王朱由棷，共五世六王，前面五任衡王都是病死的，所以不可能是林四娘的主人。

　　只有最后一任衡王朱由棷袭王爵后，已是明代末年的崇祯朝，时清军入关，又占领山东许多地方。而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后，其中一支在大顺部将军赵应元率领下，打着“复明”旗帜来到山东，攻下青州，杀死清廷委署的官员王鳌永(淄川豪强)，赵应元找到昔日的衡王朱由棷，想拥戴他“南面为君”，以为号召。

　　但朱由棷却是个脓包，他见清军势大，况且他的衡府未破，仍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于是坚决不肯僭位称帝，整天哭着哀告放过他，把眼晴也哭肿了。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清军复攻陷青州，杀死赵应元，遂将朱由棷押往北京“恩养”，次年与家人皆被杀，随后，清廷又将衡府宫女138人解京，宫女们不愿离开故土，被押解前，许多人自杀身亡，自此便在民间生出衡王旧宫“闹鬼”的传说。

　　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宝钥在青州任职时，会搜集到衡王旧宫的传悦，并编造出一个鬼魂林四娘与他交住的故事，借以抒发伤怀故国之情。而据有关资料，陈宝钥在

　　南明期时，曾参与过抗清活动，所以，他所著的《陈绿厓诗稿》在乾隆朝被禁，原因是他“纪崇祯以后唐(即抗清的唐王朱聿键)、桂(桂王朱由榔)二王事，语多狂吠”。这样一位与清廷貌合神离的文人，编造一个自己与林四娘鬼魂交往的美丽故事以抒发胸中怀故园之情，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王士祯《池北偶谈》和卢见曾的《国朝山左诗抄》中叙述林四娘故事时，都讲到林四娘在衡宫亡故后，“不数年，(朱由棷)国破，遂北去”。而《聊斋志异》第六卷中的《林氏》篇，则写到一位贤美妇女林氏被掳的悲惨经历，称“会北兵入，被俘去。”

　　林氏被逼自刎才保住贞节，但受了重伤，伤愈后失去生育能力。这“北去”、“北兵”等文字，正影射了清兵南下和将朱由棷押往北京谋害的事。朱由棷并未参加反清活动，他的悲惨结局孚然会引发了前明入清的文人们的一掬同情。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曹雪芹和蒲松龄等将艺术传说人物林四娘作为题材写入自己的作品，应该也都是有深意的，它反映了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文人们一方面不敢从正面描写末代衡王朱由棷的悲惨遭遇，只好小心翼翼地或改成林四娘这个“姽婳将军”是与“流贼余党”奋战捐躯，或干脆写其与陈宝钥的“人鬼之恋”。

　　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大编林四娘的故事，奉为民族英烈，蒲松龄的《林四娘》一篇似更露骨，末后附林四娘诗曰：“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箫鼓静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惠质心悲只问禅。日诵菩提千百句，闻看贝叶两三遍。

　　高唱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诗中“汉家箫鼓静烽烟”中的“汉家”，不正是清代文人对汉人政权前明王朝的惜亡之情吗?我们知道，元朝时汉人因受元蒙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人心思汉，无处表达，便创作杂剧以发泄情愫，如关汉卿的《单刀会》、马致远的《汉宫秋》，都曾在作品中突出汉朝，寄托向往。

　　因此，我们在研究《红楼梦》《聊斋志异》二书时，对林四娘的情节似不能等闲视之，应对两作者流露出来的反清怀明的感情倾向，给予足够的重现。

　　而事实上，林四娘的故事可能还隐喻着一个吕四娘的故事。

　　据《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二《江南北八侠》和《甘凤池》两篇笔记小说所载，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大江南北有八大侠，为首的叫了因僧，以下依次有吕四娘、曹仁父、路民瞻、周浔、吕元、白泰官、甘风池，各有精绝武艺，后了因和尚无行作恶，被其他七侠所除。

　　据说此七人都曾是抗清英雄郑成功的部下。当时雍正帝胤祯厌恶剑侠，遂严行缉捕。七人中吕四娘的身世又不一般，她“本晚村先生裔，国仇家难，刻不去怀”，“图报愈急”，并欲“甘(噉)心虏酋”。

　　原来，这里还牵涉到清初的一桩大文字狱冤案。先说“晚村先生”，他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吕留良。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今桐乡市)石门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诗人。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旋清军入关渡江南下，吕留良遂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奔走于浙西各地，参加抗清斗争，左股曾中清军之箭，留下终身创伤，而其侄吕宣忠更被清军捕去后杀害于杭州。

　　顺治五年(1648)，抗清失败的吕留良回到家乡，为摆脱窘境，不得已在顺治十年(1653)易名光轮参加科考中秀才，对于这次“失节”，吕留良引以为耻，遂归隐林下，著书讲学，绝不出仕。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入开博学鸿词科考以笼络人才，逼士人们出仕，吕留良为拒当官，被迫落发为僧，潜心学问，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病逝于家乡南阳村庄。

　　不料迨至雍正时，有一名崇拜吕留良思想、学问的湖南靖州书生曾静忽发梦想，命徒弟张熙投书清廷川陕总督岳钟琪，要求这位“岳飞后人”(纯系臆测)举兵反清，岳钟琪震怒，当即将张熙拘捕严刑审讯，张熙熬供出曾静。曾静被捕后，称系受江南儒生吕留良诗书“邪说”蛊惑，并将所得吕留良的著作和日记交出。

　　因是“谋逆”大案，很快报告至雍正帝御前，雍正帝胤祯决定大开杀戒镇压“悖逆”言论，于雍正七年(1729)五月命九卿翰詹科道会审此大案，次年八月审结。刑部等衙门会议提出，判决已死的吕留良及长子吕葆中戮屍，次子吕毅中斩立决，并株连子女亲属，吕家16岁以上男子均处死，其余人员充军黑龙江，家产抄没。

　　此案还株连了一大批士人和浙江、湖南的当地官员，曾静、张熙算是“受骗上当”免去死罪(后于乾隆时仍被处死)，雍正帝还亲撰《大义觉迷录》一书，逐条批驳吕留良“悖逆狂言”，也算是开了现代大批判之先河。

　　自雍正帝制造吕留良文字狱冤案后，清廷对知识界言论加大了钳控力度，压得江南士人气都透不过来，此后又连续制造了几次文字狱案，每次都充满血腥，还株连大批老百姓家破人亡，人民不堪其痛，更加激起不满情绪。

　　雍正十三年(1735)，胤祯突然暴病去世，于是，民间便编出了吕留良有孙女为剑侠，她为报家仇国恨，飞身入宫杀死雍正帝，还斩去了雍正帝的头颅。《清朝野史大观》不仅指吕四娘是吕留良之孙女，还称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另一篇小说《侠女》，叙述的主角侠女原型也是吕四娘。

　　从林四娘到吕四娘，“四娘故事”又有了发展。那么，吕留良究竟有没有一位剑侠孙女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吕家世代诗书传家，不可能出习武之人，更不会有女性去学剑术。当初吕留良冤案发生时，吕家遭灭门之祸，官府早将吕家大小人口逮捕，不可能有吕留良某个孙女逃离罗网。

　　而据2003年浙江桐乡市政府所编的《吕留良纪念集》(内部汇印)一书披露，吕留良2个儿子中，也没有一个被称为“四娘”的孙女。因此，把雍正帝之死附会成是“女侠吕四娘”所为，实在只是一个美好传说，并没有真实史料作为依据。

　　而更有意思的是，清代中期文人不仅创造了林四娘传奇，还延续创造了吕四娘的剑侠传奇，他们爱屋及乌，后来对“四”也情有独钟，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创造了侠客凤鸣歧的形象，早有人指出：其人物原型是反清剑侠甘凤池，作者更将凤鸣歧唤做“凤四老爹”，依我的理解，那更是把甘凤池和吕四娘两个人物并在一起了。

　　看来，清代的林四娘、吕四娘文化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士人和老百姓中强烈的反清、怀明(朝)情绪，今天仍值得人们去研究、去读懂。

　　另类恶俗：明代文人何以得花柳病为荣?

　　有人说，明朝的文人有些另类，与唐代文人的大气磅礴不同，与宋代文人的宽仁大度不同，明代的文人大都处世固执，做事偏激，为了某些不切实际的名声名誉、道统传统而争论不息，实则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没有任何好处。其实，这话说得有些言过其实，应该说，明朝文人不是有些另类，而是他们的言行反映出来的极端风气太另类。

　　明朝嘉靖年间，曾发生围绕世宗朱厚熜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而进行君臣论战的所谓“大礼仪”事件，就因为世宗的生父、生母不是皇帝、皇后的身份，而引起整个文官群体却如临大敌，誓死捍卫所谓的“正统”，一定要争论出个“名正言顺”才肯罢休。

　　为了这个毫无国家利益可言的话题，群臣们与皇帝旷日持久地拼死对着干，长达十多年之久，结果朝廷诸部司百官各具疏反对，并有二百三十余名大臣跪伏于左顺门请愿，其中有一百三十四被捕入狱，十八人死于狱中，最终弄得两败俱伤。明代的文人不见在政治构想上有什么创举，也不见对国计民生有什么施行，却在这种“名分”之事上耗费精力。空谈，虚名，固执，偏激，不仅遗害了整个大明王朝，也害死了自己。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后来又发生了“红丸案”、“移宫案”等等，无不反映了整个明朝的文人这种极端的倾向：不考虑国家的实际利益，为的是个人的名节，不惜采取对抗皇帝的行动。明代文人们似乎以“当众顶撞皇帝”而“被打屁股”这样极端的事情为荣，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们忠君爱国的狂热理想。

　　朝廷官场上文人的极端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民间文人的风气，以致于有的文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竟然以暴露无耻为卖点，把得了性病的事情写入诗文大加高调宣扬，这种得了性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事情，真实反映了潜藏在明朝文人心灵深处的极端恶俗。

　　当时，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明朝著名文人屠隆之死、另一位著名文人汤显祖为其写诗以叙朋友之情的一件事。

　　屠隆，字长卿，浙江鄞县人，明万历五年，即公元1578年进士及第，官至礼部主事、郎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屠隆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明史》记载他“生有异才”，为人豪放，纵情诗酒，专门爱结交天下名士，名列“中兴五子”。他坚持“针线连络，血脉贯通”的戏曲创作主张，他的“诗有天造之极，文友瑰奇横逸”，他的《昙花记》、《修文记》、《采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名满京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汤显祖。

　　明朝是个才子辈出的年代，而大凡才子无不彰显其才子风流本色。如当时强烈批判《西游记》的著名史学家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再如明代文坛“公安派”领军人物的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还如秦淮河畔的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这种著名文人与青楼名妓之间的情爱，在当时皆被传为美谈佳话;就连抗清英雄、著名文人陈子龙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也先后将三个风尘女子纳为爱妾。同他们相比，屠隆无论是在创作天赋上、文坛名气上还是在家境优越度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他的风流程度相当出格。

　　屠隆的风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创作形式上，他专爱写男子弃官求道，最终与美妻爱妾修成正果的传奇爱情故事，尤其是他在与一位侯爵夫人有了暧昧关系以后，便开始进一步描写一些淫荡男女私情的作品，以至几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争议;其二，在个人生活上，他不但喜欢搞“同性恋”，而且还广“蓄声妓”，整日和妓女厮混在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从汤显祖写给他的“长卿曾误宋东邻”，以及“岂有妖姬解春姿，岂有狡童解咏诗”的诗句中，不难想像出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极端放纵。

　　长期沉溺于男欢女爱，整日纵情于声色之乐，在给屠长卿带来创作灵感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万历十二年，时任礼部主事的屠隆，因为在当朝宰相张居正的大丧期间招惹风尘女子，有失朝庭官员颜面，而被神宗皇帝亲自下诏削籍回家。

　　削官后的屠隆在以后的日子里，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为更加放荡不检。他以超出一般人轻佻之举，整日出没于烟花柳巷之中，游戏于风尘女子之间。在当时那种没有任何卫生理念、没有丝毫防范措施的年代里，屠隆在把感情寄托到青楼妓女身上的同时，青楼妓女也就把“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就在屠隆死的前一年，汤显祖为了屠隆的性病生活竟然一口气写了十首诗，并把题目定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寄给了时在卧病之中的屠隆。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花柳病“梅毒”的雅称，旧时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如果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这位死于性病的风流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炽热的年代，是一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时期。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从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春宫画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妓院满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费的蓬勃兴起，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

　　据反映明末社会风气的《五杂俎》记载：“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性本来就风流的屠隆，能不会更加出格的风流吗?从汤显祖的“戏寄十绝”中的这个“戏”字，可以看出屠隆患上“杨梅大疮”，极像是一件值得称赞的风流韵事。即便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最起码在屠龙的好友汤显祖看来，性病在当时社会如同感冒发烧流鼻涕一样，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见病。然而，屠隆不但病得不轻，而且极其凶险，以至于一年之后，屠隆便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死于自杀的有之，死于政治斗争的有之，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寿终正寝的有之，但死于“梅毒”这种风流病的，明朝末年的大才子屠隆却是第一个。可以说，屠隆风流出格，放纵自我，肉欲横流，与桃花柳杏厮混，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染上“梅毒”，最后不治而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的文字记录。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晚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他是明代戏曲家，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戏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当然，汤显祖不但是戏曲作家，而且也是一位诗人，因此，他不仅写诗高调宣扬屠隆的“情寄之疡”，而且还为一个没有见面的红颜女子、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以寄托自己的无限情思。

　　这位娄江女子姓俞，人们以俞二娘相称。她不仅是汤显祖的戏迷，而且是一位超级戏迷。“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是《牡丹亭》中杜丽娘著名的唱词。然而，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故事，并非仅仅属于《牡丹亭》。就是这位俞二娘也超越了生死，“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牡丹亭》的作者、观众和戏剧以最奇妙的方式就这样地不期而遇了。

　　从明万历年间的原创版，到2004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经上演了四百多年，汤显祖娓娓描述的爱情故事，征服了无数观众，尤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年。而当年的俞二娘，用眼下的流行语来说，无疑是一位“超级粉丝”，即便是当今的疯狂的追星族也难以望其项背。

　　据明大文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记载：“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以后，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作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于是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临终前从松开的纤手中滑落的，正是《牡丹亭》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

　　汤显祖得知消息后，挥笔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其中写道：“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从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汤显祖对自己的这位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女戏迷寄托的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在今天，汤显祖比屠隆的名声大得多。可在万历年间，屠隆的声名，要比汤显祖响亮的多。屠隆的戏剧，也要比汤的卖座一些。因为屠隆不光写戏，还会演戏，家里蓄有戏班，花钱招聘名角，还时不时地粉墨登场，客串红毡，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屠隆比汤显祖要风流倜傥多了，自然追星族也要多些。但是，屠隆对待自己的追星族是普降雨露，而汤显祖对待自己的追星族却是雨露独施。

　　像屠隆这样的风流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本是一件不必十分隐秘的事情。但是，得了花柳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汤显祖却把此事视作风流，不但不觉得这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反而堂而皇之让这件事进诗入文，而且公开的添油加醋高调宣扬。这无疑是当时文人潜伏在心灵深处的极端恶俗真实生动的写照。

　　古代文人逛青楼：重在调情不屑男女关系

　　男人皆好色，文人也然，并非因为饱读诗书就刀枪不入，不过，文人的好色带有一点含蓄的雅趣。

　　一次，胡适的朋友在他家聚会，徐志摩抱来一大堆德文色情书，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看看，明明是好色，还希望拥有无穷的想象。

　　还有，陈独秀在北大教书时好逛八大胡同，他与高君曼同居，得意地写信给苏曼殊，说：“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明明是非婚同居，一时竟还传为佳话了。

　　也许因为陈独秀一向反传统，所以没有人敢去呵斥他的不道德，要知道，在中国文化里，色与德是对立的，好色者坏德，德高者戒色。然而，是人就有情欲，而“多情者必好色”，所以自有文章以来，有情趣的文章大多有情色文字。因此，“情色”在文人笔下就变得有些山隔水阻，曲径幽篁，形成了雅趣。

　　文人或许是技痒，总想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情写出来。于是，我们读到欧阳修写的纤纤玉手：“玉指纤纤嫩剥葱”;白居易写眼睛：“回眸一笑百媚生”;李白写气味儿：“一枝红艳露凝香”;宋玉写身高：“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还有秦观，写得更诱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

　　中国历代娼风大盛，那是才子佳人欣赏与被欣赏的时代，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秦观、柳永等墨客骚人哪一个不是风月中人?吃花酒只是更增其一份潇洒飘逸，也许，面对红粉佳人的轻松能让文人们找到更多的灵感与激情，试想，没有了李香君，能有《桃花扇》?没有了琵琶女，又哪来的《琵琶行》?

　　要知道，古代的文人在其声色犬马中，比我们现在想象中的要高级得多，雅趣得多。

　　过去的妓女讲究色艺双绝，不光靠一张脸取悦于人，有好颜色还要有好才情，文学修养是极紧要的标准之一，只有书香的熏陶，才上得“芳谱”的。读晚清小说《花月痕》就知道，“十花品第”之第一名刘秋痕便是工昆曲、好读书，文学修养极高的女子。而苏小小的诗文，柳如是的才情，董小宛与恋人之间的唱和，无不充满文学的韵味。同时，她们因为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见识往往高人一筹，所以，妓女们多为才女，且多数是卖艺不卖身的。

　　而文人光顾青楼，那叫“狎妓”，重点放在调情上面，甚至只是纯粹调情。柳永在《少年游》里就有一句“狎性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狎”与“嫖”的概念略有不同，“狎妓”的重点不在发生男女关系，而在于调情，而调情者，自然要双方旗鼓相当，才情处于伯仲之间，才能调出味道，调出“性”趣。你作首艳词，对方就必须弹首艳曲以示高下;对方跳支艳舞，你也应该要会打个鼓点助助兴。若说饮酒对诗，作画对弈，更是文人“狎妓”中的家常便饭。他们唱和诗酒雪月风花，琴瑟和谐要焚香沐浴，剪烛伴读也要青春佳丽，只是品评赏玩一下女性美而已。

　　相比之下，如今的人根本就不懂好色，不仅缺乏欣赏的能力，而且缺乏耐性，缺乏调情的才情。以前的女人含而不露，是被旗袍包裹得严严实实之下的诱惑，就连当年的梦露裙摆也是往下掩的;如今的一些女人，能少穿就尽量少穿，裙摆都是往上撩的，甚至刻意走光，刻意搞出个什么门来。

　　柳永已逝，井水边处再没柳词;胡适客死孤岛，芙蓉帐前没有了绣花鞋，奈何?

　　古代妓女房中之术：男人无不成俘虏